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潘尔昌在2011年3月去世，享年106岁；同年九个月后，木心离世，终年84岁。两个人的一生，在时间线上有着交错的影子，起点都绕不开乌镇那所百年小学的名字。

潘尔昌在2011年3月去世，享年106岁；同年九个月后，木心离世，终年84岁。两个人的一生，在时间线上有着交错的影子，起点都绕不开乌镇那所百年小学的名字。

从这句开始，事情就能往回拉很远。乌镇的那所小学最早叫“中西学堂”，建于光绪二十年（1902年）。当时的办学理念写得明明白白：儒学为本、西学为用。学校里也曾有过后来成名的人物，比如茅盾在那读过书。到了上世纪三十年代，镇上几所小学校开始重新整合，1934年私立敦本并入植材，木心就是那次合并后以三年级插班生身份进入的。

把镜头再往前一点，能看到潘尔昌的选择。他出身本地经营粮行的家庭，有条件出外念书，后来考上了上海复旦，学的是商科。复旦毕业回上海当老师，待遇算不错——当时月薪八十大洋。可两年后家乡有人跑来邀请他回去当校长，用的是乡里人情味和教育会的诚意，再加上父亲的支持。潘尔昌一咬牙，就回了。回去后工资和上海比不起，桐乡县里校长的最高月薪也不过五十大洋，但他把在上海学到的事带回了镇上，带回了新的教学想法和一种“教育既是生活”的思路，这和陶行知的理念很像。

他上任后，学校的气氛变了。过去只是照本宣科、背诵篇章的日子被打破，老师们开始带学生做事、参加文体活动，鼓励课余演出和社会实践。那句学生记得的口头话很朴实：玩得痛快，学得扎实。不是空话，是让孩子们在做中学、在生活里学。图书馆不再只是摆着几本老书的角落，而成了能借书、能讨论的地方；操场边的讨论声多了，教室外的练台步、排戏也成了常态。

再说木心，小时候六岁进学，先在集贤小学读书，离家近，方便。后来被送到敦本小学，敦本那会儿偏重古文，三年级就开始学《诗经》。敦本并入植材后，他作为插班生进来，年纪在同学里算小，但很爱借书、好学，周末演出也少不了他的身影。植材的小图书馆并不大，但藏书里有不少外国诗歌和童话，木心小时候常把勃朗宁的诗、还有《天方夜谭》翻来翻去念——他后来在纽约给华人艺术家讲世界文学史时，还提到过小学时读到过的那些作品。那会儿的演出很接地气：教室作为后台，长凳堆成台阶，布景简单，台词背在回家路上，孩子们在巷子里练台步。对一个小孩子来说，这既是玩，也是训练。

学校从“中西学堂”的传统里走过来，一点点打开了读书的视野。外来的诗歌、童话和短剧被带进孩子们的课余生活，这改变看似小，但对一个小镇的孩子意味着不一样的世界观。潘尔昌做事有方法，有板有眼，又不死板。他让老师们多组织活动，学生们也因此变得更主动。那时候的植材像是翻了页的书，旧的章法在慢慢被新的教法揉进去。

战争来得快也狠。1937年秋，日军占领了乌镇，学校被迫解散，校舍被毁得像废墟，孩子们的课堂和周末演出就这样停下了。潘尔昌带着家人逃到上海的租界，继续靠教书维持生活。学校原本的生气被撕得支离破碎，很多回忆剩下的只是照片、几张地图和一些口述。那些照片里有旧时的学生、操场和图书馆的角落，看起来离现实远了，但每一张都像是在提醒后人：这儿曾经热闹过。

时间过了很久，但老一辈的人把这些记忆保了下来。2002年植材校庆时，潘尔昌已经97岁，头脑清醒，还能把往事侃侃而谈。他说自己是抗战前“老植材”的最后一任校长，谈起那时候的学生、借书和排演，语气平静却带着一种切肤的怀念。木心的名字也常被提起，作为那个时代里一个爱书爱演的小孩，后来走出了乌镇，成了能在国外谈文学的人。

学校那些零碎的东西——老照片、旧地图、几段口述——像是碎片，后人用它们去拼那段记忆。植材从中西合璧的起点，被战争摧毁，又在口述和影像里缓慢复原，这里面有教育的脉络，也有时代推着个人走的痕迹。潘尔昌放弃城市里的高薪回乡教书，这个选择本身就说明了很多东西；木心在小镇的读书和演出，给了他后来写作和讲述的底色。

想象一下旧时的教室：一排排木制长椅，窗外是竹篱或小巷，周末教室里临时搭起的舞台，孩子们在昏黄的灯光下换台词、试服装。老师们一边检查作业，一边在角落里指导台词发音。这些细节不需要夸张的渲染，本身就够人回味。照片上有的笑脸已经钉进历史里，但从中可以看出那个时代的教育并非死板——有戏、有书、有实践。

那些年里，教育既是家庭的希望，也是社会的一种投资。镇上能把复旦毕业生拉回任校长，既有情感也有现实的考虑。潘尔昌把外头学来的东西带进小镇，也把孩子们带到更宽的阅读里；木心在那样的环境里读了诗、演了戏，后来的人生轨迹和这些童年细碎的经验能联系起来，这不是巧合，是因果。

照片、老地图和几段随口说出的往事，像是时间里的灯，照出一些被忽略的细节。比如图书馆里哪一排书被借得多；周末演出的布景是怎么简单却让孩子们全情投入；校长对教学的理解是怎么一步步影响老师和学生的。把这些片段串起来，能看到植材学校从开办到被摧毁的整条线：起初的中西并存、后来的合并整顿、再到教学观念的更新，最后被战争中断，留给后人的是零碎但真实的记忆。

在老人的口述里，常常有一句平淡的话：我们那会儿就是这么过来的。这话里既有无奈，也有自豪。无奈是时代的推力，把学校的热闹吹散；自豪是那些年日常的真实——孩子们能借书，能上台演戏，能在生活里学东西。这样的日子看起来土气，但对一个小镇来说，它意味着希望，意味着孩子们有机会看到外面的世界，哪怕只是通过一本外文诗集的一页。

学校和人的故事是纠缠在一起的。潘尔昌一生长寿，活到106岁，见证了不少变化；木心则把童年的阅读和演出带进了他后来的写作与讲述里。他们的生命轨迹在时间线上有交错，但这些交错的点，都与那所小学校有关。那些点连成线，就是一段地方教育史，也是一段生活被时代推着走的记录。

老照片上，一张舞台布景、几本翻开了的书、几个孩子正在排练的侧影，这些细节比任何夸张的修辞都要说明问题。战争结束后，很多建筑可以重建，但那些在教室里被念出的诗句、在巷子里练的台步、在图书馆里翻过的页码，只有记忆能保存。人会老，光景会改，但某些细节一旦被讲出来，就还会在下一代耳边回响——像风一样，带着旧日的声音。

来源：高贵百灵鸟qdvZ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