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公主向光武帝哭诉，光武帝本想责罚董宣，董宣却直言：“陛下圣德中兴，若纵奴杀人，何以治天下？臣死不恨！”光武帝被其刚正打动，不仅赦免董宣，还赐其“强项令”称号。

东汉光武帝建武年间，董宣任洛阳令时，湖阳公主的家奴仗势杀人，躲入公主府中避罪。董宣得知后，拦住公主车马，当面历数家奴罪状，当场将其处死。

公主向光武帝哭诉，光武帝本想责罚董宣，董宣却直言：“陛下圣德中兴，若纵奴杀人，何以治天下？臣死不恨！”光武帝被其刚正打动，不仅赦免董宣，还赐其“强项令”称号。

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评：“宣之刚，在‘守正不阿，不徇私情’，此乃立足于世最该坚守的底线。”这八个字，正是从千年史事中淬炼出的，让人在权势、人情面前不迷失、不妥协的核心准则。

北宋包拯任开封府尹时，有权贵托人送礼，想让他为亲属“通融”罪名，包拯不仅严词拒绝，还将送礼人当众斥责：“凡为官者，当以国法为绳，岂容私情干预！”他任内改革诉讼制度，让百姓可直接到公堂击鼓告状，杜绝“权贵说情、胥吏舞弊”的乱象，被百姓称为“包青天”。

司马光赞：“拯之能留名青史，在其守正不阿，不因权势而屈法，不因私情而废公。”

三国时期，管宁与华歆曾一同在园中锄菜，见地里有一片金子，管宁依旧挥锄如往常，视金子如瓦石；华歆却停下锄头，捡起金子看了看才扔掉。后来两人同坐读书，有达官贵人乘车路过，管宁专心读书，不为所动；华歆却放下书本，出门围观。管宁见华歆“重财利、慕权势”，便割席分坐，道：“你非吾友也。”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评管宁：“宁之清，在其守正不阿，不与逐利徇私者为伍，故能保自身品格无瑕。”

而同一时期的吕布，为利益多次背叛主公：先杀丁原投靠董卓，后又因貂蝉与董卓反目，最终被曹操擒获后，还想“投降曹操、助其统一天下”。曹操虽惜其勇武，却因他“反复无常、不守底线”，最终将其处死。处世若为利益徇私、为权势妥协，纵有过人能力，也终将无人敢信、无人敢用。现代社交中，真正让人信赖的朋友，从不是“见风使舵、两面三刀”的人，而是像管宁那样——坚守本心、不徇私情，在原则问题上绝不退让。

西晋时期，陶侃任荆州刺史时，对家人要求极严。一次他的儿子陶范利用职务之便，私拿了官府一坛酒，陶侃得知后大怒，不仅将陶范重责五十，还亲自到官府“请罪”，说明情况并补交酒钱。他对家人说：“吾家世代以清廉传家，若因私情废公，何以面对祖先？”在他的影响下，陶家子弟皆守正不阿，无人敢徇私舞弊。司马光记此事时评：“侃之治家，在其守正不阿，不以亲情而纵子弟犯错，故能家风不坠。”

《资治通鉴》中，因“不守正、徇私情”导致灾祸的案例，比比皆是：

1. 战国时期，赵国丞相郭开因收受秦国贿赂，故意在赵王面前诬陷名将李牧“谋反”，导致李牧被赐死，赵国失去最后一道屏障，很快被秦国灭亡；

2. 唐朝中期，安禄山为讨好唐玄宗，不仅向其进献奇珍异宝，还认杨贵妃为“义母”，借“亲情”之名不断扩张势力，最终发动“安史之乱”，让唐朝由盛转衰；

3. 明朝末年，吴三桂为报“陈圆圆被夺”之私仇，不顾“家国大义”，引清军入关，导致明朝灭亡，自己也落得“汉奸”的骂名。

司马光用这些史实告诫后人：“正者，立身之骨也；私者，破骨之斧也。”立足于世若失却“守正不阿，不徇私情”的底线，终将被私欲吞噬，走向毁灭。

一是“明国法”：像包拯那样，以法律、规则为行事准则，不因权势、人情而偏离；二是“辨是非”：如管宁一般，清晰区分“正义与私利”，不被利益诱惑、不被人情裹挟；

三是“严自律”：似陶侃那样，对自己、对家人严格要求，不纵容任何“徇私”的行为。

千年史事如秤，称出立足于世的底线：为官者，守正则百姓信服，徇私则民怨沸腾；处世者，守正则朋友信赖，徇私则众叛亲离；治家者，守正则家风兴旺，徇私则家道中落。

若想靠“徇私舞弊、妥协退让”立足，终究是空中楼阁；唯有坚守“守正不阿，不徇私情”的底线，在权势面前不弯腰，在人情面前不迷失，才能在人生路上走得坦荡、走得长远。毕竟，守得住底线，才能立得住人生。

来源：临渊羡鱼一点号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