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汉亡国真因：400年基业说崩就崩，不只是桓灵二帝的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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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的历史长河中，汉朝是第一个延续四百多年的大一统王朝。它上承秦朝的制度框架，下启魏晋南北朝的历史走向，既缔造了“明犯强汉者，虽远必诛”的赫赫威名，也留下了“光武中兴”的治世传奇。然而，从公元前202年，刘邦称帝建立西汉，到公元220年，汉献帝禅位曹丕，这个曾经通过丝绸之路，深刻影响欧亚、人口峰值达六千万的帝国，最终还是走向了崩塌。

长久以来，人们常常将汉朝的灭亡归咎于“桓灵二帝昏庸”“黄巾起义作乱”等表面原因，但是，如果我们去深挖历史，便会发现，大汉的覆亡并不是偶然的事件，而是一场持续了百年的系统性危机。政治权力的失衡、经济根基的瓦解、军事力量的失控……这五大深层病根相互纠缠、层层递进，最终将这个庞大的帝国，拖入了毁灭的深渊。

汉朝灭亡的一道关键裂缝，始于最高权力结构的崩塌。而这道裂缝的制造者，正是依附于皇权的两大势力——外戚与宦官。这对“死敌”的交替专权，如同慢性毒药一般，一步步侵蚀了汉朝的统治根基，并且在东汉时期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那么东汉为何会陷入外戚与宦官的恶性循环呢？其实这种循环的制度根源，就在于“幼主即位”后必然出现的“母后临朝”。女性临朝缺乏制度性支持，只能依赖娘家的亲属，这便成了外戚专权的有利条件。东汉自从和帝之后，10位皇帝中，大多数即位的时候都还年幼，其中殇帝和冲帝都还在襁褓中，质帝即位时只有8岁，桓帝即位时也只有15岁。皇帝年幼自然就无法亲政，所以就出现了，母后临朝听政，外戚随之掌权，这一链条从根源上就注定了权力失衡的宿命。

最早的例子便是东汉第四位皇帝和帝时期的窦氏外戚。和帝即位时只有10岁，所以便由窦太后临朝，窦太后的兄弟窦宪以大将军的身份掌控朝政。窦宪权倾朝野，不仅垄断了官员的任免，甚至还敢暗杀被窦太后宠幸的宗室重臣都乡侯刘畅，他的权势已经严重威胁到了皇权。永元四年也就是公元92年，14岁的和帝秘密联合宦官郑众策划反击，他先亲临北宫，命执金吾、五校尉勒兵屯守南北宫、关闭城门，抓捕窦宪党羽，随后收缴窦宪大将军的印绶，更封冠军侯，遣窦宪及兄弟返回封国，最终逼迫命令他们自杀，从而彻底收回权力。这场战事完结后，和帝论功行赏，封郑众为鄛乡侯，这被视为东汉宦官凭借功勋封侯并深刻介入中枢决策的标志性事件，不只是让郑众得以深度参与中枢政事，更显著提升了宦官群体涉足朝廷核心权力的可能性。

此后，“外戚专权→皇帝联宦官除外戚→宦官专权→新帝即位再引外戚”的循环彻底形成。比如在顺帝之后专权近20年的梁冀，凭借他的妹妹梁皇后的身份，先后拥立冲帝、质帝、桓帝三位幼主。质帝因一句“此跋扈将军也”，便被梁冀下毒害死。他还大肆搜刮财富，据《后汉书》记载，他的家产被抄没时估值达三十余万万也就是三十多亿钱，尽管史料对具体数额记载略有出入，但是这笔钱相当于当时东汉政府近一年的财政收入，仍然堪称富可敌国，这足以证明他贪腐的厉害。直到桓帝联合单超等五位宦官诛灭梁氏，这五位宦官因功同日封侯，世称“五侯”。此后宦官专权成为常态，桓帝后期至灵帝初年，曹节、王甫等宦官继续把持朝政，最终演变为以张让、赵忠为首的“十常侍”集团的极度专权。

