摘要：那天没有亲人在场，留下的也只是草草填的一张执行通知单。家人直到2010年在旧物堆里才翻出他写的那封绝笔信，信里没什么抱怨，都是牵挂和一句“坚信正义终将到来”。骨灰更是隔了整整61年，到了2011年才被运回福州，葬进文林山的烈士陵园。

1950年8月10日，台北马场町的一处行刑场，王正钧被处决。

那天没有亲人在场，留下的也只是草草填的一张执行通知单。家人直到2010年在旧物堆里才翻出他写的那封绝笔信，信里没什么抱怨，都是牵挂和一句“坚信正义终将到来”。骨灰更是隔了整整61年，到了2011年才被运回福州，葬进文林山的烈士陵园。

这件事不是孤立的孤案。早两个月，吴石、陈宝仓等四人在同一地被处决，岛内气氛已经紧张。接着蒋介石亲笔下令，把原判无期的王改判死刑并立即执行。司法复核小组最初的意见是维持无期，几个法官也觉得量刑合适。王在系统里级别不高，只是吴石的副官，没像聂曦那样直接处理核心情报。可就是这些理性判断，被蒋介石的决定推翻了——坚持原判的三名法官被撤换，判决被改了。

把这件事放到当时的政治气候里看，就能理解为什么会变成这样。1950年春，蒋介石再度接掌军政大权，对外说是“复行视事”，但内部并不稳：代总统李宗仁在外面质疑合法性，美方对保卫台湾的承诺不够明确，甚至有人在美国方面和孙立人有接触。岛内物资紧张，军心和民心都不是很稳。吴石案成了一个清洗的口子，蒋用“敌人渗透”当理由展开整肃，几个月里抓了不少军政人员。六月处决吴石等人后，官方大肆报道，用高压的方式吓唬人，但基层的不满并没因此消停，老兵和一些基层军官私下里抱怨特务抓人太随意，这让蒋更紧张，担心渗透已经不止在高层，而是往下传。

案卷里最关键的一页，是那份没公开的情报清单。清单上写着台湾守军布防图、美国顾问团的住处和通勤路线等敏感内容。重要的是，这些信息并非来自某个显眼的高级军官，而是通过像王正钧这种基层联结人传出去的。蒋看了那清单后估计，渗透的模式比想象中更危险：不是从上而下的崩塌，而是从下往上的慢性蚕食。此时需要一个立刻起效的动作，一个能给外界和内部看的决断。把王处死，既能展现铁腕，也能向观望的美方和岛内势力示威：防务还在控制之中。

把镜头拉回王个人。档案写着他和吴石、聂曦都是福州人，走上那条路有聂能辉的影响。聂能辉早年参加新四军，曾在上饶集中营参与暴动，后来牺牲在雨花台，那些经历在圈子里像是把信念的种子播下。1948年，靠着聂能辉的牵线，王进了国民党福州新闻检查处。那份工作要求人细心、谨慎，慢慢地他得到了吴石的信任。

1949年吴石去台北任职时，把王带在身边，头衔是“副官”，实际任务偏向情报中转。对保密单位来说，低职级反而是掩护：不容易引人注意，又能在局里穿梭。后来的复盘也承认，王在那个网络中是关键的中转节点。档案里有几处具体描写他的做法：推着装蔬菜的手推车，在台北旧巷里绕圈确认没有人跟踪，然后在暗处与接头人交换物品，把情报藏在菜篮最底层。有一次是1950年2月，朱枫急需离台送出重要材料，王冒险把吴石签发的“特别通行证”亲手交给她，给情报争取了走人的时间。

参谋总长周至柔后来写的分析报告，把王列为“一级涉案人员”，说他“全程参与情报收集与传递，掌握核心联络方式”。保密局的内部评估也把他看成网络中不可或缺的一环。换句话说，王不是普通跑腿，他的存在让很多信息能以低暴露度的方式流出。

司法程序上，王的案子被多次复核。起初的结论是无期徒刑与事实匹配，但在蒋的亲笔指令到来后，司法独立被打断，法官遭撤换，判决改了。改判的同时，还安排蒋经国亲自督办这案子。这既是让蒋经国在特务系统里站稳脚，也顺带削弱旧有军统和中央情报机构的影响。某种程度上，王的结局成了权力重整的一枚筹码。

行刑当天的记录很短，押解简单，没什么公开的宣判仪式。家里人当场只拿到那张执行通知单。多年后他们才在破旧的箱子里发现那封信，信短短的，写给家里人的牵挂居多，没有咒骂和气愤，只有一句“坚信正义终将到来”。2011年，福建省民政厅给他颁了《革命烈士证明书》，骨灰运回了福州，安放在文林山的烈士陵园，亲人在陵园里替他摆了些花草，站在碑前沉默。

从档案和家信拼凑出来的画面里，可以看到两类人在那场风波里。台面上大家都看着的是像吴石这样的高级人物，媒体也报道得多；但真正把信息从门内送到门外的，往往是像王这样低调的联络人。他们不显山露水，做的却是关键性的、日常化的工作。谁都知道一份情报能不能走出去，不仅看发出的人有没有胆识，更多时候还得看那条传递链能否稳稳地把东西送到下一关。家书、档案、地方纪念，把这些被忽略的人慢慢拼回来。家人在文林山墓前翻着那张泛黄的纸，光线下字迹有些斑驳，仿佛把多年以前的那个狭窄巷口又拉近了一点。

来源：穿梭的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