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一片灰白冬日的广场上，35条红裙在风中翻飞，形态各异、颜色深浅不一。它们悬挂在华盛顿史密森尼美国印第安人国家博物馆外，象征着无数失踪或被谋杀的原住民女性。由于司法体系的复杂与冷漠，没有人知道确切的数字。对许多家庭而言，连最基本的记录都不存在。

在一片灰白冬日的广场上，35条红裙在风中翻飞，形态各异、颜色深浅不一。它们悬挂在华盛顿史密森尼美国印第安人国家博物馆外，象征着无数失踪或被谋杀的原住民女性。由于司法体系的复杂与冷漠，没有人知道确切的数字。对许多家庭而言，连最基本的记录都不存在。

美国原住民女性遭受暴力的比例高得惊人。2016年，美国司法研究所的报告显示，84%的美洲印第安人和阿拉斯加原住民女性一生中经历过某种形式的暴力，而白人女性为71%。同年有5712名原住民女性和女孩被通报失踪，但在司法部的失踪人员数据库中，仅有116人被正式记录。这种失衡的统计背后，是司法无能、资源匮乏与社会的漠视。

对来自加拿大曼尼托巴省的艺术家杰米·布莱克（Jaime Black）而言，这种沉默几乎无法承受。她是梅蒂斯族人，为纪念这些无名女性，也为宣泄自己的悲痛，创作了“红裙计划（REDress Project）”。那一袭袭空荡的红裙，既是哀悼的象征，也是一种集体的呐喊。她希望观者在凝视时能生出疑问，并让那些经历过暴力的人获得片刻的释放。“艺术能转化，也能超越，让我们重新面对悲剧。”博物馆副馆长玛雪尔·莫嫩基特说。

这是红裙计划首次在美国展出，也是博物馆第一次正面回应“失踪与被谋杀的原住民女性”（MMIW）议题。展览与三月的女性历史月同步进行，期间还举办专题论坛，由女性学者和活动家组成的全女性小组参与讨论。

布莱克并非受过学院训练的艺术家，但自幼就热衷创作。她的灵感源于温尼伯原住民当代艺术画廊的合作经历。一次在德国的原住民议题会议上，她听到学者乔安·埃皮斯克纽谈及加拿大数百名被害或失踪的原住民女性——那一刻如同雷击。她随即与温尼伯大学妇女与性别研究所合作，收集社区捐赠的红裙，2011年，第一场红裙展在校园诞生。

此后，展览巡回加拿大各地大学，与讲座和工作坊并行展开，成为集艺术、教育与纪念于一体的公共行动。“它像个孩子，”布莱克说，“我没计划它，它自己长大，走进世界，比我能想象的更远。”

红色在她的设想中至关重要。她说：“它是生命的颜色，是我们共同的血脉，也是对暴力的隐喻。”她希望不同文化的人都能投射自己的理解——红不仅是警示，也是共通的语言。如今，加拿大各地有人在自家门前悬挂红裙，以表达团结与纪念。布莱克曾在不列颠哥伦比亚一个只有500人的小岛上，也看到一条孤独的红裙。

在美国国会关于MMIW的听证会上，来自新墨西哥州的众议员黛布·哈兰德（Deb Haaland）穿着红衣致辞。她是首批进入国会的美洲原住民女性之一。她哽咽着说：“我穿红色，是为了纪念那些失踪和被杀害的原住民女性。”她提到的“萨凡纳法案”旨在改进针对原住民暴力案件的报告机制，并让部落更好地访问联邦失踪数据库。这部法案以2017年被谋杀的孕妇萨凡纳·格雷温德命名。

哈兰德呼吁联邦调查局重新承担责任——这个机构最初正是为调查印第安保留地谋杀案而设立的。堪萨斯大学学者萨拉·迪尔（Sarah Deer）则指出，管辖权纠葛与长期的执法偏见让案件难以推进。她说：“当你的母亲、祖母、曾祖母都曾是受害者，却从未得到正义时，你为什么还会去报警？”

原住民女性往往不符合“媒体所偏好的受害者形象”。她们中不少人经历贫困、失业、成瘾或被社会服务机构剥夺监护权。迪尔强调，这并不意味着她们就不值得同情——“我们需要培养一种同情与理解的文化，这不是立法就能解决的。”

国会原住民事务小组主席鲁本·加耶戈在听证会上承认延误已久：“这是悲剧，也是罪过。我们必须弥补。”迪尔相信，像红裙计划这样的艺术行动能加速社会的觉醒。她看到越来越多的展览、游行和社交媒体行动都以红色为象征，“每个人都选择用红色去纪念这些生命。”

她提醒人们，这种针对原住民女性的暴力早在1492年哥伦布登岸时就已开始——那年他掳走了女孩和妇女送往欧洲。“这场暴力延续了五个世纪。”

布莱克说得更直白：“自殖民以来，原住民女性始终站在捍卫土地与社区的最前线，正因为这种坚持，她们成为暴力的目标。”但她相信，那些失踪与被杀害的女性从未真正消失。“通过红裙计划，她们的灵魂与我们同在，给予我们勇气、力量与清明，引领我们重新夺回身为原住民女性的尊严与主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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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见尘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