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冽陈虎 | 邛崃兴福寺里的“五七”干校

摘要：新中国成立后，为了继续发扬革命战争年代艰苦奋斗、紧密联系群众的优良传统，有效克服官僚主义，密切党群、干群关系，毛泽东提出，要有组织、有计划地将各级干部分期分批下放到工厂、农村参加劳动，与群众同吃同住同甘苦。

新中国成立后，为了继续发扬革命战争年代艰苦奋斗、紧密联系群众的优良传统，有效克服官僚主义，密切党群、干群关系，毛泽东提出，要有组织、有计划地将各级干部分期分批下放到工厂、农村参加劳动，与群众同吃同住同甘苦。

1966年5月7日，毛泽东进一步发出“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的“五七”指示。全国各地迅速响应、积极行动，一大批干部深入工、农、交通运输、手工和其他行业参加劳动。特别是在农业战线，各行各业职工从事农业生产蔚然成风，参加劳动逐渐成为一项长期坚持的制度。“下放”“干校”等用语，逐渐成为那个时代的热词。

新中国成立后，为了继续发扬革命战争年代艰苦奋斗、紧密联系群众的优良传统，各级干部被分期分批下放参加劳动。

一

1968年10月5日，《人民日报》在《柳河“五七”干校为机关革命化提供了新的经验》一文编者按中，引述了毛泽东的指示：“广大干部下放劳动，这对干部是一种重新学习的极好机会。”全国各地党政机关以此为契机，陆续开办了“五七”干校，大批干部、专家、教师、文艺工作者相继下放农村，到“五七”干校参加劳动。邛崃“五七”干校正是在这一背景下诞生的产物。

1969年1月8日，邛崃县革命委员会成立，共有委员33人，其中军代表6人、干部代表5人、群众代表22人。革命委员会简称革委会，是“文化大革命”期间将党委和人民政府合为一体的政权组织形式，人员采取三结合的方式，由部队军管代表、党政机关部分没被打倒的干部以及群众组织代表构成。县革委成立不久，就筹备建立了“五七”干校，校址设在邛崃县三和公社银杏坪（现火井镇兴福寺），成为全县干部下放劳动改造、接受再教育的重要场所。“文革”期间，下放干校叫走“五七”道路，干部则称“五七”战士。

1958年4月30日，邛崃部分下放干部合影。

1969年初，邛崃把未被各级革委会选用的原县委、县政府、公检法系统和各区、各公社机关的干部280余人，先集中在原县政府机关内，开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进行“大学习、大批判”。其时，县革委虽然成立了，但不同派别的群众组织并没有真正实现“革命大联合”，摩擦不断，县革委成立当天还发生了激烈的武斗，造成人员伤亡。为了避免干扰，减少不必要的冲突和影响，县革委在选择干校校址时煞费苦心。几经比较和多方考虑，最终决定将离县城40多公里、位于三和公社境内的银杏坪寺庙作为干校校址。这里位置偏僻、山高路陡，可以不受外界干扰，更好地起到锻炼干部、加大“斗、批、改”力度的作用。

1958年5月10日，首批下放锻炼的干部在拱辰学区参加劳动。

干校地址确定后，县革委立即在学习班抽调了十多名干部组成先遣队，将兴福寺里的佛像通通推倒并清理干净，同时把住庙人员迁出，筑灶台、备木床、引水源、修猪圈，为随后大队人马入驻做好准备。在学习班开办三个多月、已经具备办学条件的情况下，为了突出“五七”指示精神，县革委决定于1969年5月7日正式成立邛崃县“五七”干校，成立当天即将学习班全体党政干部“一锅端”，送到了银杏坪兴福寺。

进入“五七”干校的人员来自原县委、县政府、县工会、团县委和县妇联等机关团体，以及公检法、区委会和工作组，还包括不属于干部的炊事员和职工，共计300余人。经县革委批准，成立了“五七”干校革命委员会（简称校革委），由七人组成，全面负责干校的管理工作。

