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读《范进中举》时，总觉得中举后的疯癫是文学夸张。直到看完曾国藩的日记、家书和那本《湘乡曾氏文献》里的流水账，才惊觉现实比小说更震撼。

读《范进中举》时，总觉得中举后的疯癫是文学夸张。直到看完曾国藩的日记、家书和那本《湘乡曾氏文献》里的流水账，才惊觉现实比小说更震撼。

中进士前，曾国藩一家八口靠一百亩薄田过活，顿顿糙米饭，半块咸鸭蛋就是美味。他进京赶考的路费要靠亲戚接济，到了京城，身上只剩三串铜钱。

中进士后，湘乡县令乘八抬大轿上门，一口一个“老太爷”地叫他父亲。他光凭“新科进士”身份回乡“拜客”，就收入近1500两白银，相当于今日近30万元。

从“泥里爬”到“天上飞”，只隔了一张金榜。这不仅是个人命运的改变，更是整个家族阶层的彻底跃迁。

壹

道光十六年，25岁的曾国藩第三次进京赶考。出发前四处借贷，才凑齐赶考的路费，节衣缩食赶到北京，盘缠已所剩无几（关于清朝举人进京赶考的费用问题，我已写过三篇文章，有兴趣的可以自行翻阅）。

他在日记中写道：“称贷于族戚家，携钱三十二缗以行。抵都中，余三缗耳。时公车寒苦者，无以逾公矣！” 向亲戚借的32串铜钱，花得只剩3串，连回家的路费都成了问题。

那时的湘乡曾家，是不折不扣的“寒门”。

虽是地主，但100亩地要养活八口人，也只能勉强糊口。祖父曾玉屏即使雇了长工，仍坚持下地种菜、养猪。曾国藩和兄弟们下学后，也要放牛、砍柴，编织菜篮补贴家用。

更煎熬的是身份的卑微。

曾国藩去县衙办事，衙役爱答不理；想拜会当地士绅，常被家丁拦在门外。他曾记下一件小事：去湘乡县衙求见县令，家丁一句“老爷忙着呢，秀才别来添乱”，就把他晾在烈日下暴晒半天。

这与《儒林外史》中范进的处境如出一辙——中举前，谁都能踩他一脚。

贰

道光十八年春，北京捷报传至湘乡：27岁的曾国藩高中三甲第四十二名进士，并入选翰林院庶吉士。

消息传来，曾家瞬间从门可罗雀变为门庭若市。

变化最直观的体现在排场上：

从前只有过年才舍得买两斤肉的曾家，如今天天有人送来鸡鸭鱼肉；过去步行或骑驴出行的曾父，如今有人主动奉上轿子；家里的土坯房开始翻修，上等木器源源不断运入。

更实质的变化在收入。

按清制，翰林院庶吉士前两年并无俸禄。但“进士”身份本身就是一棵摇钱树。

曾国藩请假回乡，进行了长达198天的“拜客”之旅。表面上走访亲朋，实则为未来筹募资本。

累计收入：1489两1钱2分白银。

进士返乡后，家族会在宅门前立 “进士旗杆”

以当时1两白银可购100斤大米、约合现今200元购买力计算，这笔收入相当于今天的29.78万元。

这笔巨款，足以支撑他在京租住大宅、购置官服，还能寄回家中改善生活。

最富戏剧性的是社会地位的飙升。

曾经对曾家不屑一顾的湘乡县令，如今乘八抬大轿上门，与曾国藩的弟弟们称兄道弟，恭敬地称曾父为“老太爷”。

以前曾家与人打官司，衙役总是偏袒对方；如今只要曾家派人传话，衙役立即秉公办理。

这就是现实版的“范进中举”，而且是plus版——举人能让乡绅投资，进士则让整个官场都来押注未来。

叁

有人疑惑：一场考试，何以有如此魔力？

答案在于，进士不只是荣誉，更是一把开启特权阶层的钥匙。

政治特权：官场直通车

清朝官场，“科举正途”出身最为尊贵。

曾国藩中进士后十年，就升至礼部侍郎（正二品，相当于今日副部长）。而同乡举人，终其一生最高只做到知州（从五品）。

经济特权：免税免役

中进士后，曾家100亩地免交一切赋税，家人无需服任何徭役。

在苛捐杂税多如牛毛的晚清，这相当于每年节省了半数以上的农业收入，且彻底摆脱了修河堤、拉纤等苦役。

社会特权：资源掌控者

进士自动成为“统治阶级”，能接触到最核心的人脉圈。

曾国藩在翰林院期间，得到军机大臣穆彰阿的赏识，被引入顶级官场圈子。后来他创办湘军，能迅速调动湖南官绅资源，全靠进士身份积累的人脉。

相比之下，无科举功名者如胡雪岩，即使富可敌国，仍需巴结左宗棠这类科举出身的官员。

肆

曾国藩的成功，建立在千千万万科举失败者的废墟上。

清朝科举的录取率残酷得令人窒息：

从秀才到进士的难度，远超今日从本科到清华北大博士。

无数读书人如《聊斋志异》作者蒲松龄，考到白发苍苍仍只是个秀才，靠当私塾先生一年挣4两银子糊口，仅够买四个铜盆。

曾国藩本人也历经七次秀才考试才勉强中举，三次会试才中进士。他曾痛切地写道：“余在京见多士，或年逾花甲，仍着青衿（秀才服饰），奔走于考场，其状甚惨。”

这条独木桥下，是无数被时代洪流淹没的寒门学子。

伍

1905年，科举制度被废除，这场延续1300多年的“命运赌博”终于落幕。

1904年最后一次科举

回看曾国藩中进士后的“拜客”行为，表面看似俗气，实则是寒门进士在京立足的无奈之举——没有家族支持，只能靠“身份变现”筹集资本。

他与范进，本质上并无不同，都是制度设计的产物。

在“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的古代社会，科举不仅是选官制度，更是社会流动的唯一通道。一旦成功，回报丰厚得超乎想象；一旦失败，代价也沉重得难以承受。

曾国藩的幸运，在于27岁便走通了这条千军万马的独木桥。而他的经历告诉我们：在古代考中进士，不只是个人的荣耀，更是一个家族从被支配者变为支配者的彻底蜕变。

这种感受，范进懂，曾国藩懂，杜凤治懂，李慈铭懂，刘大鹏也懂，千千万万古代读书人都懂——他们用一生做赌注，只为换取这唯一一次彻底改变命运的机会。

来源：六得飞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