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人们对唐朝的普遍认知中，存在着诸多因知识局限而产生的误解。当我们以一种不够全面和深入的视角去回望那个辉煌的时代，总是不自觉地用当下的概念去解读唐代的种种现象。其中，对唐朝军事体系的误解尤为显著，许多人不假思索地认定唐朝尚武，可事实真的如此吗？
在人们对唐朝的普遍认知中，存在着诸多因知识局限而产生的误解。当我们以一种不够全面和深入的视角去回望那个辉煌的时代，总是不自觉地用当下的概念去解读唐代的种种现象。其中，对唐朝军事体系的误解尤为显著，许多人不假思索地认定唐朝尚武，可事实真的如此吗？
实际上，唐朝并非传统意义上人们所理解的尚武王朝，就连西汉武帝时期的四处征伐，也不能单纯地以 “尚武” 二字简单概括。接下来，就让我们拨开层层迷雾，深入探寻唐朝军事体系背后鲜为人知的真相。
唐朝建立之初，在高祖武德时代，其军事传统与以往一些研究中所描述的情况大相径庭。以府兵制度为例，谷霁光先生在《府兵制度研究》中，以及岑仲勉先生的相关探讨，虽然对府兵制有着极为深入的剖析，但却误导了不少人，让大家误以为府兵制就是唐朝军事体制的全部内容。这种认知是极为片面的。
唐高祖从一开始就表明了坚决废除隋炀帝旧制的态度，立志恢复到开皇之初的制度状态。这是由于隋炀帝在位期间，对制度进行了一系列的改动。
在爵位制度方面，他不再承认北魏以来延续许久的众多世爵，而是重新制定了五等爵制。这一举措，与曹魏时期的做法颇为相似。
在府兵体系的变革上，隋文帝在灭南陈之后，先是在关东地区新设军府，而后又将这些军府罢废，并果断推行兵籍和民籍合一的政策。
这一举措意义重大，基本消除了此前可能存在的部落兵制残余。而隋炀帝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对府兵体系进行重新编制。他的目标十分明确，那就是复兴汉唐时代所特有的郡国领兵体系。
在这一体系下，不仅要有一支强大的中央军作为核心力量，更要着力重建地方军，以实现军事力量的均衡布局。
然唐高祖建立唐朝后，在制度建设方面却出现了令人意想不到的倒退。许多制度甚至退回到了隋文帝之前的状态。就拿地方建制来说，原本已经相对精简的州县制，被重新变回了三级地方建制。
为了管理新的地方建制，唐高祖设置了总管一职，让其管辖数州。这种做法在唐朝尚未完全统一的时期，或许有其出于稳定局势、安置各方势力等方面的考量。但随着唐朝逐渐实现真正的统一，这种叠床架屋的制度弊端日益凸显。
于是，从高祖朝之后，唐朝又不得不逐步对这些制度进行调整。
直到唐太宗掌权之后，情况才发生了重大转变。唐太宗所实行的府兵制度，实际上是继承自隋炀帝时期的制度框架。
其核心要点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致力于恢复地方置兵，增强地方的军事力量，以应对可能出现的各种情况；二是积极探索在农业社会的大背景下，如何有效地保持常态军力，并且能够在关键时刻实现极速动员，使国家的军事力量能够迅速集结并投入战斗。
这两个方面的探索，对于唐朝在复杂的地缘政治环境中立足和发展，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在大众的认知中，存在一个普遍的误解，即认为唐朝的府兵制度脱胎于北朝的部落兵制，进而得出唐朝军事体系具有很强少数民族特征的结论。但实际上，虽然府兵制在格式和形态上确实脱胎于北朝，而且在名号等方面也多有继承，但其运作方式却与北朝府兵有着天壤之别。
在唐朝争夺天下的过程中，曾设有十二军。这十二军并非普通的军事编制，而是一种独特的军区制。它是以地理方位为依据进行设置的，从各个军区动员部队，然后将这些部队组成行军元帅的行营，以此为基础向外展开进攻。这种军事组织形式，在唐朝统一全国的进程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当唐朝成功平定天下之后，这十二军又进行了改制，下属设府，也就是车骑将军府和骠骑将军府。通过这一改制，唐朝逐渐形成了一套针对专业军人的管理体系，并且还建立起了独特的武官序列。
这一系列的制度设计和变革，充分体现了唐朝在军事制度建设方面的创新。
唐朝府兵制从本质上来说，是一种藏兵于民、寓将于卫府之间的制度设计，其核心功能是作为储将之所。因而，在府兵系统的军府中，配备了大量的武官。
以十六卫大将军为例，其中有十二卫就来自府兵系统，统辖多达六百多个折冲府，每个折冲府都设有折冲都尉、果毅都尉等武官职位。在唐代设置折冲府时，并不是仅仅以关中地区为基础进行布局的。虽然关中地区的军府数量相对较多，但在关东地区同样也有大量的设置。
这样做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妥善安置在隋末战争中跟随唐王朝征战的老兵。这些老兵及其子弟，会按照一定的规则轮番到长安进行宿卫，承担起保卫京城的重要职责。
同时，他们还会被安排戍卫重要的水利设施、交通枢纽以及皇室的祖坟等地，确保这些关键地点的安全。
在唐朝初年进行征战时，有一个重要的事实需要明确，那就是野战部队并非主要来自府兵。府兵的主要任务是承担防御职责，尤其是要保障长安的绝对安全。
由于其肩负着如此重要的使命，所以在抽调府兵时，数量是极为有限的，必须谨慎行事，以免因过度抽调而造成国内防御出现漏洞。然而，在一些网络小说和通俗历史作品中，常常会出现左卫大将军带着左卫全体出征的情节。但在真实的历史中，这种情况是根本不可能发生的。
当唐朝需要出兵时，会依据详细的户籍信息，按照力均者取富，财均者取强等一系列严格的标准来选拔士兵。这些被选拔出来的士兵，在出征前需要自行准备行装。他们所需的部分装备，比如刀枪剑戟等武器，则要向官府租借。
在粮食方面，士兵们需要先将自己出征一路上所需的口粮交到本地的官仓，然后换取相应的食券。在行军途中，他们凭借这些食券，在指定的地点领取食物。
这种看似繁琐的出征准备流程，实际上是唐朝军事制度在当时的客观条件下，为了保障军队出征的有序性和物资供应的稳定性而做出的精心安排。
唐朝初年，其军队在野战中展现出了较强的战斗力。这一显著成果的取得，与当时的诸多因素密切相关。首先，从武备储备方面来看，李渊在造反时，晋阳宫监裴寂所献的甲胄就多达十七万领，而李渊起兵时仅有三万兵力。即便按照一人配备四件铠甲来计算，这些铠甲仍然绰绰有余。
这一事实充分反映出当时唐朝在军事物质力量方面的雄厚基础。其次，经历隋末战乱，社会动荡不安，许多百姓都在这场战乱中积累了一定的军事经历。
尽管他们并非传统意义上经过长期专业训练的军人，但在面对诸如突厥等对手时，这些百姓出身的士兵却能发挥出较强的战斗力。
当时的东突厥，由于内部矛盾以及外部环境的变化，如遭遇雪灾，再加上铁勒的反叛，其实力已经大为衰弱，仅剩下漠南地区以突厥可汗牙帐为中心的部分势力。
在这样的背景下，唐朝军队在与突厥等北方少数民族的对抗中，凭借自身的实力和优势，取得了一系列重要的胜利。
来源：刘三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