到了桓、灵二帝时期，宦官专权已经到了无法无天的地步。“十常侍”不仅操纵皇帝废立，还掌控京城禁军，甚至敢卖官鬻爵、篡改奏折。根据《后汉书·宦者列传》记载，灵帝曾经公开说过“张常侍是我公，赵常侍是我母”。可见宦官对皇权的控制之深。更荒唐的是，宦官集团竟然将“卖官鬻爵”制度化。他们在西园设立“卖官交易所”，根据《后汉书》记载，当时三公就是太尉、司徒、司空一职售价1000万钱，九卿500万钱，像冀州、南阳这类富庶地区的郡守，标价甚至高达2000万钱，贫瘠郡县则相对低廉。这种贪腐之气的泛滥，连位列三公的太尉一职也成了商品，根据史料记载，曹操的父亲曹嵩便在灵帝中平四年也就是公元187年，花费巨资买了太尉的位置，其中《后汉书·宦者列传》里记为“一亿万”钱，《三国志·魏书·武帝纪》注引《续汉书》则称“数亿”钱，无论具体数额如何，这都是当时顶级官职的天价，足以体现卖官鬻爵的疯狂。如果官员没钱，还可分期付款，上任后加倍偿还，大量无德无才却有钱的人涌入官场，上任后便疯狂搜刮百姓，所有的负担最终都转嫁到底层老百姓的身上，社会矛盾被推向了顶点。

为了彻底清除朝堂上的反对势力、巩固专权地位，宦官集团更是接连制造了两次党锢之祸。第一次党锢之祸中，他们诬陷以李膺、陈蕃为首的正直官员与名士结为“党人”，大量士大夫、学子被逮捕，虽然处死人数有限，但是却将更多人终身禁止仕宦。第二次党锢之祸则更为残酷，不仅扩大了迫害的范围，更对反抗者痛下杀手，数百人被下狱或处死。这两次祸乱不仅摧毁了汉朝的官僚体系，更让朝堂沦为宦官的“一言堂”。等有识之士被排挤殆尽，剩下的官员要么依附宦官，要么贪污腐败，政治生态彻底糜烂。

政治上的混乱如同催化剂，进一步加剧了积重难返的土地兼并问题。更关键的是，外戚与宦官这些权力核心，本身都是豪强地主的代表，或者和地方豪强深度勾结。

作为土地兼并的受益者和制度的掌控者，他们自然不可能推行触动自身利益的抑制政策。尽管经历王莽改制的动荡与光武中兴的调整，土地兼并这一贯穿两汉的根本性社会经济问题，始终没有被真正解决，反而在东汉中后期愈演愈烈，从西汉初年便出现端倪，到了东汉后期彻底病入膏肓。

自耕农是汉朝的经济根基。他们既是国家赋税的主要来源，也是兵役、徭役的承担者。土地兼并现象在西汉初年已经出现端倪，到了汉武帝时期，这一进程被显著加速。汉武帝为了应对常年对外的战争，推行“算缗”“告缗”等政策，强制征收富商大贾的财产税并鼓励告发隐匿财产的人。这一举措虽然充实了国库，但是却沉重打击了工商业，大量商人为了寻求资产安全、规避赋税，纷纷将资金转向土地。在古代，土地是最稳定的硬资产，而且还容易通过政治关系逃税。自此以后，“商人兼并土地”成了西汉中期的普遍现象。

到了西汉末年，土地兼并已经十分严重了。根据《汉书·食货志》记载，当时“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大量的自耕农失去了土地，沦为豪强地主的“佃户”或“流民”。汉哀帝时期，大臣师丹、孔光曾经提出过“限田限奴”政策，建议诸侯王、列侯的田产不得超过30顷，奴婢数量也按等级限制。可是这个政策触及了豪强地主与贵族官僚的利益。当时的外戚王莽，他的家族田产就远远超过30顷，所以最终政策被束之高阁，而土地兼并却愈演愈烈，成了王莽篡汉的重要诱因。