邛崃“五七”干校设在三和公社银杏坪、现火井镇兴福寺内。

二

1969年5月7日，十多辆部队大卡车浩浩荡荡从邛崃县城西门出发，风尘仆仆地过马湖、越水口，把学员载到何家场（现高何何场社区）银杏坪的山脚下。由于山路汽车不能通行，全体人员下车后便各自背着蚊罩、被盖和毛巾等生活用品，排队踏上崎岖的小道。艳阳高照，五月天气已感炎热，没走多久人已汗流浃背。行走途中，原水口公社党委书记因体力不支昏倒，大家七手八脚将其扶到阴凉处歇息，缓过气后继续走。就这样走走停停，不长的山路用了近两个小时。

干校实行军事化管理，按部队连、排、班建制。全体人员（包括20多名女学员，她们也和男学员一样参加劳动和学习）被分为三个连，一连为原县委机关，二连为原政府机关，三连为原公检法机关和区、公社机关人员，连以下设两个或三个排，排下面设班，由表现突出的学员担任连长、排长和班长。全校只有一部电话，由校革委监督使用，负责接受上级指示和向上级汇报情况。

干校实行军事化管理，按部队连、排、班建制，由表现突出的学员担任连长、排长和班长。

兴福寺并不大，300余人上山后住宿就成了问题。校革委虽然事先准备了一些木床，但仍不能满足需要。学员只好自己动手，就地取材盖房子、做木床，勉强解决难题。屋小就挤三两个，稍大的则搭成通铺，挨一挨二排排睡。都住满后还有剩余人员，就安排到过道甚至房檐下打地铺。平时还能将就，若遇上风雨就麻烦了，铺盖罩子都会被淋湿。这样的环境中，夏天不仅有蚊虫叮咬，时不时还有“不速之客”光顾。一位县公安局干部就碰了个正着——刚准备躺下，突然发现一条蛇盘在铺盖底下，吓得他提起裤子就往外跑。

干校生活处处靠自己，好在学员中有手艺的不少，充当泥工、木工、石匠、缝纫工、理发匠、电工等都不在话下。原县委党校韩老师会理发，上山时就自带了剪刀、镜子等工具，再找会木工的学员打个小木箱装上，便像模像样地给大家理发。虽然技术不怎么样，却也解决了仪容仪表的实际问题。

兴福寺并不大，300余人上山后住宿成了问题。

由于没有食堂，学员们在厨房打了饭菜，大都端到自己觉得方便的地方吃，食材说不上好，只能勉强填饱肚子。为了解决吃饭问题，校革委想了几个办法。先是组织学员开荒种地，将干校周围没有林木的山坡地开垦出来种玉米、麦子，还养了五六头猪和一些家禽。管庄稼、养畜禽、打米磨面都得自己动手，很多机关干部没有田间地头劳作的经验，起初用锄头常常把手磨起血泡，一段时间后才慢慢学会了挖地、施肥等技能。通过努力，种出来的第一批玉米收成不错。总结原因，全靠肥料充足，山上几百人和饲养的牲畜不仅提供了大量人畜粪，而且干校还定时派人下山购买化肥。如果茅厕里的有机肥用完了，校革委会便采取冲洗茅坑，添加各类桔秆、落叶、青草等堆沤的办法收集制作。

干校生活处处靠自己，好在学员中有手艺的不少，充当泥工、木工、石匠、缝纫工、理发匠、电工等都不在话下。

几百号人的日常所需，也颇让校革委头疼。兴福寺周围没有集镇，买一盒火柴也得下山。干校安排的学员要不定期前往火井、高何何场等地背粮食、蔬菜和生活用品。这项工作异常辛苦，一般人干不了。开学不久，校革委就安排三个学员到平落背几口坛子。从银杏坪经三和场，再由寨沟到道佐，最后才是平落。40多里的路程全靠双腿。三个人只带了几个玉米馍，累了就歇一下，紧赶慢赶，到达平落已是晚上，第二天才把坛子背回。建校当初，所有学员的饮用水都来自附近的一股山泉，淘米煮饭不容易，更不用说洗脸刷牙烧开水。为解决这一难题，县革委专门调拔了一台发电机，与此同时，学校组织人员在寺庙后面动手修建了一个蓄水池。饮用水的问题虽然勉强解决了，但要想洗个澡仍然十分艰难，夏天还好说，冷水对付，冬天只能烧一点热水用毛巾擦一下。好在有了发电机后晚上的照明问题解决了，因干校的学习大多安排在下午和晚上。

