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庐山会议那年，南方正热得冒烟，北方却已经有了点秋天的凉意。历史书上把1959年说得很重，彭德怀一开口，林彪就跟上，气氛僵硬得像喝了十碗烈酒。谁都知道，那场风波不光是言语上的交手，更搅出了命运的漩涡。有人说，“祸从口出”，但换做是彭德怀，那句老话里其实藏着憨直和
庐山会议那年，南方正热得冒烟，北方却已经有了点秋天的凉意。历史书上把1959年说得很重，彭德怀一开口，林彪就跟上，气氛僵硬得像喝了十碗烈酒。谁都知道，那场风波不光是言语上的交手，更搅出了命运的漩涡。有人说，“祸从口出”，但换做是彭德怀，那句老话里其实藏着憨直和不服。回北京后，他和家人悄不作声地收拾东西，从宽敞的总部搬到吴家花园。那天下午，收拾屋子的是他自己，人少，小孙子在旁边踢球，老彭默默收着两件衣服、一张褥子，说话仍带湖南口音：“这地方也好，花多，省心。”
是不是人物都这样？风头过了，寂寞就变成常态。吴家花园没什么大不了的，院门是铁皮的，每到傍晚，报纸摊上传来划拉声，彭德怀每天的日子基本就锁在这些声响里。刚搬过去那会儿，老伴悄悄想，这就是退休了吧？可彭总哪能真闲，一个早起，一壶茶，花草是自己亲手种的。院子里栽了一排辣椒和茄子，中间夹着几棵桂花树，风一来，花香就卷到屋里。有时他也自己坐在院墙下，啃一本旧书，偶尔念叨几句，像在念人生的账本。
那几年，邻居都晓得这位老彭是个“轴人”，看见院子里掉了鸟粪，别人等着保洁来收，彭德怀偏要把扫帚揣手里，一边扫一边嘱咐战士：“你们歇歇，别整天拿我当爷养。”话是这么说，手底下却没停过。其实他自己也半带调侃，说自己成了“种菜大王”，如果毛主席见了，准要笑他“该是干大事的人”。可是能干什么？这一闲就是六年，大事小情都像被搁在边角，只有种菜养花，还让人觉得觉着活着有点意思。
1965年，风向变了些，中央开始琢磨让他出来干活。政界时冷时热，谁也说不准哪一天就会有个“彭总，西南需要你”，这叫人生再起。那天有个彭真去敲门，问道：“老彭，要不要到四川帮个忙？”彭德怀嘴角一咧，心里还是高兴。半个月后，老彭就坐上汽车，带着简单家当，一路南下成都。
永兴巷7号，说起来就是一套普通大院，但住进去的却是个盘踞心事的人。警卫班年轻的小伙子们轮值，有个叫田文义的，一米七几，四川话细细软软。他第一次见彭德怀是在球场旁，老彭随便问：“你家几口人？老父老母都还好？”田文义立正，紧张得像新兵入伍。“家里七兄弟，首长，我最小……”彭德怀听他说完，倒是宽心了些，拍拍他的肩膀，说：“读点书，多懂点道理。”细想起来，这仿佛不是在训话，更像是随口嘱咐自己晚辈要吃苦、有盼头。
院子外那棵香樟树特别高，叶子绿得发亮。偏偏树上总有乌鸦落着，每天咕咕哝哝，大伙儿最烦的是乌鸦撒下的乱屎，还弄得地上乱七八糟。警卫们聚在一起商量怎么赶鸟，这事儿田文义最上心，居然掏出手枪打，声音“砰”地一响，派出所警察立马冲了过来，问谁开的枪。这阵仗把院子气氛整得很紧，彭德怀听见吵闹，出来劝道：“规矩归规矩，莫耍年轻气盛。”他话说得不急不躁，派出所的人看不出是什么大人物，但见老头子也不凶，倒也作罢。
这栋院子里，树多，地皮也不小。彭德怀很快就琢磨起种什么好，某个夜晚，他溜达时问田文义：“这块地种啥最好？”小兵头脑灵，东拉西扯：“四川什么都长，茄子、辣椒、西红柿，水果有柑桔、苹果……”话还没说完，战士们赶紧给老彭送来几棵果树，望他高兴。彭德怀亲自种，每天一点点地整，果树第一年就挂了果，他像小孩子一样，嘴角总有笑。
老彭一向简朴，有一次嫌手表带子长，他央田文义去店里修，回来少了几个扣，他立刻念叨：“这些能卖钱，交党费也是一份心意。”田文义这才知道，表带竟有点贵。后来，为了让彭德怀生活多点乐趣，局里特意把小舞厅打扫出来，时不时请他去跳舞，但他从不去。电影倒偶尔会看，买票的钱一定自己掏，谁也劝不动。
可是安稳日子总不长。1966年以后，满街贴起大字报。彭德怀却天天往建委大楼凑，看那墙上的标语，满心琢磨着社会的变数。每次出去，警卫都跟着守着，怕出事。人群里，他常盯着看，好像要把所有人的言说看懂。那晚九点半，田文义再三劝他“回家吧”，老彭只有一句淡淡的：“再看一会儿，没事。”
其实他心里明白，自己又站到风口浪尖。街头人多，有人盯着他看，田文义下意识把手伸进衣兜，彭德怀立即劝他：“群众看看没啥，别总带着紧张。”警卫不了解他的心结，在外界越来越乱时，彭德怀却还要到街上一趟，这让身边的人都捏一把汗。
一天，有个熟识的女同志于淑琴下班路过街头，远远认出戴着口罩的彭德怀，还在一大堆大字报前看得出神。她劝他：“首长，这样太危险了。”彭德怀摇头，说不紧要，还问起她商店生意、工资能否发得上。于淑琴没办法，只好托警卫再劝，可劝不动，他就是要继续走自己的路。
果不其然，有一天，造反派把他认了出来，纠缠不放。再之后，建委的秘书和警卫只好每天抄录街上的大字报，让彭德怀在屋里看。到了秋天，形势又紧起来，各种风言风语，连住处都有人打听。建委副秘书长早就劝他快点离开，但彭德怀只答：“我没做完事，怎么能走？”一如既往地倔强。
12月22日，大半夜三点，一伙戴红袖章的造反派翻进院子，吵吵嚷嚷。战士晓得不对，拦他们也没用，最后闹到彭德怀房门口。电灯一亮，他便打开门，神情平静，还说“让我穿件衣服”。造反派不是咆哮，就是死盯着他，末了把他绑上卡车拉走。
天亮后，建委秘书、景希珍都赶来找老彭，院子里棉鞋还落在地板，床铺乱成一团。景希珍着急，抓住院里落下的造反派，逼问彭德怀去了哪儿。答曰：“地质学院。”几人赶忙去找，一通折腾才见到这个老首长，一身疲惫，坐在凳子上喘气。景希珍只来得及递上棉衣，彭德怀却说：“你快走吧，别连累。”
过几天，彭德怀被捆着押上火车，景希珍、綦魁英偷偷跟了上去。火车开进北京，彭德怀被带走，不许他们跟着。两人在站台边上送别，才发现，这一别就是一辈子。
讲到这里，人命如草木，盛也寂寞，败也不言语。彭德怀六年种菜，种了温情，也种了孤独。后来的路一条条断在街头巷尾，谁能说当年的抉择是对还是错？院子里几棵果树，或许还在开花挂果，只是再没人指着那一片土壤，忽然问一句：“这块地，还能长点什么？”
来源：鹭影江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