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尚可喜祖父尚继官曾任明廷副总兵，父亲尚学礼在抵御边疆势力时战死，他投身东江镇后，他因 “善骑射，能冲锋陷阵”，很快在军中崭露头角，毛文龙见其英武，收为养孙，赐名 “永喜”，并予以重用。

天启三年（1623 年），时任东江镇总兵毛文龙，凭借 “以辽人守辽土” 的策略，整合辽东流民数万，其中就有一位叫做尚可喜的人。

尚可喜祖父尚继官曾任明廷副总兵，父亲尚学礼在抵御边疆势力时战死，他投身东江镇后，他因 “善骑射，能冲锋陷阵”，很快在军中崭露头角，毛文龙见其英武，收为养孙，赐名 “永喜”，并予以重用。

尚可喜画像

天启六年，满洲兵开始围攻宁远，毛文龙派尚可喜率三百骑兵袭扰敌军后方，“喜率军夜渡鸭绿江，焚其粮草大营，斩获敌酋二十余人”，此战不仅缓解了宁远之围，更让尚可喜在军中声名鹊起，由备御破格升为游击。彼时的他，对大明充满赤诚，曾在给友人的信中写道：“吾家世受国恩，虽肝脑涂地，亦必报之。”

然而，这一切都因为毛文龙被袁崇焕擅自诛杀而彻底改变。

先简单回溯一下那段充满矛盾而又让人感到遗憾的历史画面。

崇祯元年（1628 年），袁崇焕以 “十二大罪” 诛杀毛文龙，这一擅杀之举未经朝廷议准，更未考虑东江镇的军心稳定。《明史・袁崇焕传》载，袁崇焕杀毛文龙后，“檄各岛总兵官悉听节制”，但东江镇诸将多为毛文龙旧部，对袁崇焕的所作所为相当痛恨。毛文龙被杀时，尚可喜当时驻守广鹿岛，听闻毛文龙死讯，“痛哭三日，谓左右曰：‘帅爷待我如子，今无辜被杀，吾何忍独活？’” 但他仍以大局为重，约束部众，未参与哗变。

崇祯二年（1629 年），黄龙出任东江镇总兵，试图稳定局势。黄龙虽有军事才能，却不懂笼络人心，尤其与毛文龙旧部沈世魁矛盾尖锐。沈世魁原为皮岛副将，自诩 “东江老人”，认为黄龙 “无尺寸之功，却居我辈之上”，遂暗中联络数名将领，于当年十月将黄龙拘禁于皮岛军营，意图夺权。消息传至广鹿岛，尚可喜心急如焚，他深知 “东江镇若乱，边疆势力必乘虚而入”，遂率麾下数十骑星夜驰援。《尚氏族谱》详细记载了平乱过程：“喜至皮岛，直闯营门，见沈世魁正召集将领议事，厉声斥曰：‘总兵乃天子所命，尔等敢擅囚，是谋逆也！’话音未落，已拔剑斩为首乱者二人，其余乱党皆惊惶失措。喜又晓以大义，言‘东江镇存亡系于今日，若内斗不止，必为敌所灭’，众将乃悟，纷纷弃械归顺，黄龙得以脱困。”

黄龙获救后，对尚可喜感激涕零，亲书 “忠勇可嘉” 四字赠之，并向朝廷举荐其为广鹿岛副将，赞曰：“公大度，非人所能，且驭变定乱，济世才也。” 但此次平乱，也让尚可喜与沈世魁结下死仇，为日后的危机埋下伏笔。

崇祯四年（1631 年），皇太极集结大量兵力大举进攻东江镇，黄龙率军在长山岛迎战，因寡不敌众战死沙场。此战 “明军伤亡六千余人，战船被毁三十余艘”，长山岛失守后，广鹿岛成为孤悬之岛，尚可喜的家眷数百人被困岛上。敌军派人劝降，许诺 “若降，封以高官，保家眷平安”，尚可喜的妻子刘氏却对家人说：“吾夫为明将，吾等岂能屈从敌寇？” 遂率家眷、仆从数百人跳海自尽，无一幸免。尚可喜在前线听闻噩耗，“呕血数升，几欲昏厥”，后在部将劝阻下才勉强支撑，但心中对明廷的失望已渐生， 若朝廷能及时派兵增援，何至于家破人亡？

更让尚可喜绝望的是，黄龙死后，沈世魁为东江镇总兵。沈世魁掌权后，第一件事便是报复尚可喜，他捏造 “通敌” 罪名，密令心腹前往广鹿岛抓捕尚可喜。尚可喜得知消息时，正率军在岛外巡逻，部将劝他 “速逃以免祸”，他在帐中徘徊彻夜，最终仰天长叹：“吾束发行伍，十余年血战，父母、兄弟、妻子皆死于国难，非为私禄，乃为保境安民。今朝廷不辨忠奸，权臣构陷，吾留此何益？”

