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那是个＂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的年代，我们这些＂国家干部＂被厂里的任务和政治学习占据了全部心神。

外孙的记忆

＂妈，您就别来同住了。＂

电话那头，女婿王建军的声音有些局促，却很坚决。

＂两个孩子都是我妈带大的，她更习惯照顾他们。＂

这句话像一把老式剪刀，生生剪断了我七十岁生日那天所有的期待。

我叫孙桂芝，一九五二年出生，曾是东方红棉纺厂的一名车间主任。

那是个＂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的年代，我们这些＂国家干部＂被厂里的任务和政治学习占据了全部心神。

每天天不亮就要起床趿拉着解放鞋去打卡，晚上回来时，女儿周丽常常已经睡了。

记得那时候，厂里的广播站总爱放《社会主义好》，机器的轰鸣声中，我们扯着嗓子喊口号，晚上还要开会批评与自我批评。

女儿的童年，几乎都是在单位大院里和其他干部子女一起度过的。

我能给她买的最好的东西，是百货商店里的蝴蝶牌缝纫机，那是当时姑娘们最羡慕的嫁妆。

周丽结婚那年，我正值升职加薪的关键期，《工人日报》还来采访过我，题目是《女织工的奋斗之路》。

婚礼那天，我只請了半天假，捧着那台沉甸甸的缝纫机匆匆赶到照相馆，然后又匆匆赶回厂里开会。

婚后没多久她就生了孩子，我连请假都做不到，只能在生产指标完成后偷偷去医院看她一眼。

是她婆婆，那个从未走出过安徽农村的老太太，坐了三天硬板凳的绿皮火车来到城里，接生下孩子又帮着带了起来。

＂桂芝同志，你这不像个当妈的！＂

单位里的老趙曾在食堂打饭时当面奚落我，筷子敲着搪瓷碗，声音大得周围人都听见了。

我只是笑笑，扒拉两口窝窝头配白菜帮子，心里暗想：等退休了有的是时间陪孩子。

那时候厂里的口号是＂宁肯十年不将息，拼命也要拿全国红旗＂，我怎么敢落后？

可等到真正从厂里退下来，女儿家已成为别人的天下，我这个母亲反倒成了多余人。

电话那头，女婿的拒绝还在继续：＂妈，您一个人在老房子住着挺好的，还有您那些老同事常来串门，多自在。＂

窗外是初秋的阳光，照在我放在桌上的退休证上，那上面的黑白照片里，我的脸上全是自豪。

如今那份自豪早已消磨殆尽，退休后的日子像一张发黄的旧报纸，空茫而无处着力。

我独自坐在老旧筒子楼的饭桌前，面前是给自己做的一碗挂面，上头飘着几根葱花，七十岁的生日就这样过去了。

第二天一早，我收拾了简单的行李，悄悄坐上开往女儿所在城市的长途汽车。

车窗外，一九八八年的中国正在发生巨变，到处是＂万元户＂的故事。

我独自嚼着从家带来的咸菜，看着窗外飞速掠过的电线杆和广告牌，心里却是说不出的落寞。

到了那座城市，我没敢去女儿家，而是在离她家不远的老旧小区租了间阁楼。

房东是个六十岁的老教师，见我一个人，还问：＂老姊妹，你娃娃呢？＂

我只说来看亲戚，搪塞过去，心里却酸涩难当。

那间阁楼只有十来平方，家具是老式的板凳、木桌和一张铁架子单人床，但好在窗户正对着女儿家的小区。

每天早上，我都要趴在窗前，看女儿一家人出门的情景。

女婿骑着二八自行车，后座带着大外孙去学校；女儿则牵着小外孙去幼儿园，婆婆则拎着竹编菜篮子去菜场。

我把这一切都记在一个红皮日记本上，就像当年记工厂生产指标一样仔细。

有时候，我会趁他们都出门后，去他们小区的花园里坐坐，看看那个我几乎不熟悉的家。

小区里的花草修剪得整整齐齐，不像我们那个老厂区，杂草丛生，墙皮剥落。

偶尔碰到邻居，我就佯装是来串门的老人，寒暄几句就走。

