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这次北平案件，听说牵连了全国各地八百多人，沈阳、热河、兰州、西安、天津、上海、南京等地都包罗在内。

“宁可错抓九十九个，不要让一个人漏网，宁可错杀一千，不能错放一个。”

这是特务们办事的原则。

这次北平案件，听说牵连了全国各地八百多人，沈阳、热河、兰州、西安、天津、上海、南京等地都包罗在内。

我被抓进以前，已有三、四十人进来了。

当我被捕以后，一连十九个昼夜不断地有新的人进来，前前后后约有一百人左右，可是其中八十多人都是无辜被牵连的。

一天夜里，约摸两点钟的光景，我的房门打开了，送进来一个长得胖胖的不到三十岁的青年，他仍穿着原来的长袍，左手夹着一床棉被，一声不响地摊开倒头便睡。

这是我坐监以来第一个伴侣，当天夜里彼此都没说什么。

因为我把握不定他究竟是怎样的一个人。

我怀疑着他是特务们派来扮演“苦肉计”的“黄盖”，第二天我们才慢慢地谈了话。

他姓马，他是燕大化学系的一个毕业生。

他在南开中学读书时候的一个同学，到北平来在他家里住了一个月，后来就走了。

这个借住的人的一个朋友被捕了，日记本上有他住过的马家的北平通讯处，客人没捉住，主人被牵进来。

在这同一时期接二连三地发生了许多类似的事件，我的朋友赖亚力的太太朱艾江跑了，把朱的日本籍的妈妈抓来了。

李政宣的小姨子，一位十八、九岁，刚考进大学的学生，也被抓来了。

一个厨子，当他回家的时候，看见和他同院的一个小女孩在路旁哭，他善心地抱她回家。

他被捕了，因为孩子的爸爸刚刚捉走。

有一对姓钱的兄弟，一个是从桂林的土木工程学校毕业，一个刚在上海交通大学电机工程系毕业。

兄弟二人，刚刚回到北平不几天，因为抓不到他们的姐夫，他们就被捉进来。

一个农民银行的小职员，有人对他说，他的表弟被捕了，他正在数着钞票，就请另外一个同事向表弟家中打个电话，问问是怎么一回事，电话被特务接着，两个人都被捕了。

李政宣为了掩护他在北平的电台工作，开了一片无线电收音机商行，正在修饰门面，给他油漆门面的漆匠给抓了，设计门面的一家广告公司的老板也抓了。

向李的铺子讨火煤帐的小伙计也抓了。

后来和我押在一块的一位跑收音机买卖的掮客，他托人把从乡下刚来北平的一个十六岁的兄弟介绍到李的铺子里当学徒，进店不到一星期就被捕了。

这位仁兄找着介绍人一块来打听情况。

于是双双地捉下了。

还有一个过路看热闹的傻小子，他目不转睛地看着里面在捕人，他好奇地逗留在门口，也被捕了。

这样的人大概八十多名，都是因为这些不相干的关系，荣膺上“匪谍”的头衔，一跃而成了政治犯。

不管是不是地道的“匪谍”，一进了这只笼子，有的是苦头吃。

当这些冤哉枉也的难友们，一被抓进来，有的在哭，有的喊冤枉，有的带着一种乞怜的声调，向那些看守小子们诉说他们不是共产党请求恩免的废话。

那些小子们带着玩笑地回答道:“黄巢杀人八百万，在数在劫的都难逃。你们到这里，都是劫数，命中注定的，灾星一退，就无事了。”

有的人就紧接着问:“我们的官司，什么时候能完？”

“完，等着吧！少则三个月，多则一年半载，哼！看运气吧！"

他们神气十足地边走边说。

提到这些狱卒们，真是:"龙生龙，凤生凤，耗子生儿能打洞。”