东汉建立后，土地兼并问题不但没有缓解，反而因为政权本身就依靠豪强地主的支持。例如开国皇帝刘秀，因为他的麾下“云台二十八将”大多出身河北、河南豪强家族。而进一步加剧土地兼并问题。刘秀曾经试图通过“度田”清查土地与人口，遏制豪强扩张，但是却因为豪强的抵制而失败，这让东汉政权对豪强的妥协从一开始就埋下伏笔。因此，东汉政权从建立之初，对豪强地主便多有妥协，在抑制土地兼并方面举措不力，甚至通过“察举制”“征辟制”让豪强子弟进入官场，形成“官商合一”的利益集团。

这些豪强地主凭借着政治特权，疯狂兼并土地。他们通过强买强卖、伪造地契、甚至暴力抢占等方式，将农民的土地据为己有。还利用职权逃避赋税，将本该自己承担的赋税转嫁到自耕农身上。《后汉书·仲长统传》中记载，东汉后期的豪强地主膏田满野，奴婢千群，徒附万计。徒附就是失去土地的佃户，他们要将收获的50%-70%交给地主，生活比奴隶好不了多少。

而土地兼并引发的连锁反应堪称灾难性的：

第一，国家税基萎缩。自耕农大量减少，豪强又逃避赋税，导致汉朝的财政收入急剧下降。东汉中期以后，朝廷甚至无法维持正常的军费开支，就连边疆驻军的粮饷都经常拖欠。

第二，流民问题爆发。失去土地的农民，要么沦为佃户，要么成为流民。到东汉末年，流民数量据后世学者估算，已经超过三百万之多，而且当时除了土地兼并的问题，东汉末年频发的大规模瘟疫更是让百姓雪上加霜，大量民众染病身亡，没有死的也流离失所，流民群体也越来越多。这些流民四处乞讨，甚至出现“人相食”的惨剧，这些成了社会动荡的“火药桶”，只要有人点燃，就会爆发大规模起义。

第三，阶级对立激化。豪强地主与底层农民的矛盾日益尖锐，《后汉书》中多次记载“流民暴动”，虽然规模不大，但是这些已经预示着更大的危机即将到来——黄巾起义。

经济根基的崩塌，不仅让朝廷连日常运转都难以继续，更直接削弱了维系边疆稳定、支撑禁军战斗力的能力。一场更深重的边疆危机，已在西北大地悄然酝酿。

经济崩溃导致朝廷没钱养兵，政治腐败让朝廷禁军战斗力暴跌，这又直接引爆了边疆的危机。为了应对西北羌乱，东汉不得不放权地方，可是最终养出的西北军阀，却成了捅穿大汉心脏的力量。而这股力量之所以能够顺利进入中枢，根源还是在朝廷权力的崩塌。

东汉的西北边疆问题，核心是“羌患”。羌族是生活在今青海、甘肃一带的游牧民族，西汉时期已经个中原王朝有了交往。东汉建立后，由于对羌族采取“压迫政策”，羌族多次发动叛乱，史称“羌乱”。从东汉初年到末年，羌乱先后爆发了五次，持续时间长达80多年。

早期的羌乱，东汉朝廷还能依靠朝廷禁军镇压。但是到了东汉中期，随着政治腐败、财政枯竭，朝廷禁军的战斗力急剧下降。士兵大多是强征的流民，装备简陋，而且经常逃亡。根据《后汉书·西羌传》记载，顺帝时期平定羌乱，朝廷花费了240亿钱，相当于东汉三年的财政收入，却仍然无法彻底解决问题。

