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936年仲夏的一天，南京总统府里传出一封急电——“十七路军内部异动，杨虎城态度未明”，蒋介石皱着眉头，窗外知了叫得正欢，这声嘶力竭的蝉鸣恰似他此刻的焦躁。就在同一时间，延安的窑洞里，毛泽东轻摇纸扇，认真听完汪锋从西安带回的口信：杨虎城似有联红之意。不同地点、

1936年仲夏的一天，南京总统府里传出一封急电——“十七路军内部异动，杨虎城态度未明”，蒋介石皱着眉头，窗外知了叫得正欢，这声嘶力竭的蝉鸣恰似他此刻的焦躁。就在同一时间，延安的窑洞里，毛泽东轻摇纸扇，认真听完汪锋从西安带回的口信：杨虎城似有联红之意。不同地点、截然相反的温度，预示着双方关系即将出现的拐点。

杨虎城最早与中共发生交集，要追溯到1927年。那年冬天，河南省委收到他的口头请托——“也想学贺龙，干脆把队伍拉出来参加革命”，热忱不假，顾虑也真。省委回文列了三条硬杠：脱离南京、赞成土地革命、清剿反动分子。结果消息一出，十七路军高层炸了锅，不少军官连夜跑来劝：真要翻脸，弟兄们吃什么？这一犹豫，考察期便被无限拉长，入党申请遥遥无期。

1930年前后，陕北红军因物资短缺几近断炊，杨虎城暗地里拨出一批枪械，又托杜斌丞捎去一袋银元。这笔雪中送炭没被公开，却让刘志丹感叹：“西安还有知音。”然而，蒋介石的削藩刀子也在磨。他先收买韩复榘、石友三，接着盯上了杨虎城。杨只得把别墅取名“止园”，字面意思“到此为止”，实为自保宣言。

时间来到1935年初，遵义会议完成中共军事与组织的重大调整，毛泽东对外方针也随之微调。站在陕甘交界的地图前，他指出一个扇形包围圈：“蒋、张夹击十七路军，杨若不合作，必定腹背受敌。”于是，一封措辞讲究、语气恳切的亲笔信送往西安。信中有一句古文：“方寸既危，宜弃疑即济。”翻译成大白话就是：别犹豫，再晚就来不及。

杨虎城读罢沉默良久。他清楚眼下身处“瓮中”，可又担心“瓮”外更乱。杜斌丞劝道：“将军，若再观望，连筹码都没了。”杨虎城回了一句，“再等三月。”这简短对话透露的焦虑，十分扎眼。

同年11月，毛泽东派汪锋二次赴西安。指令只有十二字：“不抢人、不逼降，促其联蒋拒日”。汪锋先稳住杨虎城的心，再递出统一战线的草案。诙谐的是，张学良暗中也在做同样动作；而蒋介石此刻竟派密使去延安，想另谋收编。三路暗流互不知情，陕西关中俨然成了一座巨大的棋盘。

1936年9月，两广事变结束，陈济棠落马。消息传到西安，杨虎城忽觉背脊发冷：若陈可弃，杨亦可弃。当月下旬，他主动约见张学良，提出“兵谏”设想，“扣住委员长，让他专心抗日”。张学良本就厌战，二人一拍即合。史称西安事变的序幕，由此悄然拉起。

12月12日拂晓，潼关以西枪声稀疏，蒋介石被押往华清池。西安七日风云，周恩来从延安乘机赶至，力保局面不失控。和平解决方案敲定时，杨虎城半倚窗边自语：“成则功臣，败亦囚徒。”身边人不敢接口。果然，蒋回南京后，第一件事便是削去十七路军番号，让杨以“出国考察”为名离开。此后八年，他在牢笼中度日如年。

抗战胜利的礼炮声传到重庆歌乐山，杨虎城止不住激动，随即又低头长叹。家书写了撕，撕了又写，他不愿哀求，更不想认输。1949年初，蒋介石手写暗杀名单，末尾特意加注：“杨某不可留。”9月6日深夜，特务闯入戴公祠，六声枪响，一家六口命丧山间。

多年后，建国大典庆祝大会上，有人提到西安事变。周恩来神色凝重，只说六个字：“千古功，血泪成。”评价含蓄，却重若千钧。毛泽东在一次谈话里更直白：“杨虎城，肝胆人也。”

回到1936年那个炎热的下午，如果蒋介石没有那封急电，杨虎城的命运会否改写？没人能给确切答案。但可以肯定的是，自遵义会议以后，毛泽东把地方军阀、民族矛盾与统一战线三张牌有机结合，才为日后赢得外线空间。杨虎城虽没拿到党员证，却在这一布局中留下了深深的刻痕。

来源：人文历史频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