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958年4月10日清晨，西湖边的雾气尚未散尽，毛泽东步出杭州火车站，没有锣鼓，也听不见鞭炮，站前广场显得出奇安静。警卫员疑惑地张望，原本应该出现的浙江省委领导并未露面，这种情况在各地视察中极为少见。

1958年4月10日清晨，西湖边的雾气尚未散尽，毛泽东步出杭州火车站，没有锣鼓，也听不见鞭炮，站前广场显得出奇安静。警卫员疑惑地张望，原本应该出现的浙江省委领导并未露面，这种情况在各地视察中极为少见。

此刻的江华正坐在省委大院里批阅文件，秘书提醒：“主席到了。”他只是点头，没有起身。三天前他给自己立下规矩——只要中央首长不点名，就坚决不去迎送。想到这里，他放下钢笔，目光定在窗外那棵桂花树上，似在回味上一次“接站”带来的尴尬。

时间倒回到1954年8月。那天中午，杭州骄阳似火，江华率十余位厅局长在站台等候。列车停稳，毛泽东从车厢踏下，刚抬头便看到一排簇新的横幅和鲜花，面色顿时沉了几分。他缓步走近江华，声音低却清晰：“同志，你们这是干什么？浪费人力物力，还耽误群众通行。”说罢转身离开，留下江华和随行人员面面相觑，汗水顺着额角直流。

事后江华越想越不是滋味。浙江省正忙于防汛和农业合作化推进，大批干部被抽离去车站陪同，确实脱离实际。他找到毛泽东请罪：“都是我的责任，请主席批评。”毛泽东抬手示意他坐下，语调平和：“礼节有度，接待也要讲节约。”江华随即提出：“以后主席来浙江，您不叫我不来。我保证不接不送，也不给基层添乱。”毛泽东闻言哈哈大笑：“这就对喽！”

要理解江华的底气，还得追溯到湘南山里的少年岁月。1907年8月，他出生在湖南江华县的瑶族贫农家。父母用卖柴攒下的几个铜板，供他进私塾；他把破布缝成书包，硬是考进了省立第三师范。1925年入校时，“三师”已是青年毛泽东播撒火种的地方，墙角石灰写着“改造中国与世界”。那些字像火，一下点着了江华的血性。次年他加入中国共产党，随即投入农运和学生运动。

1928年11月，江华调任红四军前委秘书。一次行军途中因劳累昏倒，毛泽东特意到野战医院探视，拍拍他的肩膀道：“好好养伤，来前委帮我干。”短短一句话，青年江华记了几十年。此后两人一同转战湘赣、福州、闽西，经历三次反“围剿”。长征途中，江华带领中央警卫团护送中革军委翻越夹金山。冰雪封路，警卫员裹着棉被也直打哆嗦，江华把仅有的羊皮袄让给了毛泽东，被广大道友称作那支队伍里“最能吃苦的政委”。

1945年抗战胜利前夕，延安午夜灯火通明。江华领命去敌后开展游击，从毛泽东手中接过一只罗盘。他半开玩笑地说：“主席，把那副望远镜也给我吧，前线用得着。”毛泽东笑着摆手：“小老乡，这宝贝暂时借不出。”两人一笑，一别三年。解放战争进入决胜阶段时，江华已在东北组织兵站，调粮调药，把枪支弹药送到林海雪原最前线。

新中国成立后，江华被任命为浙江省委书记。浙江刚经历淮河洪灾援助，工业底子薄，农业机械化几乎为零。他带队下乡，一住就是半个月，回城时身上沾满泥巴。省里老人私下议论：“江华这个书记，大架子不小，见领导从不哈腰。”罗瑞卿一次路过浙江，听说后打趣：“还是老江厉害。”所谓“大架子”，其实多半指他做事硬朗，不喜繁文缛节。

然而旧习惯一旦形成，要割掉并不容易。1954年的接站风波就是例子。中央当时多次强调：勤俭办一切，反对铺张浪费。江华自认执行得不错，却还是在车站触碰了雷区。毛泽东的批评让他如梦初醒，也奠定了四年后那份“保证不接不送”的决心。

1958年的杭州春潮暗涌，全国进入“大跃进”节奏。毛泽东此次南下，重点考察的是农业和水利。江华没有迎接，却提前备好调研材料，贴着田亩数据，一条河一条河地做了标注。两天后在省委会议室，他汇报完毕，毛泽东点点头：“不迎送，人还在状态，浙江可以少折腾。”会议结束时他补充一句：“以后首长来，若真需要陪同，请电告，否则恕不从命。”屋里静了两秒，随即传出轻快的笑声。

接下来几年，毛泽东每到浙江，都能看到相同的场景：市内交通未受影响，警卫圈缩至最小，基层干部照常下田办厂。老百姓只知道“中央有人来了”，却很少被惊动。此风渐渐形成惯例，后来去浙江调研的中央首长也默认了这条“省里不能接”的规矩。江华因此被称作“把牌坊拆了的书记”，但他并不介意。在给儿子的家书中，他写了一句：“规矩定了，就别再改，少折腾百姓，省里也轻松。”

1963年，江华调任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离开工作了十三年的浙江。他整理行李时，把曾用过的那份“接待简则”塞进抽屉，没有带走。人走规矩留，这或许是他留给浙江最特殊的遗产。

毛泽东后来谈起江华，口气轻松：“他敢说不接不送，我心里高兴。干部要干事，不要摆场面。”一句评语，道出一个时代对务实作风的期待，也说出了两位湖南老乡之间无需言表的默契。

来源：野史很有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