为了节省开支、快速平叛，东汉朝廷不得不调整策略：将西北边疆的军政权力下放给地方豪强，允许他们组建“私兵”，并给予税收、人事任免的自主权。这一政策虽然暂时缓解了羌患，却也催生了一批“西北地方武力集团”。他们以“平羌”为名，积累了强大的军事力量，而且对朝廷政权逐渐失去敬畏。董卓便是这批西北军阀的代表。

董卓出身于陇西豪强，年轻时曾经和羌族首领结交，熟悉羌人习性。他凭借着镇压羌乱等战功，历任河东太守等职位，官至前将军。他麾下军队以羌胡骑兵和陇西豪强私兵为核心，因为他的部下大多来自凉州等地，骁勇善战但是军纪涣散，后世常以“西凉兵”称呼。这支军队只认董卓个人，根本不承认朝廷。

真正让董卓有机可乘的，是东汉中央的权力真空。灵帝驾崩后，外戚大将军何进与司隶校尉袁绍密谋诛杀宦官，为了壮大声势，不顾朝臣反对，征召并州牧董卓等地方将领率军进京立威。董卓接到命令后立即率军向洛阳开进，还特意上书朝廷，公开请求诛除宦官，以表“忠心”。然而，没有等董卓抵达洛阳，何进却因为计谋泄露，被宦官诱杀在宫中。袁绍、袁术等听到消息后怒不可遏，率兵攻入皇宫，不分老幼诛杀宦官，前后死者达两千余人，京城瞬间陷入混乱之中。

正在洛阳城外待命的董卓，敏锐捕捉到京城剧变的信号，立即率“西凉兵”强行入城。凭借自己精锐的麾下，他迅速控制皇宫与京城要地，随后废黜汉少帝，改立陈留王刘协为帝也就是汉献帝，先后自任司空、太尉，最终晋升相国，彻底垄断了朝政。

董卓的入京，标志着东汉朝廷政权的实质灭亡。他麾下的西凉兵在洛阳烧杀抢掠，甚至挖掘皇陵、掠夺财宝。他随意任免官员，将稍有不满的大臣处死，导致大量官员逃亡。为躲避关东诸侯的讨伐，他又强迫汉献帝迁都长安，临走前还下令烧毁洛阳城。这座拥有一百六十多年历史的都城，化为了一片废墟。

即便董卓后来被王允、吕布诛杀，他带来的“军阀割据”局面也已经无法逆转。西北军阀李傕、郭汜在长安互相攻杀，把皇宫变成了战场。关东诸侯袁绍、曹操、袁术则在各地拥兵自重，争夺地盘。东汉朝廷从此沦为军阀手中的“傀儡”，汉献帝辗转流离，最终被曹操控制，成为“挟天子以令诸侯”的工具。汉朝的灭亡，已经只是时间问题。

如果说边疆危机是从外部捅向帝国的一刀，那么早在数年前，一场来自内部的爆炸已经彻底动摇了它的根基——这就是公元184年爆发的黄巾起义。尽管黄巾起义的主力在数月内被镇压，但它对东汉统治秩序的冲击却足以致命。更深远的影响在于，为应对此后此起彼伏的地方叛乱，朝廷在黄巾军主力被镇压数年之后，在公元188年采纳刘焉“改置州牧”的建议。这一调整，直接让地方割据从临时乱象变成了制度层面的合法存在。

张角自称“大贤良师”，创立了宗教组织“太平道”。他之所以能发动大规模起义，关键在于他精准的抓住了底层民众的“生存焦虑”。流民遍地、生计无着的民众渴望得到救赎，而太平道的“治病救人”“平等互助”理念，恰好满足了这一需求。

张角通过“画符治病”“传教布道”的方式，在民间积累了大量的信徒。他将信徒分为36方，大方有万余人，小方有六七千人，每方设一名“渠帅”，统一指挥。同时，他还提出了极具煽动性的口号：“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苍天”指汉朝，“黄天”指太平道，“甲子”就是公元184年，这一口号迅速在全国传播，甚至还贴到了洛阳的官府门上。

