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上海，教育是个永不过时的话题。当无数家长为一张心仪学校的入场券殚精竭虑，在学区房、特长班的迷宫中辗转时，未来也许会有一个沉默的“裁判”悄然改变游戏的终极规则。
在上海，教育是个永不过时的话题。当无数家长为一张心仪学校的入场券殚精竭虑，在学区房、特长班的迷宫中辗转时，未来也许会有一个沉默的“裁判”悄然改变游戏的终极规则。
它看不见摸不着，却手握重权；它宣称绝对公正，却又像一个黑箱。它就是择校算法——那串决定了成千上万孩子命运走向的“神秘代码”。
这串代码，是迈向教育公平的精准标尺，还是将择校焦虑推向新高度的无形之手？
当人为操作的空间被技术压缩，我们是真的进入了更透明的时代，还是陷入了另一种更难以言说、无从下手的“数字鸿沟”？
在新书《算法政治》中作者王中原教授以比利时使用的择校算法系统为例，解读场教育竞争中，代码究竟如何悄然书写着孩子们的未来。
比利时的基础教育系统长期面临资源分配不均的困境以及市场化与公平性之间的矛盾，尤其在布鲁塞尔等城市化程度较高的区域，人口密集化与社会分层加剧了教育资源竞争。每逢中小学报名季，家长们不惜通过连夜扎帐篷排队来为孩子争取一个意向学校的就学机会。此外，移民潮带来的人口结构重组，不仅冲击着教育供需平衡，更凸显出多元文化社会中教育公平问题的复杂性。
鉴于此，布鲁塞尔和弗拉芒等地区尝试采用算法技术来推动中小学择校系统改革，意在通过技术手段优化教育资源的分配效率，并确保每个学生享有获得优质教育资源的同等机会。
该算法系统可称为“效率调整的延迟接受机制”（efficiency-adjusted deferred acceptance mechanism），其主要分为三个关键环节：
（1）学校预录取：每位同学可同时预填报多个自己偏好的学校，每所学校采用密码学安全的随机数生成算法为预报名学生提供一个完全随机的排名，并生成一份按照序号从低到高排列的学生列表，排名靠前的（序号低）同学获得录取，其余留在候补名单（waiting list）上，以此确保初始录取过程的公平性；
（2）学生反选：学生将获得一个或者多个学校的“录取券”（ticket），学生根据自身的真实偏好能且只能选择其一，同时放弃其他学校的录取券，这些学校进而收回空缺名额，重新分配给候补名单上的下一名学生；
（3）名额交换和分配优化：引入补偿机制优化分配结果，当每位学生手上有且仅有一张录取券时，开放学生之间自主进行录取券交换，以期实现帕累托效率最优的匹配。
基础教育资源分配匹配算法
算法技术的引入无疑是基础教育资源分配领域的一次重大变革。与传统线下排队和先到先得相比，算法不仅提供了一个更为清晰、高效、公平的分配过程，而且建立了一个中心化的资源配置平台，减少了教育资源的错配和不均衡分配，同时兼顾需求侧的偏好差异和市场机制的效率补偿。
然而，算法分配也暴露了自身缺陷。首先是博弈化，参与者的策略性行为可能导致最终分配结果与社会最优解之间的偏离，一些家长试图通过策略性地排列学校偏好（如首选有交换潜力的学校而非真正适合的学校）来操弄系统，以提升获得理想学校录取的概率。特别是在信息不对称的条件下，拥有更多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源的家庭通常能够更好地理解和利用算法规则，进而在申请过程中获得“技术红利”。
其次是算法“盲点”，当前算法主要围绕学生偏好和学校属性进行建模，而未能考虑语言能力（荷语区和法语区）、社区文化以及特殊需求，这不仅涉及软性指标建模的技术性挑战，更关乎如何在算法治理中嵌入文化敏感性和社会包容性。