中国的狱卒一向是缺乏人性的，多少生命断送在他们的手上！

在特务所统治的监牢里，这些狱卒们除了承受历代他们的师父、师祖们的遗产，现在又加上蒋介石和他一般徒子、徒孙们的衣钵，残忍、狠毒，可说是登峰造极，空前绝后。

这里“看守所”的所长姓周，是个彻头彻尾的特务爪牙，小米掺沙子，煮饭加上碱，都是他干的。

别人说他信佛教，我从两个月的生活来观察他，要是佛教弟子们象他那样，我要念一声“阿弥陀佛”。

他手下的两员大将，一个是黄面獠牙的看守长，一个是眼皮下垂目光低视的老西——典型的特务看守员。

这两个小子在日本统治华北时代，当过汉奸。

等到国土重光，他们在什么“中美训练班”和类似的地方洗了一个澡，便派来担任这个角色。

他们看犯人——我们这一群“政治犯”，好象屠户们看着那圈内圈着的一群猪。

这其间，无所谓同情与怜惜，只是仇恨与报复。

当然，这些家伙对政治犯，用屠户对猪来比喻还不顶恰当。

在监里的朋友，最喜欢唱的一出戏是:“四郎探母”。

而唱得最起劲的，最感伤的一段就是:“我好比笼中鸟有翅难展……”。

其实，关在中国式监牢里的囚犯，特别是关在特务们统治下的监牢里，何尝比得上“笼中鸟”。

陷身囹圄的难友们，不过是这般狠似豺狼的匪徒们一种剥削屠杀的对象而已。

每一个人进来以后，头一道关就是检查，在第一次坐牢的人，感到最痛苦的倒不是遍体的搜查，而是那副面孔和搜查时所给他的侮辱，平时的自尊心，这时给他们一扫而光。

如果说“士可杀而不可辱”，那么，一进牢门就无法活下去。

女难友们被检查时，就更苦了。

这里没有女看守，这些坏蛋， 要她们脱去外衣、胸衣、袜子，还要她们脱去仅有的一条短裤。

有的就不肯脱，并且带着号叫地抗议“你知道我是女人吗？"

蒋介石的“礼、义、廉、耻”，也在这里被奉行着！

女难友们，凡是长得漂亮的，那个山西籍的看守员，和一个带着近视镜的看守，就不断地打开那门上的小铁片从那横着的长方孔里和她们聊天，用许多不堪入耳的调戏的语句，逗引着她们说话，恶棍们是四个钟头换一次，夜间也是一祥，这些坏蛋，在他值班的时候，常常深夜强迫女难友们坐来，陪他们说话。

这样他们就很容易地混过值斑的时间。

开口骂人是他们的家常便饭，因为你挨了骂，决不敢回口。

如果你回口的话，他会骂得更厉害，并且向他们的主子们报告，说你不守所规，企图暴动，那么，皮鞭子会叫你更痛苦。

砸上脚镣，带上铐子，那是轻而又轻的“处分”。

有一个难友，在吃饭的时候，因为头痛得抬不起来，仍旧躺在那里。

看守便恶声恶气地对他说:“你为什么不起来？”

他说:“我很不舒服，不想吃饭。”

这家伙扳着脸说:“我叫你起来，你就得起来。”

他回答说:“我实在不能起来。”

于是这家伙就大大咆哮了，痛骂了他足足有三十分钟的工夫，骂完了以后，还对他说:“我今天罚你一天不许吃饭，也不许喝水，看你起来不起来。"

有许多年青聪明而活泼的难友们，他们把握着“光棍不吃眼前亏”的原则，对他们使上了“政治”，“高帽子”，“灌米汤”， “拉交情”，应有尽有的手段。

有的还拜看守作师父”，有的被称作“大帅”。

所谓“案件”，大致审理告一段落之后，他们每个星期可以给我们买两次东西，东西的种类，自然是有限制的，大概每次可以买些烧饼、油条、咸菜、香肠之类，这些东西买到了，看守老爷们照着他们的需要，先狠狠地抽上一次税。

据我的经验，各处监狱里面的看守们，无论由于他们怎么样的残暴，因而引起和苦难朋友们所发生的冲突，他们的主子们，从来没有一次派他们一个不是，而向难友们说一句稍微有点天良的解释。