为配合干校劳动，无论是建筑石柱还是房屋墙体，到处可见最高指示和毛主席语录摘要。图为1969年邛崃县革命宣传组在火井街上刷标语口号。

干校学习的内容基本沿袭了学习班那一套，仍以大学习、大批判为主。校革委明确规定“五七”干校教材是毛主席著作，尽管课堂是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的主战场，实际上更多的时候用来搞“革命大批判”——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揭所谓“邛崃地区阶级斗争的盖子”等。这种情况下，干校学员人人自危，生怕一句话没说好就被校革委组织召开大会批斗。曾有一位孙姓学员因身体不适吃不下饭，就到厨房想弄点豆瓣、豆豉之类的小菜提提胃口。管厨房的不但不给，还挖苦道：“你们走资派还想吃这些东西？”这位学员只好拿着碗往回走，由于想不通，心窝火，便一面走一面敲碗，嘴上还说：“奉劝世人休害病。”管理人员听到后立即向上报告，结果他被命令到批斗会场交待为什么这么说、有啥子企图，为此，被批斗了好几天。干校的批斗会一般都是分连队进行的，也没有专门的会场，就是在房前的台阶上，人多的时候全站到空地里。校革委主持，被批斗的人站在最前面，低着头交代自己的“罪行”，下面的人就喊口号:“打倒×××。”

艰苦的环境和异常不便的生活条件，让学员们的盼望集中到干校每隔几月才有的两三天探亲假。即使下午六点过校革委才宣布放假，然而面对难得的机会，得到允许的学员总是急忙收拾好行李朝山下走。明知没有车也义无反顾连夜步行赶路，直到第二天早上才到邛崃县城。家在其他公社的，还得继续走，回家一次实在不容易。

“五七”指示发出后，相当大一批干部深入工、农、交通运输等行业参加劳动。特别是在农业战线，各行各业职工从事农业生产蔚然成风。图为1970插秧收工的道佐小学教职员工。

三

干校地处山区农村，物价相对便宜，少数体弱多病的学员有时会到附近村民手里购买一些鸡蛋之类的土特产来补充一下营养。当听说村民在山里打到了老熊，几个学员便按捺不住，悄悄去买了两只熊掌。为避人耳目，又到村民家借了锅，找到一处偏僻的废砖窑偷偷煮了吃。干校搞大批判的紧张气氛让他们提心吊胆，生怕被别人检举，当作“资产阶级生活腐化”、“助长农村资本主义倾向”的典型。

其时，邛崃及周边派系冲突比较严重，校革委的弦绷得很紧，要求大家提高警惕，防止破坏干校的行为发生。对学员则采取外松内紧的管理方式，表面不声张，但暗中对认为可疑的人进行监控。以至于几个来自不同省份的学员，到半山腰鹰嘴岩洗完衣服后的闲聊，也被上纲上线，说成阴谋策划破坏干校甚至召开批斗会，深挖思想根源。

干校下山要经过牛路口，从学员中流传着的“路过牛路口不耍，回去都要挨打”可看出一般学员还是有课余休闲的时间。

相对来说，干校对普通学员的管理不算特别严，一般上午劳动、下午学习，如遇下雨天劳动就会取消。干校下山要经过牛路口，从学员中流传着的“路过牛路口不耍，回去都要挨打”可看出一般学员还是有课余休闲的时间。但是对重点监管对象——被划为“重点走资派”的原县委、县政府和公检法机关的12名领导，其方法就不一样了。不仅严防他们乱说乱动，还专门成立了佩戴着红袖套的群专队（工农兵群众专政组织）对他们实施监管，群专队主要由干校学员中表现突出、受到校革委重视的人员组成。12名特殊监管对象不能住到屋子里，有的在过道上安身，有的去角落里搭个木板，连张床都没有。每天由群专队监押着劳动，专干重活、累活，到山下背运东西的任务也大多由他们完成。晚上收工还要交待自己的问题。