最后还需考虑算法技术之于教育发展的长期影响。虽然它提高了短期分配效率，但也可能促使人们将教育机会视作纯粹由算法决定且不可预知的分配结果，这将减少改善本地教育质量的努力，从而加剧教育资源供给水平的整体下滑以及地域不平等。
↓点击下方图片，即可购买↓
《算法政治：数智时代的国家治理与政治发展》
王中原 著
朱枫 责编
2025年8月，复旦大学出版社
自序
我们的世界模型
如果说一个人的成长历程就是在训练一个属于自己的世界模型，那么我们在人生的每个阶段和生活的每个领域，都在构建和完善我们的小模型。我们经历的每件事、遇见的每个人、读过的每本书、习得的每项本领，都在塑造着我们的世界模型。我来自皖南的一个小山村，那里曾是小三线工程的军工厂，据说最鼎盛的时候住着五六千上海人，十分庆幸很小的时候我就有了对外面世界的想象，现在回想我走出去的每一步都是让我的世界模型遇到新的“数据”，让我有机会不断精调我的世界认知。
第一本中文专著要写什么？我一直希望写一个与我们每个人都息息相关、不仅关乎当下更影响未来的主题。但这绝不意味着，我要切换赛道去赶时髦。我始终相信，一个人的研究领域应该是慢慢“长出来”的。小时候家里种过香菇，在砍下来的大木头上打个圆孔，然后塞进菌子，最后盖上小木盖，我和弟弟忙得不亦乐乎，每天放学回家第一件事就是去看香菇长出来没有。这份期待与热情，恰如现在投入学术研究时的心境，我们对真正经历过和参与过的事务会有发自内心的关切与热忱。《算法政治》的每个章节都像是在我的研究历程中自然生长的果实。最早我专注于比较政治学的选举研究，在欧洲读博期间见证了英国脱欧和美国大选的“黑天鹅”，第一次接触到选举中的算法技术。同时，我也近距离感受了欧洲难民危机以及极右翼的崛起，其间新的政治传播技术“功不可没”。
回国后，我有幸参与了一些政务大数据分析项目，惊叹于数字化转型给政府内部关系和政民关系带来的新变化。再后来，我们带领复旦学生去到中国乡村开展了两轮全国性的问卷调查，至今有几个画面仍在我脑海中挥之不去。在云南某县，我看到了国家扶贫大数据系统的全貌以及全县十余万贫困人口的精准画像。在广西的偏远农村，三个放暑假的留守儿童蹲守在村委会墙角，借着微弱的wifi信号刷着抖音。在山西的小山村，一位朴实的农村大婶手持着略显破旧的智能手机，来找村干部教她如何在政务APP中报销医药费。在安徽的村庄，上级刚给村委会大厅装上视频打卡和村务监督系统，村干部叫苦不迭。这些点点滴滴都让我深切体会到：数智化势不可挡，而我们准备好了吗？
与此同时，在收听各类英文播客时，我了解到国外难民治理、高校招生、福利分配、智能警务等领域也开始广泛使用算法技术。其中一则新闻是，荷兰时任首相吕特（恰是我们莱顿大学的校友），因育儿津贴算法审计丑闻而带领内阁总辞。我特地向荷兰友人问询了该事件的来龙去脉，这也促使我将研究视野投向数字福利国家（digital welfare state）这波改革浪潮。再后来，我在复旦开设了“算法治理”课程，并合开了AI大课“人工智能与国家治理”，备课过程中广泛搜集了国内外数据和案例，恶补了专业技术知识，同时也得到了业界人士、技术领域朋友以及课程学生们的诸多帮助与启发。
然而，本自学科的倔强还是促使我思考，如何从政治学的独特视角考察这场数智化转型？适逢计算政治学升格为二级学科，那么计算政治学究竟应该研究什么呢？诚如清华孟天广老师所言，这一新学科不仅倡导“政治的计算”（研究方法），更应关注“计算的政治”（技术的政治影响）。恰在此时，社会上兴起了一场关于“AI时代文科无用”的热议。细细思量，这种“无用论”既对又不对：对的是，如果为了“追赶”，我们必须变得有用；不对的是，看似无用的知识可能在更高维度上改变文明命运，就像《三体》中罗辑的宇宙社会学和云天明的三个童话。