日子就这样一天天过去，我的日记本渐渐写满了女儿家一家人的生活轨迹。

那天下午，我偶然在学校门口看见了大外孙周明。

他和我记忆中不太一样，个子窜得老高，却瘦瘦的，脸色不太好，背着个旧书包，上面别着个塑料做的变形金刚。

放学铃一响，孩子们像炸开的蒲公英一样冲出校门，唯独他慢悠悠地走在最后，连校服都没换下来。

几个同学从他身边跑过，故意撞了他一下，他的书包掉在地上，书本散了一地。

＂周明是书呆子！周明是书呆子！＂

那几个孩子边喊边跑远了，没人帮他，他自己慢慢捡起来，脸上没有任何表情。

那一刻，我的心揪得生疼，差点冲上去骂那些熊孩子，又怕被认出来，只好躲在电线杆后面看着。

我注意到他捡书时，一个数学试卷从本子里滑出来，上面鲜红的＂59分＂刺眼得很，旁边还有老师写的＂家长签字＂。

他把试卷揉成一团塞进书包最深处，然后一个人低着头向家的方向走去。

那背影是那么孤单，像极了当年我在厂里加夜班后，女儿一个人走在回家路上的样子。

又过了几天，我在小区的儿童游乐场见到了小外孙周阳。

他刚上幼儿园中班，肉乎乎的小脸蛋，和他妈妈周丽小时候一模一样。

可是不知怎么的，其他孩子都在鬧腾，爬滑梯、荡秋千，唯独他一个人坐在角落的秋千上，一动不动，像个小雕塑。

有个扎着羊角辫的小姑娘过来邀他一起玩＂丢手绢＂，他只是摇摇头，目光始终盯着远方，不知在想什么。

最让我心疼的是，我看见他的小手紧紧攥着一个旧手帕，那手帕的一角绣着＂春＂字，应该是他奶奶的。

我想了又想，决定去认识一下小区里的人，打听打听外孙们的情况。

小区门口有个老保安，姓李，大家都叫他李大爷，是个地道的东北人，话匣子一打开就没完没了。

我假装来串门的老人，帮他擦擦门卫室里的桌椅，听他唠叨。

慢慢地，我从李大爷嘴里得知，大外孙学习成绩很差，上个月期中考试全班倒数第三，常被老师叫家长。

＂那个孩子啊，就是静不下心来，一到写作业就心猿意马，他奶奶管不住，他爸妈又忙。＂

小外孙则有些自闭，很少与人交流，幼儿园老师还专门找过他妈妈谈话。

＂小不点儿整天抱着个旧手帕，谁要碰都不行，听说是他奶奶的，谁知道怎么回事。＂

这让我忍不住回想起我和女婿王建军的那些过节——当年他从安徽农村考上大学来城里，穿着粗布衣服，说话还带着浓重的乡音。

我这个城里的国家干部，在厂里说一不二惯了，看不起他的＂鄉下人＂身份，嫌弃他土气。

更看不起他那个从没进过学堂的农村母亲，婆婆来看女儿时，我连正眼都没瞧过她。

＂你看看人家李科长的女婿，上海交大毕业的，西装革履多体面！＂

甚至在女儿婚礼上的全家福里，我站得离婆婆远远的，脸还往外拧着。

如今，这些旧怨像一堵贴着大字报的老砖墙，把我隔在外孙们的生活之外。

那天晚上，我在日记本上写下：＂我决定了，不能再这样下去，我得帮帮孩子们。＂

第二天下午放学时，我特意穿上一件朴素的蓝格子衬衫，戴上老花镜，提着一个装满水果的竹篮子，站在校门口等大外孙。

周明一出来，我就佯装不小心碰了他一下，篮子里的苹果滚了一地。

＂哎呀，对不起啊小同学，老太太眼神不好。＂

他埋头帮我捡苹果，我借机问他：＂小朋友，你认识四单元的张奶奶吗？我是来看她的，找不到路了。＂

＂张奶奶？＂他摇摇头，脸上终于有了表情，＂我们单元没有姓张的。＂

＂哎哟，我是不是记错了？老糊涂了。＂我装作很为难的样子，＂那怎么办呢？天快黑了。＂

周明犹豫了一下，说：＂奶奶，要不你先去我家坐坐，问问我奶奶吧，她认识小区里的人。＂

就这样，我假装迷路的老人，跟着大外孙一起回了家，却在楼下装作扭到脚，让周明先上去叫人。

过了一会儿，婆婆匆匆下楼，看见我时愣了一下，眼里闪过一丝疑惑，但很快恢复了常态。

＂大嫂，您这是......＂