邛崃第二期“五七”干校的学习内容基本沿袭了学习班那一套，仍以大学习、大批判为主。

间或有放映队到各公社巡回播放坝坝电影，偶尔也到干校来，一般学员可以结伴去看一看，但不允许12名“重点走资派”参加。其他学员都去打精神牙祭，他们却在校革委勒令下交待历史问题，比如在“文化大革命”中犯了哪些路线错误等等。有的专管对象被逼无奈，实在没有什么能交待的，只好一首接一首背毛主席诗词以应付过去。问题交待了还不能休息，得由群专队押着，把兴福寺从大殿到山门里里外外的卫生打扫干净后，才能回到自己的住处。

干校有个蓄水池，此前是一个较大的池塘，里面有很多淤泥，深的地方甚至齐腰。12名被监管人员先是下去将淤泥清理干净，接着再到山下背运石头、沙子垒砌塘边。所用石块要事先捣捶，尖锐的棱角稍不注意就容易伤人。一旦“挂彩”将问题多多，本属于重点监管对象，哪会有人耐心治疗。因此他们想方设法保护自己，每次劳动前都私下叮嘱：“抬石头的时候不要开玩笑，说休息就休息，说用力就一起用。背沙子注意脚下，前头提醒后头，不能大意，免得闪了腰杆。”

隐在大殿背后的荒芜小屋就是当年的校舍。

群专队的人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分批放假回家探亲，专管对象则没有这种待遇。即使出去采购东西，买什么？他们没资格参与；怎样交涉，也没他们说话的份。他们不仅负载重物，有时还免不了背“黑锅”。一次去火井运粮食转来，到达半山腰时，群专队的人走累了要休息，专管对象也就停下脚步。正巧有当地村民燃烧枯枝烂叶收集灰肥，青烟裹胁着隐约的火光，颇为壮观。群专人员借此联想到《三国演义》里“火烧连营”的故事，便你一言我一语地摆开了龙门阵：要是刘备不报仇心切，不在山林中安营扎寨躲避暑热，陆逊的兵马根本没有机会靠林木之火连破蜀军40余营……正在兴头上，突然意识到沉默的“外人”就在身旁，赶紧打住。谁知回到干校后，群专队却恶人先告状，向校革委报告专管对象不守规矩，看到山上起火还幸灾乐祸地拿“火烧连营”来取笑，是对党和人民不忠诚，要坚决批判。专管对象只能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

在干校，对“重点走资派”开批斗会成为家常便饭，并非他们表现不好或犯了什么错误，其原因大多捕风捉影、无中生有。批斗会一般分开进行，一个人被批，其余的回避。今天批这个、明天斗那个，呶呶不休。回避的人也乐得如此，宁愿去劳动，也不愿听那些空话连篇和火药味十足的口号。

学校初期组织人员在寺庙后面动手修建的蓄水池遗址。

1969年12月25日，中央对四川省革命委员会、成都军区党委下发了《关于解决四川省当前若干问题的报告》的批示，简称“1225”批示。随着批示精神的深入贯彻，邛崃的形势开始趋于稳定。到1970年上半年，干校的人员分批离校返城，最后仅剩下少量留守人员，“五七”干校才慢慢成为历史。“文革”结束后，12名被划为“重点走资派”的干部也相继落实政策，回到了各自的工作岗位。1979年2月7日，国务院发出《关于停办“五·七”干校有关问题的通知》，各地的“五·七”干校陆续停办。兴福寺在干校校舍的基础上，扩修教室，开办了银杏乡中学。1987年学校搬出，恢复寺庙原有功能，同年经邛崃县政府批准开放。2002年兴福寺被公布为四川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如今，兴福寺已恢复本来面目，旺盛的香火日日迎送远道而来的善男信女。谁知道隐在大殿背后的荒芜小屋——当年的校舍，作为“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新生舞台和接受“再教育”的重要场所，曾一度热火朝天。写检查、大批判、栽秧打谷、喂鸡养猪、活学活用……特定群体的一段经历定格在此，虽鲜为人知，却被记忆的筹码不断掂量，沉甸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