当时局势非常混乱，袁崇焕诛杀毛文龙后，自己也因 “通敌” 罪被凌迟；熊廷弼经略辽东，却因东林党与阉党之争两次入狱，最终头颅被传首九边；孙承宗虽有报国之志，却屡遭排挤，被迫辞官。尚可喜目睹这些惨剧，最终下定了投靠满洲的决心。

如果站在尚可喜当时的环境来看，他的无奈投降，却有情可原，与李永芳这等大明败类有本质区别。

皇太极对尚可喜的到来极为重视，亲自出城十里迎接，《清太宗实录》载，皇太极执尚可喜之手曰：“将军弃暗投明，此乃识时务之举，朕必不负将军。” 同年四月，尚可喜率兵士万余人、战船百余艘归附，至此，他的人生迎来重大转折。

崇德元年（1636 年），皇太极从大汗变成皇帝，改国号为 “清”，尚可喜因 “归附有功”，被封为 “智顺王”，赐银万两、甲胄千副，其部众被编入汉军镶蓝旗。

同年十二月，清军出征朝鲜，尚可喜率部随征，在江华岛之战中，他亲率水师突破朝鲜军防线，“登岛后身先士卒，斩杀朝鲜将领三人，俘虏王子李㴭”，为清军迫使朝鲜称臣立下首功。战后，皇太极赐其 “满洲世爵”，允许其子孙世袭罔替。，这是尚可喜投靠大清后的第一次闪亮。

皇太极仓促离世后，并未影响皇太极的前途，清军入关后，尚可喜率军转战南北，先后参与平定李自成、张献忠农民军及南明政权的战役。第二年，他跟随豫亲王多铎进攻李自成余部，在潼关之战中，“率部从侧翼突袭，大破李自成骑兵，斩获万余人”，为清军占领西安扫清障碍。此后尚可喜又随肃亲王豪格入川，征讨张献忠，在西充之战中，他识破张献忠的埋伏计，“劝豪格分兵三路，前后夹击，张献忠中箭身亡”，至此，大西军主力被彻底击溃。

顺治六年，为稳定南方局势，命尚可喜与靖南王耿仲明率军进攻广东。 “一战斩杀李成栋之子李元胤，俘虏明军两万余人”。随后，他又率军攻克广州、梧州、桂林等重镇，转年广东全境基本平定。《清史稿・尚可喜传》载，此战 “喜率军大小数十战，未尝一败，清廷嘉其功，赐蟒袍、玉带，晋封平南王，命留镇广东”。

清廷对他的任命，实则是 “用其才，防其心”。 广东地处岭南，远离京师，且反清势力仍有残余，让尚可喜留镇于此，既能利用他的军事能力抵御南明残余势力，又能将其与其他汉族将领分隔，避免形成联盟。尚可喜深知里面蕴含着的朝廷深意，因此在广东任上始终谨小慎微，采取了一系列措施表明立场：其一，主动缩减军权。他上疏清廷，请求 “派满汉官员共同治理广东军政”，将麾下两万余名士兵中的一半划归朝廷直接管辖，仅保留一万兵力用于镇守广州。

顺治十八年不久，尚可喜又主动请求 “裁撤广东总兵官三员，副将五员”，将地方兵权进一步收归朝廷。一系列操作下来，尚可喜对于大清来说是再无二心的，且在广东干的不错，自剪羽毛外，对地方治理也是井井有条，让朝廷放心，让百姓满意。

康熙登基后，伴随着青春的躁动后取之的便是成熟和更高远的战略，削掉三藩与治理河道成了他最为关切的重大方向。

三藩手握重兵、割据一方的现状，逐渐成为康熙的 “心腹之患”。尚可喜作为三藩中资历最老、归附最早的将领，对局势的敏感度远超吴三桂、耿精忠。他深知，自己 “前朝归附者” 的身份始终是清廷的 “心病”，一旦康熙决定撤藩，他很可能成为第一个被清算的对象。因此，康熙十年（1671 年），69 岁的尚可喜以 “年老多病” 为由，上疏请求让在京任职的长子尚之信返回广东，接替自己的职务。其实这种安排尚可喜终究是失策，虽然保全了自己的名节，却让儿子陷入深渊，因为他是虎父，但是儿子却是实实在在的犬子。

尚之信自顺治十二年（1655 年）起便留在京师，名为 “任侍卫内大臣”，实则是清廷牵制尚可喜的 “人质”。尚可喜让尚之信回广东，一方面是希望结束父子分离的局面，另一方面也是向康熙表明 “无割据之心”若他有二心，绝不会让作为 “人质” 的儿子回到自己身边。在给康熙的这份奏疏中不无坦诚地写道：“臣年近七十，精力衰颓，广东政务繁剧，恐误国事。长子之信久在京师，熟习礼法，乞令其归粤，代臣理事，臣愿留粤辅助，或归辽东养老。” 康熙接到奏疏后，虽批准尚之信回粤，但对尚可喜的猜忌并未消除，仅同意尚之信 “协助理事”，未授予实际兵权。

