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650年11月的广州城，北风裹挟着硝烟在城墙上打转。尚可喜的平南王大纛在城外猎猎作响，旗下列阵的八旗兵与绿营军已在此围困十个月有余。这座南中国最繁华的商埠，此刻如同被巨浪包围的孤舟，城头飘扬的明军龙旗在寒风中瑟瑟发抖。

1650年11月的广州城，北风裹挟着硝烟在城墙上打转。尚可喜的平南王大纛在城外猎猎作响，旗下列阵的八旗兵与绿营军已在此围困十个月有余。这座南中国最繁华的商埠，此刻如同被巨浪包围的孤舟，城头飘扬的明军龙旗在寒风中瑟瑟发抖。

清军的攻城器械在城外堆成小山，荷兰造的红夷大炮正对城门。根据意大利传教士卫匡国的日记，广州城防"如铜墙铁壁"，城濠深三丈，护城河宽五丈，城头排列着葡萄牙商人贩售的佛朗机炮。守军中不仅有南明精锐，还有金发碧眼的欧洲雇佣兵——这些来自澳门的葡萄牙士兵，用他们的火绳枪在城头筑起最后防线。

"清军每日发起三次冲锋，如潮水般涌来又退去。"卫匡国在《鞑靼战纪》中记录，某次攻城战中，明军将滚烫的粥汤从城头泼下，清军前锋部队"皮开肉绽，哀嚎声震天"。荷兰使臣纽霍夫的航海日志也提到，清军曾试图用填满火药的羊皮筏子炸毁城门，却被守军用长钩拖入护城河引爆，"水柱冲天，清军死伤惨重"。

转机出现在11月24日黎明。尚可喜调来二十门从沈阳运来的神威大将军炮，这些重达三千斤的铁兽发出震天怒吼。卫匡国描述当时情景："第一声炮响，城砖如雨点般坠落；第二声炮响，城墙裂开三丈宽的缺口；第三声炮响，守军的龙旗在硝烟中倒下。"

城破当日，尚可喜在军帐中摔碎茶盏："广州城已成瓮中之鳖！"这位平南王或许未曾料到，等待他的不是投降的白旗，而是更疯狂的抵抗。根据《清世祖实录》记载，明军残部退入居民区，将民宅改造成堡垒，"家家户户皆战场，巷陌纵横尽火海"。

真正的血腥始于11月26日。尚可喜颁布"屠城令"的场景被卫匡国详细记录："王座前堆满首级，尚可喜持刀而立，宣称'凡留发者皆逆贼'。"这道命令将屠杀范围从军士扩展到平民，清军以"搜捕余孽"为名，在全城展开地毯式清洗。

纽霍夫七年后途经广州时，仍能从断壁残垣中窥见那场浩劫的冰山一角。他在航海日志中写道："东门外的乌龙冈，尸骨堆积如山，僧人每日焚烧遗骸，烟尘遮蔽日光。"《广州市志》更记载，当时"城内河流尽赤，护城河浮尸三日不绝"。

在这场屠杀中，最令人震惊的莫过于对宗教场所的洗劫。卫匡国亲历了圣心大教堂的陷落：当清军撞开彩绘玻璃大门时，百余名信徒正手握十字架祈祷。"他们先割下神父的舌头，再将其钉在耶稣像上。"这位传教士在日记中颤抖着写下，"连婴儿也不能幸免，士兵将他们抛向空中，再用刺刀接住。"

这种暴行并非孤立。根据荷兰东印度公司档案，清军在光孝寺发现藏匿的明军伤员后，竟将整座寺庙付之一炬。纽霍夫记录的细节更令人发指："僧人们被绑在佛像上，清军用烧红的烙铁在他们胸前刻满清字，哀嚎声持续了整夜。"

关于死亡人数，各方记载存在惊人差异。《清世祖实录》称"斩首六千七百三十级"，但卫匡国坚持认为"死者不下十万"。纽霍夫则根据当地幸存者口述，估算"男女老幼共七十万口，存者不及百分之一"。现代历史学家通过分析城内原有户籍与战后人口统计，推测实际死亡人数应在十二万至十五万之间。

这些冰冷的数字背后，是无数个体生命的戛然而止。卫匡国记载了一个细节：某户人家全数被杀，唯独襁褓中的婴儿因藏在米缸中幸存，这个孩子后来被传教士带往澳门，成为广州大屠杀的最后见证者。

屠杀结束后，尚可喜在广州设立两广总督府，试图重建这座废墟。但根据《岭表纪年》记载，直到康熙年间，"城内仍多空地，夜闻鬼哭，行人裹足"。荷兰商人范伯拉在1655年的贸易报告中写道："广州已非昔日之广州，市集冷落如鬼域，唯见乌鸦啄食人骨。"

这场屠杀更在精神层面留下深远创伤。卫匡国注意到，幸存者中流行一种怪病："凡目睹屠杀者，皆夜不能寐，口中反复念叨'红衣人来了'。"这种集体创伤记忆，直到乾隆年间编纂《广州府志》时仍被刻意回避，相关章节仅以"清军克复，市肆复兴"八字带过。

三百年后的今天，当我们站在越秀山俯瞰广州，很难想象脚下这片土地曾浸透如此多的鲜血。在东郊乌龙冈，那块"共冢"碑已模糊难辨，但每年清明，仍有市民自发前来献花。碑文上"万骨成灰，一冢千秋"的刻字，或许正是对那段历史最克制的注脚。

历史学家在争论这场屠杀的性质时，常常引用卫匡国的一句话："当战争撕下所有伪装，剩下的只有兽性。"而纽霍夫的航海图上，1650年的广州被特别标注为"血色锚地"，这个标记至今仍保存在荷兰海牙的档案馆中，成为人类文明史上永远无法抹去的伤痕。

资料参考：《360年前广州遭十日屠城 海幢寺兴起恰与之有关》，网易亚运频道，2010年6月23日《鞑靼战纪》意大利传教士卫匡国(M. martini，1614—1666)

来源：画夕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