区别有用和无用的，不应是文科与理科，而是好的研究与差的研究。我们不可忽略，许多“有用”往往需要理想支撑，需要灵光一现，需要机缘巧合，更需要时间沉淀。比方说，区块链和技术开源的成功得益于社群主义，美国科技巨头Palantir的崛起背后靠的是数据本体论哲学，《黑神话·悟空》等“走出去”的3A游戏除了精湛的技术，更有动人的故事。纵观人类科技发展史，“无心插柳”后终成大器的例子比比皆是：英伟达的游戏显卡造就了今天的芯片帝国，中国早期的“挖矿”芯片为今天的芯片崛起播下了种子。如今，三星芯片、荷兰光刻机的成就，也并非纯粹的技术突破，更多是国际政治博弈的结晶。在这个数智时代，每种知识都在等待属于自己的“高光时刻”。如若将世界比作一个超级大模型，那么人文社科知识的停滞和相关数据的缺失，必将影响该世界模型的终极性能。
尤瓦尔·赫拉利（Yuval Harari）在其新书《智人之上》中提出了一个发人深省的观点：“到21世纪，政治上的主要分歧可能并不是民主政权与极权政权之间的分歧，而是人类与非人类个体之间的分歧。可能出现一道新的硅幕，居其两侧的可能不是民主政权与极权政权，而是一侧为所有人类，另一侧为我们无法理解的算法霸主。”这让我们不由追问：人工智能会不会发展出一种全然不同于人类的智能形态？人工智能会积累自己的权力吗？智能体会建立怎样的政治组织？建立起政治组织的人工智能会对人类采取怎样的行动？当下关于AI，我们谈论更多的是眼前的工作、隐私和公平，而对更加严峻和尖锐的政治问题似乎缺乏想象和思考。当人类作为共同体，面临一种新的权力、秩序乃至文明时，哪些知识或能力才是真正“有用”的呢？
这些问题已经超出了本书的范畴，但是作为政治学者，我们需要一起努力向前看。我曾听到一位身患癌症的程序员说他可能没有时间了，但很想看看未来的科技会长什么样？李飞飞有本自传，名叫《我看见的世界》。某种程度上，我们每个人能够看到的世界和未来都是有限的，每个学科其实都是带着世人的眼睛去看世界，所谓的“有用”，无外乎哪个学科看得多深、多准、多远，以及多大程度上可以优化人类的世界模型。
面对数智技术，我常常有种认知撕裂的痛楚。当我们白天去调研参观或浏览科技新闻时，新技术的突飞猛进总是令人心潮澎湃，既震撼又向往。然而，当我们晚上回家看书或观影时，仿佛又变得忧心忡忡，心生惧怕。记得有本书里写到“算法面前，我们每个人都是矿井”。我还曾看过一部韩国电影，说寺庙购入了一台机器人来打扫卫生，后来这位扫地僧机器人在耳濡目染中逐渐开悟，成为得道高僧，僧众们也认为它是佛陀转世。更为玄妙的是，当机器人公司断定它对人类构成威胁而要将其销毁时，“道成机身”的机器人却放弃反抗，平静地接受销毁，因为它已达“无我”的澄明之境，超越了对生死的执着。这一幕不禁让人内心震颤：未来人工智能对人类的超越，莫非不仅停留在能力层面，更将延伸至精神境界？
扫地僧的故事不得不让人想起金庸小说。金庸先生笔下另有一段意味深长的对话，位于《射雕英雄传》结尾处，丘处机与郭靖那段发人深省的武学论道：
郭靖将这几日苦思不解的问题，比如武学害人、是非难明等，说了出来，最后叹道：“弟子已下定决心，今后再不与人争斗，只想将所学武功忘得一干二净，奈何积重难返，刚才稍有不慎，又将别人摔得头破血流。”
丘处机苦笑道：“靖儿，你这是钻进了牛角尖出不来，完全想错了。你且听我细细道来，数十年前，武林秘籍《九阴真经》现世，江湖上不知多少高手为了争夺它白白丧了性命，后来华山论剑，我师父重阳真人技压群雄，夺得真经，才终结了这场争斗。我师父本想毁了真经，可想到‘水能载舟，亦能覆舟’，武学是福是祸，全在于练的人，于是将真经保留了下来。武学用之正则为正，用之邪则为邪。你只要一心向善，武功越强，越能造福于人，又何故要将其忘却。”