然而，尚可喜的苦心很快因尚之信的表现而落空。尚之信回到广东后，凭借父亲的权势横行霸道，“夺民田宅数百处，掠人子女为奴，所用器物皆仿王府规制”（《圣武记》）。更让尚可喜无奈的是，尚之信与吴三桂、耿精忠暗中往来，多次派人前往云南、福建，商议 “共抗清廷”。尚可喜得知后，曾多次斥责尚之信，甚至 “杖之五十，禁足三月”，但尚之信表面顺从，实则仍我行我素。

此时的尚可喜，已意识到自己若继续留在广东，不仅会被尚之信牵连，更可能成为康熙撤藩的 “突破口”。于是，康熙十二年（1673 年）三月，他再次上疏，请求彻底辞去平南王爵位，率家眷返回辽东老家养老。这份奏疏中，他深情回顾了自己的一生：“臣自归附以来，蒙太宗皇帝、世祖皇帝、圣祖皇帝三朝隆恩，授以王爵，命镇广东。今四海升平，臣年已七十，精力就衰，愿解兵柄，归老辽东，以终天年。”我们无需怀疑尚可喜的心境，但是此后的事态发展并不是他所能控制的了的。

这份奏疏的时机，恰好契合了康熙的心思。当时的康熙，正为 “撤藩” 之事犹豫不决：吴三桂在云南经营多年，拥兵十万，若贸然撤藩，恐引发叛乱；耿精忠在福建也有重兵，与吴三桂往来密切；而尚可喜主动请求撤藩，无疑为康熙提供了 “先易后难” 的策略突破口。康熙在御前会议上对大臣们说：“平南王主动撤藩，足见其忠君之心。若准其归老辽东，则可树为表率，让吴、耿二藩知所畏惧。”

随后，康熙立即下旨，称赞尚可喜 “情词恳切，具见恭谨，能知大体”。

康熙十二年（1673 年）十一月，吴三桂在云南起兵反清，打出 “兴明讨虏” 的旗号，诛杀云南巡抚朱国治，自称 “天下都招讨兵马大元帅”。三藩之乱正式爆发。次年三月，耿精忠在福建响应，杀害福建总督范承谟，率军进攻浙江、江西。叛军势如破竹，很快控制了云南、贵州、福建、湖南、四川等省，清廷陷入入关以来最严峻的危机。

此时的广东，虽未直接卷入战乱，但局势已十分紧张。吴三桂多次派人前往广州，以 “恢复明朝” 为诱饵，劝说尚可喜起兵，承诺 “若公反清，封公为‘辅明大将军’，广东全省归公管辖”；耿精忠也致信尚之信，以 “姻亲之谊” 拉拢，称 “若共举大事，将来三分天下，各据一方”。面对诱惑与威胁，尚可喜始终坚守立场，他对身边的幕僚说：“吾受清廷三朝恩宠，若叛之，必遭千古骂名。吴三桂、耿精忠虽暂强，然其心术不正，终难成事。”

为表明忠心，尚可喜采取了一系列行动：首先，他将吴三桂派来的使者逮捕，押解至京师，并上疏康熙表忠心：“臣受国厚恩，誓以死报。吴三桂、耿精忠反叛，臣必与之周旋到底，大义灭亲，绝无二心。”其次，他主动断绝了与耿精忠的姻亲关系， 尚可喜的孙女尚氏嫁给了耿精忠的儿子耿继美，他当即派人前往福建，将孙女接回广东，并公开宣布 “与耿氏恩断义绝，此后若有往来，以叛逆论处”。

康熙十四年（1675 年）正月，为表彰尚可喜的忠义，康熙下旨晋封其为 “平南亲王”，并任命其次子尚之孝为平南大将军，命其率军抵御叛军。这一任命，既是对尚可喜的信任，也是对尚之信的敲打，康熙深知尚之信的野心，希望通过扶持尚之孝牵制尚之信。尚之孝虽不如尚之信勇猛，但对清廷忠心耿耿，接到任命后，立即率军前往韶关，与吴三桂叛军展开激战。尚之孝在韶关之战中，“身先士卒，斩杀叛军将领数人，击退叛军多次进攻，保住了韶关要地”。