公元184年2月，黄巾起义正式爆发。数十万头戴黄巾的起义军，在全国12个州同时起事，攻占城池、杀死官员。其中，张角兄弟率领的冀州黄巾军对洛阳构成了直接威胁。颍川等地的黄巾军曾经击败东汉官军，与中郎将朱儁、皇甫嵩周旋，奉命镇压的中郎将卢植虽然围困张角在广宗有功，却遭到了宦官诬陷而撤职，接替他的董卓在河北战场作战不利。起义军的迅猛发展，让东汉朝廷惊恐不已，为集中力量镇压这场声势浩大的起义，朝廷被迫在同年仓促解除了长达十多年的“党锢”，赦免了此前被禁锢的“党人”，让被排挤的有识之士重新出山参与平叛，而初期镇压黄巾军的主力，正是皇甫嵩、朱儁、卢植等率领的朝廷官军。

在黄巾军主力被镇压后，为应对持续蔓延的地方动荡。当时黄巾余部仍然在各地活动，其他流民暴动也接连爆发。朝廷又在公元188年采纳刘焉“改置州牧”的建议，开始在益州、幽州等少数重要州郡，任命重臣或宗室出任州牧，让他们集军政财权于一身，允许他们自行招募军队、征收赋税。这一政策虽然能暂时遏制叛乱，却也彻底让地方割据合法化，从此，原本只是负责监察或行政的刺史、州牧，彻底蜕变为手握军政财权、拥兵自重的地方军阀，朝廷对地方的管控彻底失效。

这些政策虽然最终镇压了黄巾军主力。张角在起义爆发后不久便病逝，他的弟弟张梁先在广宗战死，随后张宝亦在曲阳兵败被杀，黄巾军主力就此被彻底镇压，但代价却是毁灭性的：

首先，州牧制度让地方势力彻底脱离了朝廷的控制。在此之前，东汉的“刺史”只是监察官员，没有军政权力，而首批被任命的州牧（如刘焉为益州牧），凭借朝廷赋予的大权，迅速割据一方，不再听从朝廷的命令。后续袁绍任冀州牧、曹操任兖州牧，也都成为手握重兵的军阀。

其次，豪强武装的崛起。在镇压黄巾起义的过程中，大量豪强地主组建了私兵，如曹操的“青州兵”、刘备的“丹阳兵”，这些军队只服从豪强个人，成为军阀割据的“资本”。

最后，朝廷权威彻底丧失。黄巾起义后，东汉朝廷虽然名义上存在，但已经无法指挥地方州。各地的军阀为了争夺地盘，相互攻杀，比如袁绍与公孙瓒的“界桥之战”、曹操与吕布的“兖州之战”。中国历史从此进入了“三国乱世”。

在上述系统性危机已然深重的情况下，汉灵帝的昏庸统治并不是独立的致亡因素，而是危机在最高统治层面的集中爆发。他的昏庸并不是始于黄巾起义后的绝望放纵，而是贯穿他统治大部分时期的常态，不仅没有力挽狂澜，反而用荒唐的行径给王朝的棺材钉上了最后一根钉子。

汉灵帝的昏庸，首先就体现在“沉湎享乐，不问政事”上。他在位21年，将本来就糜烂的政治、经济乱象推向了顶峰。在位期间，他先后修建了“西园”“裸游馆”等奢华宫殿，其中“裸游馆”以玉石为阶、流水为池，让宫女们裸体嬉戏，灵帝则终日饮酒作乐，他沉溺享乐、漠视国事的态度，无异于向天下传递出“只顾自身欢愉，何惧家国安危”的信号。为了满足自己的奢靡生活，他不仅卖官鬻爵，还巧立名目征收赋税，比如“修宫钱”“赎罪钱”。官员上任要交“修宫钱”，罪犯交钱可以赎罪，连皇室宗亲都不能幸免。