这就是法西斯头子统治天下的大道理吧。

挨板子，压杠子，这是最通常的见面礼。

那些“问话”的特务小子们火气非常大，他们总是先让你坐着，一句话问得不投机，伸手就打。

过后，又使你坐下，甚至递一支香烟给你。

第二句话问的答覆不满意，又照样地如法泡制。

可是第二次的刑罚，就更重了。

那老虎凳，指头上夹筷子，指头上插竹签，“坐飞机”，就一样一样地搬出来。

他们审案照例是在深夜，因为夜里的恐怖性对犯人特别大。

我夜间一听见回来的人由鼻中所哼出来的声音，就大概能判断他是受的那一种刑罚。

在北平牢里第二个月，一般情形就比第一个月松懈了点。

戒备也不是那么森严了，每天早晨我们可以轮流地被放出去洗个冷水脸。

在洗脸的时候，我们可以从门上铁盖的斜缝中看一看一个屋子、一个屋子出来的人，这时候我看到了梁蔼然。

近视眼，瞎子一般地摸着走，兜腮胡子长得像一个老头儿了。

谢士炎的嘴上两撇胡子也有五、六分长，丁行嘴上是从来没有胡须的，不过他那姣如处女的细白面皮，变得多么苍黄。

高履芳穿着一件棉军衣，背显得更驼了，其余的人，我都不认识。

牢里附设着一个诊疗室，有病的人可以由班长带着到那里看看病，有许多本来没有什么病的人因为想出去走走，就装着病去找医生。

一位姓钱的难友，他告诉医生他的肋骨很痛，向医生要了些敷胸的白粉子，他把这粉子拿回来，用水团成一条一条的粉条，却不用在胸上。

等他干了，拿来当粉笔在墙上写字画画，并且写出许多标语，标语的内容可想而知了。

听说梁蔼然弄进一锭墨，他在墙上画起整幅的山水。

我也用那些粉条，写出一些诗句。

我的屋子又加了几个人。

从这时起，生活就比较地变化了一些，日子也比较地容易熬过去。

我进来时穿的衣服，也还给我了，我的小女儿不知托了什么人，给我送来被子和一些换洗的衣服，到现在我才能够开始向那爬满我一身的虱子清算。

在我的女儿给我送进来的衣服中，还夹带一面镜子，这镜子是一位女友在出国时和许多东西一块托我存放的，却没料到这时候拿进来了！

我看到我的头发白了，胡须长了，眼睛深陷了，脸苍老了！

我不忍再看我自己，我也不忍再看这镜子。

已经是初冬了，西北风把树叶吹尽，把水吹成了冰，屋子象一座冰窟。

手伸出来立刻就会冻僵，只好整日将身体缩在被子 里。

爬出来大小便，等于受一次刑法。

一碰到早晨的太阳，从东边的窗子晒进来的时光，我们就坐起来，让太阳照在脸上，心上。

我们为了要忘记许多痛苦，要混过这些日子，晚间就轮流着讲故事，但是避免谈个人的经历，因为谁同谁都没有很深的认识，谁能保住特务们不向同屋的人打听同屋的事，谁又敢保证这其间没有出卖朋友的哩！

会唱的人，这些日子也可以唱了，解放区的歌曲特别唱的多。

那些只知道作威作福的看守小子们，他们如果知道这些曲子的内容也许会禁止不许唱，甚至加以惩戒的。

有一天忽然听见很远的地方，一个监房的门，开了又关了，不多时就听到一个人在里面唱着英文歌，我非常感动而且佩服这位难友的英勇。

他能在一进监牢就打开嗓门高歌，这是一件不大容易的事。

没有坐过监的人不会理解到这种心胸的伟大。

这个唱歌的人后来同我一直关在军法局和特刑庭，他从东北解来，也是北平案子所牵上的，名叫陈斌。

有一天夜晚，忽然从监房的另一头传来了连续不断的“救命……救命……救命……救……命……命……”的声音，由缓而急，由高而低，我的心弦差不多给他喊断了。

声音凄厉而惨烈，是四川的口音，从发音上判断，是个二十几岁的青年。

后来打听到这个监牢的一半，靠西头的一段，划归“行辕”的“青训大队”做宿舍，里面有五、六百人，都是先关在这里，后来送到那里受训的。

这“青训大队”在北平一共有两个，另一个属于“绥署”，有一千五百人，他们受着特务们的训练，生活上是比我们稍微自由一点。

但同我们一样的睡在监房里。

这个惨叫的青年，就是被环境刺激疯了的许多人里面的一个。

他继续嚎叫有两天之久，他的嗓子，也许会喊破了，喊出血来了。

我听见他的伙伴们问他，“你的裤子呢？你的褂子呢？你为什么把棉衣服扯得粉碎？"

这可以猜想到他一定是裸着体在那里吼叫。

在第二天夜里，他正在喊着的时候，一个带着命令口吻的人大骂了他一顿，他还是不住地嚷，那个人好象用什么东西刺了他一下，他哎哟一声，以后这种惨叫就再听不见了。

东面的窗子外边，是一个大空场，紧靠着窗子，立着一行枫树，多少，我数不清。

枫叶在阳光里红得发紫，真所谓“霜叶红于二月花”。

北风狂吼的时候，枫叶一片一片地被吹落，枝条被吹得来回摇曳，但这些英雄一般的枫树，依然地坚立在那里，这是多么伟大的一种气概啊！

阴森森的铁窗外，挺立着无数英雄，一片一片的丹心，被太阳照得更红。

狂暴的北风，想把它们连根拨除，可是，它们的脚眼，站得那么稳重，要在艰苦中，撑过这一冬。

来源：烟雨江南花又开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