然而，尚之信的叛乱已箭在弦上。他见吴三桂叛军在湖南击败清军，耿精忠部将也攻占了浙江温州，认为清廷必败，于是暗中联络吴三桂，计划在广州发动兵变，胁迫尚可喜反清。康熙十五年（1676 年）二月，尚可喜因 “忧劳过度，疽发于背”，卧床不起，甚至多次陷入昏迷。尚之信趁机行动，他率心腹家丁数千人闯入广州王府，控制了王府卫队，随后逼迫尚可喜的姬妾张氏用剪刀剪掉尚可喜的发辫，并向全军宣布 “老王爷已剪辫降吴，尔等速速归降，违者斩”。

相关形势图

尚可喜苏醒后，见自己发辫已失，又听闻尚之信叛乱，悲愤交加，当即要投环自尽，幸被身边侍从救下。他当时的怒吼：“吾受三朝隆恩，岂能背主？痴儿误我！痴儿误我！吾尚在一日，必不令广东陷贼！” 随后，他强撑着病体，派人秘密联络尚之孝，命其率军回师广州，平定叛乱。但尚之孝此时正与吴三桂叛军在韶关激战，无法立即回援，只能派少量兵力悄悄前往广州，保护尚可喜的安全。

此后，尚可喜被尚之信软禁在王府中，行动受限，但他仍未放弃抵抗。暗中联络广东提督金光祖、广东巡抚刘秉权，让他们 “坚守城池，勿从尚之信叛乱，待朝廷大军到来，必能平定叛乱”。

随着病情日益加重，尚可喜深知自己时日无多，便暗中嘱咐尚之孝的亲信：“吾死之后，汝必转告之孝，速归降朝廷，不可随你兄长叛乱。若能立功赎罪，尚可保全尚氏一族。切记，尚氏子孙，永不可叛清。”

同年十月二十九日，尚可喜临终前，强撑着病体，让诸子搀扶自己向北叩拜，口中喃喃自语：“吾受太宗、世祖、圣祖三朝恩宠，未能杀贼报国，死有余辜。愿皇上早日平定叛乱，天下太平。” 随后，他命诸子为自己换上皇太极当年赐给他的蓝色缎袍，留下遗嘱：“吾死之后，必返殡于海城，魂魄有知，仍事先帝。勿修高大坟墓，勿厚葬，以表吾对朝廷的忠心。” 言毕而逝，享年 73 岁。

康熙十九年（1680 年），三藩之乱接近尾声，康熙下旨将尚之信押解至京师，以 “谋反” 罪赐死，尚之信的党羽也被一网打尽。

柱上三事的终局：康熙的反思与尚可喜的历史定位

康熙二十年（1681 年）十月，清军攻破昆明，吴三桂之孙吴世璠自杀，历时八年的三藩之乱终于平定。此时的康熙已 28 岁，历经战火的洗礼，他对 “天下大权当统于一” 有了更深刻的认识。这年年底，康熙派内阁学士禧佛、侍卫萨尔图前往辽东海城，为尚可喜举行御祭仪式，并亲自撰写祭文，其中写道：“王功盖天下，人所共知，忠心为国，昼夜靡宁。当逆贼吴三桂、耿精忠叛乱之时，王独守臣节，至死不渝。若天下臣子俱能如王，天下不致变乱。王虽逝，其忠君之心，永垂青史。”这番话，既是对尚可喜的最高评价，也是对吴三桂、耿精忠等叛将的反复横跳的嘲讽 。

在处理尚可喜家族后续事宜时，康熙也体现出了 “恩威并施” 的策略。他命尚可喜的次子尚之孝承袭 “平南亲王” 爵位，尚氏子弟中，有十余人被授予官职，其中尚之孝的儿子尚崇垣任侍卫内大臣，康熙对尚之孝说：“尔父忠心报国，朕必不负尔家。尔等当以尔父为榜样，效忠朝廷，勿负朕望。”（《清史稿・尚可喜传》）

吴三桂

平定三藩后，康熙以尚可喜的忠义为 “标杆”他多次在朝堂上告诫大臣：“为人臣者，当以平南亲王为戒，忠心事主，不可有二心。若敢效吴三桂、耿精忠之辈，必诛无赦。”

从历史脉络看，尚可喜的一生，是明末清初动荡时代的缩影。他早年在明廷内耗中选择归附清廷，是为了保全性命与麾下将士；晚年在三藩之乱中选择坚守忠义，是为了报答清廷的知遇之恩，也为了洗刷 “归附者” 的身份污点。

后世对尚可喜的评价，虽因立场不同而有所差异，但大多认可其 “忠君” 之举。乾隆四十一年（1776 年），乾隆帝在修订《明史》时，曾评价尚可喜：“尚可喜虽为明臣归附，然其在三藩之乱中，独守臣节，至死不渝，其忠可嘉。若明廷诸臣皆能如尚可喜，明何至于亡？” 道光年间，学者魏源在《圣武记》中也写道：“平南亲王尚可喜，以明将归附清廷，却能忠君报国，比之吴三桂、耿精忠之流，可谓天壤之别。”

来源：房青城谈历史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