其次，汉灵帝极度信任宦官，任由他们祸乱朝政。他将朝政完全交给“十常侍”，自己则专心享乐。宦官们趁机大肆搜刮，甚至伪造圣旨，将反对他们的人打入大牢。比如大臣吕强因为弹劾宦官，被诬陷谋反，最终被迫自杀。侍中向栩因为上书讥讽宦官，被诬陷与黄巾军勾结，下狱处死。在灵帝的纵容下，宦官集团的权力达到了顶峰，朝堂也彻底沦为“黑暗王国”。

更致命的是，汉灵帝在军事上的一系列昏招，为后续的权力崩塌埋下隐患。他晚年在公元188年八月设立了“西园八校尉”，此举既为了加强朝廷的军力，也暗含了分割外戚大将军何进兵权的意图，但是却荒唐地任命宦官蹇硕为“上军校尉”统领全军。这一安排不仅让何进极度不满，更让军队指挥体系陷入了混乱，直接激化了外戚与宦官的矛盾，也为后来的京城政变埋下了祸根。

汉灵帝的统治，还让汉朝的社会矛盾彻底激化。在他在位期间，土地兼并达到了顶峰，流民的数量，据后世学者估算已经超过了三百万之多，瘟疫、水灾、旱灾接连爆发，而朝廷不仅不赈灾，反而加重赋税。《后汉书·灵帝纪》记载，公元183年，全国爆发大规模旱灾，“田野空，朝廷空，仓库空”，大量流民饿死，甚至出现“人相食”的惨剧。这正是次年黄巾起义爆发的直接原因。

公元189年，汉灵帝去世，终年34岁。他留下的帝国，政治腐败已经深入骨髓，经济彻底崩溃，社会动荡不安，军阀割据之势已经成为定局。尽管汉室在汉献帝名下又苟延三十多年，但自灵帝驾崩后，董卓的铁蹄踏入洛阳的那一刻起，四百年的汉家天下，实则已经社稷丘墟。

综上所述，大汉四百年基业的崩塌，绝非偶然，而是上述五大深层病根相互交织、连锁发酵所引发的系统性塌方。政治上的权力失衡、经济上的根基瓦解、军事上的边疆反噬、社会上的民变爆雷，再加上最高统治层的昏庸加速，最终将这个庞大帝国推向了毁灭的深渊。

四百年大汉的兴衰，为后世留下了深刻的历史启示：

第一，任何王朝都需要维护“权力制衡”。当权力过度集中在外戚、宦官等少数群体手里，且缺乏监督时，政治腐败便不可避免。

第二，“民生为本”是王朝存续的根基。自耕农是国家的“生命线”，抑制土地兼并、保障农民利益，唯有如此才能避免社会的动荡。如果在瘟疫、自然灾害频发时，朝廷如果漠视赈济，更会加速民生的崩溃，

第三，边疆政策需“刚柔并济”。过度压迫边疆民族会引发叛乱，而过度放权地方则会催生军阀，唯有平衡朝廷与地方、中原与边疆的关系，才能维护国家统一。

第四，统治者的“责任”至关重要。昏君的奢靡与无能，会将王朝的潜在危机转化为现实灾难，而明君的清明与远见，则能延缓甚至化解危机。

汉朝虽然灭亡了，但它留下的制度遗产如郡县制、察举制、文化精神，如“大一统”理念，却深刻影响了中国历史两千年。正如范晔在《后汉书》中所说：“汉世乱而不亡，百余年而终，盖赖祖宗之德，亦由群贤之辅也。” 而大汉的灭亡教训，也成为后世王朝“以史为鉴”的重要范本。

参考出处

1. （汉）司马迁著：《史记》，中华书局1959年版

2. （汉）班固著：《汉书》，中华书局1962年版

3. （南朝宋）范晔著：《后汉书》，中华书局1965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