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机场值机柜台，旅客需出示身份证并人脸识别才能打印登机牌；在运营商营业厅，办理新手机号必须扫描身份证并活体认证；甚至点外卖时，部分平台也要求填写真实姓名。然而，当人们接到“公安局来电”称涉嫌洗钱，或收到“银行客服”短信要求转账时，对方使用的号码却往往查无此人。

一、矛盾表象：实名制为何“管得了百姓，管不了骗子”？

在机场值机柜台，旅客需出示身份证并人脸识别才能打印登机牌；在运营商营业厅，办理新手机号必须扫描身份证并活体认证；甚至点外卖时，部分平台也要求填写真实姓名。然而，当人们接到“公安局来电”称涉嫌洗钱，或收到“银行客服”短信要求转账时，对方使用的号码却往往查无此人。这种反差引发广泛质疑：“为什么我们的隐私被严格监控，骗子却能逍遥法外？”

这种矛盾的根源，在于虚拟号码的特殊属性。与传统手机号不同，虚拟号码（如VoIP网络电话、临时验证码号）通常通过第三方平台生成，其技术架构天然具备匿名性。例如：

• 技术绕行：部分平台利用境外服务器注册号码，或通过“猫池”设备批量控制手机卡，规避国内实名系统；

• 隐私悖论：虚拟号码本为保护用户隐私设计（如网购时避免泄露真实手机号），却被犯罪分子利用为“一次性作案工具”；

• 监管滞后：现有法律法规对虚拟号平台的约束力较弱，导致溯源困难。

二、深层动因：技术、利益与治理的三角博弈

1. 技术成本与合规困境

传统实名制的推行，依赖于运营商与金融机构的合规压力。例如，运营商需为每张手机卡承担监管责任，因此有动力严格审核用户身份。但虚拟号平台多为轻资产企业，其商业模式基于“低成本、高匿名性”，若强制要求实名认证，将大幅增加运营成本。部分平台甚至通过加密技术隐藏服务器位置，使监管部门难以追踪。

2. 隐私保护的两难选择

虚拟号码的匿名性具有双重性：一方面，它保护了普通用户的隐私（如避免外卖、网约车服务中泄露真实号码）；另一方面，也为诈骗分子提供了“防护罩”。监管部门在打击诈骗时，需在“反诈需求”与“隐私保护”之间寻找平衡点。例如，若要求所有虚拟通话实时录音并关联身份，可能引发对合法用户权益的担忧。

3. 国际协作的壁垒

跨境虚拟号码是治理难题的重灾区。许多诈骗电话通过境外VoIP服务拨打，其服务器可能位于东南亚、非洲等监管薄弱地区。追查此类号码需跨国司法协作，但不同国家对数据共享、网络主权的立场差异巨大。例如，某些国家以“数据主权”为由拒绝提供用户信息，导致溯源链断裂。

三、公众困惑：技术真的无法解决吗？

面对虚拟号诈骗，公众常产生两个极端认知：

• 乐观派认为：“现在AI技术这么发达，难道连个号码都追查不到？”

• 悲观派则感叹：“骗子永远比监管快一步，根本防不胜防。”

现实情况更为复杂。当前，反制虚拟号诈骗的技术手段正在进步，但仍面临挑战：

• AI语音识别：可通过声纹特征识别诈骗电话，但诈骗分子已开始使用AI合成语音模仿真人；

• 号码标记系统：公众可标记可疑号码，但诈骗分子会频繁更换号码，导致标记滞后；

• IP轨迹追踪：通过分析通话的IP地址定位源头，但高级诈骗团伙会使用动态IP或代理服务器隐藏位置。

四、破局之道：构建“技术-法律-公众”协同治理体系

要彻底解决虚拟号滥用问题，需从技术升级、法律完善、公众参与三方面同步推进：

1. 技术层面：打造“可溯源的虚拟号生态”

• 强制实名关联：要求虚拟号平台在号码生成时，必须关联企业资质或个人身份证信息，并留存通话记录备查。例如，企业用户需提交营业执照，个人用户需通过人脸识别认证。

• 开发“号码DNA”技术：通过分析通话时长、频率、关键词等特征，建立虚拟号行为模型，自动识别异常模式。例如，短时间内向多个省份拨打催款电话的号码，可被标记为高风险。

• 区块链溯源：利用区块链不可篡改的特性，记录虚拟号的注册、使用、注销全流程，确保数据可追溯。

2. 法律层面：明确责任主体与惩戒机制

• 修订《网络安全法》：增加对虚拟号平台的监管条款，规定其需对滥用行为承担连带责任。例如，若平台未履行实名审核义务，导致用户被骗，可处以罚款或暂停服务。

• 建立“黑名单”制度：对多次涉及诈骗的虚拟号平台，纳入行业禁入名单，并通报国际组织。

• 推动跨境立法：通过双边或多边协议，要求境外服务商配合溯源，否则禁止其服务在国内落地。例如，与东南亚国家签订反诈合作备忘录，共享虚拟号注册数据。

3. 公众参与：提升反诈意识与能力

• 全民反诈教育：通过短视频、社区讲座等形式，普及虚拟号诈骗的常见手段（如冒充公检法、虚假投资平台）。例如，制作“虚拟号诈骗十大套路”动画，在社交媒体传播。

• 推广反诈工具：鼓励公众使用“国家反诈中心”APP等工具，实现实时号码标记与拦截。数据显示，该APP已拦截诈骗电话数十亿次，成为重要防线。

• 建立举报奖励机制：对举报虚拟号诈骗线索的公众给予物质奖励，形成全社会监督网络。

五、现实挑战：在平衡中寻找最优解

推进虚拟号治理的过程中，需直面三大矛盾：

• 隐私与安全的矛盾：过度追踪可能侵犯合法用户隐私，需在技术设计中嵌入“最小必要原则”。例如，仅在涉及诈骗时调取用户身份信息，而非全程监控。

• 企业成本与合规的矛盾：中小虚拟号平台可能因合规成本上升而退出市场，需政府提供补贴或技术指导。例如，对主动升级实名系统的企业给予税收减免。

• 国际协作与主权的矛盾：全球统一标准难以短期实现，需通过“分步推进”策略，先在区域层面建立合作机制（如东盟反诈联盟），再逐步扩大范围。

六、结语：治理虚拟号乱象，需全社会共同发力

虚拟号码的治理，绝非单一技术突破或政策调整所能解决，而是需要政府、企业、公众形成合力。对政府而言，需加快立法进程，强化跨境协作；对企业而言，需主动承担社会责任，升级技术防护；对公众而言，需提高警惕，积极参与反诈行动。

公众的质疑与关注，正是推动改革的动力。只有当“实名制”真正覆盖所有通信场景，当每一通虚拟电话都能追溯到真实主体，诈骗分子才会失去生存土壤。这一过程或许漫长，但每一步努力都在让社会更安全。毕竟，技术可以匿名，但正义不应留有死角。

来源：大事说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