我挤出一个笑容，低声说：＂李淑芳，別声张，我就是想看看外孙。＂

她的眼神复杂，但还是点点头，扶我上楼，对好奇的周明说：＂这是邻居大妈，和奶奶是老朋友。＂

就这样，我开始了＂邻居奶奶＂的身份，时不时＂串门＂去看望他们。

趁着女儿女婿不在家，我开始帮大外孙补课。

原來，周明不是笨，只是小学时打了基础，没人教他方法，题目一复杂就乱了阵脚。

＂周明，你看这道应用题，先找已知条件，再找未知数，我们一步一步来......＂

我用当年在厂里管生产的劲头，把复杂的问题拆解成一个个小步骤，教他慢慢理解。

有一次，他找不出应用题的关键信息，一急就要哭，我轻轻抚摸他的头，说：＂别着急，咱想不明白就休息一会儿，你奶奶给你削个苹果。＂

那是我第一次听见他叫我＂奶奶＂，虽然他不知道我的真实身份。

慢慢地，周明的数学从59分提高到了70分、80分，他的眼睛里有了光彩。

有天下午，我正在厨房帮婆婆择菜，听见周明在客厅大喊：＂奶奶！我考了95分！＂

我和婆婆同时应了一声＂来了＂，随后尴尬地对视一眼，她眼里有一丝了然，却什么也没说。

小外孙周阳的问题更复杂，他总是一个人抱着那块旧手帕，不愿意和其他孩子玩。

起初我也不知道怎么办，就在小区的长椅上给小区里的孩子们讲故事，讲我小时候的事，讲老厂区里的趣事。

＂那时候没有电视机，更没有游戏，我们就用粉笔在地上画格子，跳房子......＂

渐渐地，小周阳被吸引过来，虽然不说话，却会坐在小板凳上听我讲。

有一次，我看见他的小手紧紧攥着那块绣着＂春＂字的手帕，就问他：＂小阳，你这手帕真好看，是谁给你的？＂

他愣了一下，小声说：＂奶奶。＂

我点点头：＂你很爱奶奶吧？＂

他点点头，眼睛里有了泪光：＂奶奶说她小时候没手帕用，这是她自己绣的，给我用。＂

我突然明白了，那个我从未正眼瞧过的农村老太太，那个据我所知没上过学的人，居然会绣花。

那天晚上，我回到那间逼仄的阁楼，翻开日记本，泪流满面：＂李淑芳，我对不起你啊。＂

我从未想过，自己当年的傲慢和偏见，会在这么多年后变成一道无法逾越的鸿沟，把我和外孙们隔得那么远。

一个月过去了，小外孙开始愿意和其他孩子一起听我讲故事，大外孙的成绩也提高了不少。

我和婆婆之间虽然没有挑明，但似乎达成了一种默契——在女儿女婿不在家时，我可以来看孩子们，但必须假装是邻居。

然而变故在一个周末的清晨突然降临。

女儿周丽找到了我的住处，她站在那间简陋阁楼的门口，眼睛红肿，手里拿着我的那本红色日记本。

＂妈，我都知道了。＂

原来，大外孙的成绩突然提高，老师还表扬他思路清晰；小外孙也开始与人交流，会和其他孩子一起玩耍了。

这些变化引起了女儿的注意，她顺着线索，从孩子口中得知＂张奶奶＂的存在，又从婆婆那里得到了一丝暗示。

＂妈，家里的公用电话簿落在您住的那间阁楼了，地址我都记下来了。＂婆婆对她说。

女儿进来，看着我简陋的住所，看着墙上贴的全家福——那是我从报纸上剪下来的一张全家合影，突然泪如雨下。

＂妈，对不起，我不知道您......您为什么不直接来家里住？为什么要瞒着我们？＂

我哽咽着说不出话来，只能把她拉到简易的椅子上坐下。

＂丽丽，妈没資格啊。＂我终于开口，＂当年是我对不起你婆婆，看不起她，现在孩子们都是她带大的，我有什么脸面去和她争？＂

女儿看着我日记本上密密麻麻记录的每一天，每一个孩子的进步，哭得更厉害了。

＂妈，我理解您，但也请您理解建军。他妈妈为我们家付出太多了，没有她，我和建军根本不可能两个人都安心工作。＂

我摸着女儿的头，像她小时候发烧时那样：＂妈知道，妈只是想弥补一点点，不奢望其他。＂

＂建军不是不让您来，他只是顾虑他妈妈的感受，怕两位老人住一起会有矛盾......＂