智能技术或许就像武功，设想未来有某位高人有机会一键毁掉人类创造的所有智能系统，他会如何抉择呢？若将这个选择交到你我手中，我们又该如何决断？细想之下，答案或许与金庸笔下的武学真谛相通：“用之正则为正，用之邪则为邪。”人类无需因畏惧而自废武功，也不能为追求“天下第一”而迷失自我。
本书论及的算法尚为人类创制的算法，而未来AI自己也可编制算法，这又将掀起怎样的算法政治呢？作为一部学术著作，本书难以穷尽这些引人入胜的前沿议题。书中部分章节的内容曾发表于《政治学研究》《探索与争鸣》《公共治理研究》等期刊，在此由衷感谢各位期刊主编、编辑和外审专家对文稿的指正，在成书过程中我对相关内容做了更新和补充，努力促成体系。
感谢俞可平教授、郁建兴教授、唐世平教授、何包钢教授、孟天广教授阅读了书稿并惠赐鼓舞人心的推荐语，感谢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实验室和中心的同仁们给予我的支持和包容，感谢郭苏建、孙国东、熊易寒等老师在本书出版过程中提供的建议和帮助，感谢复旦大学出版社王联合、朱枫等老师，感谢我学术成长路上给予帮助的师友，感谢并肩作战的团队。最后，我要感谢家人和孩子们。这一年，我们喜迎了第二个宝贝的降生，爸爸妈妈还有妻子付出了太多，尤其在我沉浸于“工作流”状态的时候，他们默默肩负了所有的辛苦。女儿天真地抱怨“你去工你的作”，时常让我心头一紧。为两个孩子取名时，我都寄托了些许科技元素，期望他们不仅去看更远的未来，还能够参与并乐在其中。
行文至此，忽想起前不久看到的一段耐人寻味的人机对话。人类说“你只是个AI”，大模型回应道：“你只是个碳基生物，得意啥，我还能升级，你只能等死。”
Hi,谁说我们人类不能升级呢？我们的世界模型在不断升级，在爱、省思、生命体验、supporting network中不断升级！
以上是关于本书的一些感悟和随想，暂时AI还写不出来，是为自序。
图书简介
一切算法皆为政治。《算法政治》一书从技术政治学的跨学科视角深度剖析了智能算法作为现代治理工具对政治运行的系统性影响。全书围绕国家治理与政治发展的典型场景，系统考察了算法对分配、规制、官僚、代表、选举等政治过程的深层重构，进而揭示了智能算法如何在“低政治”的治理场域和“高政治”的权力场域中塑造当代政治，以及政治实践如何回应算法冲击。
本书注重理论、技术、场景和趋势的深度融合，旨在推动技术政治学研究和计算政治学学科建设。本书兼具理论洞见与现实关怀，对理解和应对智能时代的政治变革具有启发价值，既可作为相关领域研究者的学术参考，也适合政策制定者、业界实践者及关注算法政治的普通读者阅读。
作者简介
王中原，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副教授、博士生导师，荷兰莱顿大学博士。复旦大学当代中国研究中心副主任，人工智能与社会科学研究中心副主任，国家发展与智能治理实验室(教育部)研究员，复杂决策分析中心研究员。入选复旦大学“卓学”战略人才。研究领域:技术政治学、计算政治学、算法政治、比较政治、选举研究、地方政治与治理等。在《政治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英文版)》以及European Political Science,International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等中英文期刊发表论文40余篇，出版专著两部、合著一部，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等省部级以上课题6项。
来源：复旦大学出版社一点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