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他出来的时候，街上安静得像按了暂停键。穿着灰布棉袍的他，头发已经花白，但走路的姿势并不跟着年龄走。风一拂过，外套掀起来，一角旗袍的下摆露出来了。路人眼神都有点别扭，大家都觉得这事儿说不清楚：这衣着，这段历史，既是当年把他抓进监狱的源头，也让他出狱后继续低调地活

1974年11月的一个早晨，提篮桥监狱的大门放了一个犯人出来——五十岁，名叫万国雄。

他出来的时候，街上安静得像按了暂停键。穿着灰布棉袍的他，头发已经花白，但走路的姿势并不跟着年龄走。风一拂过，外套掀起来，一角旗袍的下摆露出来了。路人眼神都有点别扭，大家都觉得这事儿说不清楚：这衣着，这段历史，既是当年把他抓进监狱的源头，也让他出狱后继续低调地活着。

出狱之后，他没回亲戚家，也没人专门来接。城里的人说，他又换上了那件绸布旗袍，搬进南市区一处破旧阁楼。邻居眼里，他是个单独行动的人：白天出去买菜、取信，晚上自己回去。那些狱中寄来的信断了，他也不再跟以前的“关系网”搭上线。陈筠白的名字在几封泛黄信里留下痕迹——她早在六十年代初就搬到苏北，音信稀少，信里一直叫他“秀娟”。这些细节说明，他们之间有某种长期的依赖和遮掩，也说明那段生活并非一夜之间发生，又不是轻易能抹去的。

回头看他进监狱前的那段日子，案情并不简单。1956年初，上海市中级人民法院以“反革命罪”判他无期徒刑。审讯记录里提到，他在审台上承认自己既有任务也有人性的弱点；既是被上头部署到华东的人员之一，又出于谋生和娱乐把男扮女装变成一种生活方式。于是他在狱中待了整整十八年。那十八年，不只是他一个人的青春被关押，社会也把他塑造成某种“教材”：城里曾把他的样子做成蜡像，挂在镇反展览的展厅中央，牌子上写着“男扮女装特务”，成了路人排队参观的“教训”。

把时间再往前拉回去，抓捕发生在1955年秋，地点是雁荡路的一条弄堂。公安把楼道守了好几夜。侦察员摸清了屋内作息：晚上十点关灯后，有低沉的男声唱起《贵妃醉酒》，接着小提琴伴奏；到凌晨一点后，又归于安静。第四晚动手时，灯一亮，“王秀娟”被按倒在木板床上，假发、胭脂四散，床单上有口红印，窗台上还有寄往香港的信封。他被按住时喊出一句话：“我是男的，你们别碰筠白！”弄堂里一下子沸腾了，邻居都围了上来。档案里把这些细节都记录了：落在地上的假发，口红印，寄信的信封，这些都是后来定案的重要证据。

抓捕不是凭空来的。几个月前，弄堂口的沈大妈在雨后捡到一件粉绸文胸，于是喊着找失主。一位穿旗袍、腿毛明显的“女子”匆匆下来认领，声音有些低沉，样子又慌张。沈大妈看着就觉着哪儿不对：嗓子像男人，膝盖上的毛也浓。第二天她把这事儿报了派出所。再往前，摊大饼的也曾跑去说，这位穿旗袍的“小姐”买东西的时候脖子上有个像喉结的突起。于是警方把他列为“重点关注”，暗中跟了好几周。日常生活里的小细节，像一根根线，最后把这人和他的秘密拴了起来。

被跟踪的人生活并不复杂。天一亮就出去打酱油，去邮局寄信，信多是寄往香港的报社，内容多为抨击大陆现状，偶尔有稿费。侦察员跟了半个月，除了寄信和规律作息外，没见到他和谁有明显的可疑接触。官们犹豫要不要动手时，一封从成都寄来的实名举报把事情推向了关键。举报信署名万玉珍，自称是成都市人民银行的女职员，实名检举亲兄万国雄在上海从事反动活动。档案里找到旧学生证：万国雄，四川绵阳人，1945年入中央大学，1948年失踪，是三青团曾经的成员。照片和“王秀娟”表面不像，但笔迹比对却很接近。调查员去南京、柳州翻过他的旧档，拼出了一段履历：课堂上能谈黑格尔，课下参与组织，后来随蒋经国的青年军到了柳州，担任过记者、做过宣慰，写过带有“驱赤保国”色彩的文章。柳州解放那晚，他消失在山林里，之后化名在上海出现。

以“王秀娟”的身份重返上海时，他的气质和外表引人注意。车站站务员记得那位“小姐”烫着波浪长发，提着藤编手袋，用带川音的普通话打听路。声音原本有厚度，但她在装女子声，听起来勉强。她自称是来拜访“陈老师”，暂住校园宿舍。住进去两周后，有女学生注意到她洗漱从不摘手帕帽，入浴少见。那会儿大家还没那么疑神疑鬼，就觉得古怪却也没多管。后来他搬到淮海路附近的基督教青年会女子部宿舍，那里人多、来往快，适合藏身。他在那遇到陈筠白，两人成了“姐妹”，白天一起做小生意卖绣品，晚上关门后像“夫妻”一样生活。邻里有时会听见屋里传出男低音唱戏或小提琴声，但没人追问。

审讯过程里，他坦白了几样事：1949年后，他受陈雪屏的指示在华东潜伏；出于习惯和方便，他男扮女装去女性社群中活动，这既能躲避注意也能在某些圈子里生存；偶尔给香港报刊投稿，稿费成了补贴。话里带着自嘲，他把自己形容成个穷书生，而不是那种大规模的幕后人物。陈筠白因长期包庇他，被判两年管制。案底里固定下来的证据有假发、口红、寄往香港的信件、邻居证词、沈大妈捡到的文胸，以及万玉珍的实名举报。看起来不起眼的几件小事叠加起来，就成了一张捕捉他的网。

1955年警方收网，1956年法庭判决，接着是展览厅里那座被做成“反面教材”的蜡像。人群排队，议论纷纷，好像在看一场戏。像这样的事件里，公众的好奇和官方的阐释往往会把个体的复杂经历简化成标签：特务、伪装、反动。档案里写的条条框框，记录着证据，也记录着社会在那个年代对“异样”如何迅速反应并贴上定义的过程。

案卷的最后几页把名字和别名并列写下：万国雄，别名王秀娟。那是一串字，一个人的公共身份与隐秘生活在官方记录里被并列固定下来。庭上的事实、邻里的口供、寄信的来往、那件在雨后被捡起的粉绸文胸，一点点把这段故事拼了全貌。记录里没有情绪，也不会替人评说，但这些细节足够把人的一生中那些被压下去的部分、被放大的部分，都呈现出来。

来源：易周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