正说着，电话铃响了，女儿接起来，脸色突然变了：＂什么？妈住院了？＂

原来是婆婆李淑芳突发脑溢血，被送进了市立医院。

我和女儿顾不上再说什么，匆忙赶去医院，婆婆已经被推进了急診室。

王建军站在門外，看見我時先是一愣，随后冷淡地点点头，什么也没说。

我看見他眼圈发红，衬衫皱巴巴的，像是一夜没睡，心里不由一痛。

手术持续了四个小时，婆婆被推出来时，醫生说：＂暂时脱离危险，但需要有人24小时陪护观察。＂

王建军和周丽都要上班，两个孩子要上学，这个重担自然落在了我身上。

＂妈，您不必......＂王建军皱着眉头。

＂建军，＂我第一次这么直接地对他说话，＂让我来吧，这是我应该做的。＂

就这样，我开始了在医院的日日夜夜。

帮婆婆翻身、擦洗、喂药，记录她的各项指标，陪护是一件体力活，我这个七十岁的老太太常常累得腰酸背痛。

有一天晚上，婆婆突然醒了，看見蜷缩在椅子上打瞌睡的我，嘴唇动了动，虽然说不出话，眼里却有泪光。

我赶紧端水给她润唇，小声说：＂李淑芳，你别急，慢慢会好的。＂

她的手指动了动，似乎想抓住我的手。

我握住她粗糙的手，那是一双常年操劳的农村妇女的手，指节粗大，皮肤粗糙，却温暖有力。

＂孩子们很想你，我都教他们功课了，你放心。＂我低声说，＂周明数学考了95分，周阳也开始和小朋友一起玩了。＂

她的嘴角动了动，似乎想笑，眼泪卻滑落下来。

那一刻，我突然明白，我们这两个老太太，隔着年龄、阅历、地域和教育的差异，却因为对孩子们的爱而站在了一起。

住院的第十天，婆婆可以说简单的话了，她第一句问的是：＂孩子们还好吗？＂

我点点头：＂很好，都来看过你，今天是上学日，一放学就来。＂

她又问：＂你......为什么......＂

我明白她的困惑，叹了口气：＂我欠你的，淑芳。当年是我不对，看不起你，如今你为孩子们付出这么多，我只是想......弥补一点点。＂

她艰难地摇摇头：＂不怪你......那时候......城里人都......看不起我们。＂

我们就这样，在寂静的病房里，跨越了数十年的隔阂，终于开始了一場真正的对话。

出院那天，全家人来接我们。

女婿王建军穿着一件笔挺的衬衫，像极了去参加职称评定时的样子，他看着我，第一次叫我＂妈＂，声音里不再有生疏和抵触。

两个外孙一左一右挽着我的手臂，周明还献宝似的拿出一张考卷：＂奶奶，我这次期末考了全班第三！＂

周阳不会表达，只是把那块绣着＂春＂字的手帕小心翼翼地叠好，放进我的手心，然后怯生生地说：＂张奶奶，这个给你。＂

我愣住了，这可是他最宝贝的东西。

这时，坐在轮椅上的婆婆李淑芳伸出手，颤抖着接过那块手帕，又把它放回周阳手里，然后拍了拍他的头：＂小阳，这是奶奶的心意，你留着。＂

然后她看着我，缓慢而坚定地说：＂桂芝，你搬过来住吧，一起带孩子。陪我说说话，我想听听你当年在纺织厂的故事。＂

阳光下，我看见了自己生命的延续和圆满。

那天晚上，我回到女儿家，坐在窗前写下最后一页日记：

＂我们这一代人，為了工作，為了＇五讲四美三热爱＇的口号，把心扑在了工厂和單位上，却亏欠了家人和孩子。如今垂暮之年，才发现最珍貴的，不是那些荣誉证书，而是眼前这一双双眼睛里的爱和思念。不过，还好，来得及，都还来得及......＂

合上日记本，我听見院子里傳來周明背书的声音，婆婆在厨房哼着家乡的小調，女儿和女婿坐在沙发上低声商量着周末去哪里玩，小周阳则趴在我的膝盖上，眼皮一眨一眨地，就要睡着了。

我轻轻抚摸着他的头，心里默默想：这才是我一生真正的＂全國紅旗＂啊。

来源：那一刻旧时光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