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说起日军在抗日战争期间干的那些事，尤其是对妇女的暴行，很多人可能第一个想到南京大屠杀，但其实类似惨案在整个华北和华中地区到处都有。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日军全面侵华，部队一路推进，烧杀抢掠成了家常便饭。
说起日军在抗日战争期间干的那些事，尤其是对妇女的暴行，很多人可能第一个想到南京大屠杀，但其实类似惨案在整个华北和华中地区到处都有。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日军全面侵华，部队一路推进，烧杀抢掠成了家常便饭。
其中“找花姑娘”这个说法，就是日军士兵对强掳中国妇女的代称，这些妇女多被当作性奴隶使用，然后往往被杀害灭口。这种事不是零星个案，而是系统性的战争犯罪，联合国战后审判时都有记录。河南汲县那个小村子的事件，就是典型例子，发生在1938年3月，当时日军第16师团步兵第20联队的一个中队扫荡当地，目标就是搜捕抗日游击队，顺带掠夺资源和妇女。
汲县在河南省北部，靠近平汉铁路，那时候是日军控制区，但抗日力量活跃，日军经常出动小股部队清剿。1938年3月，日军这个中队凌晨突袭一个村，村子不大，几百口人，主要靠种麦子过日子。士兵分成几个小队包围村子，先是开枪射杀抵抗的男性村民，然后翻箱倒柜抢粮食布匹。
过程中，他们挖出藏在土窑和屋里的妇女和孩子，总共十三人，包括几个小孩。这些人试图伪装，脸上抹灰，头发剪短，穿男装，但日军一眼就认出来了。士兵把她们拉出来，其中一个少年被从中拽走，中队长直接用刀砍死他，现场血流成河。剩下十二名妇女被押走，关进村边一栋木屋。
这个事件的关键人物是东史郎，他是日军上等兵，属于这个中队。东史郎不是军官，只是个普通士兵，但他后来写的日记成了重要证据。日记里记录了那天的事：中队长先想杀掉这些妇女，东史郎上前求情，说她们不是本地人，没必要杀。
结果中队长改主意，让士兵把妇女带走，但不是放人，而是用来凌辱。士兵按军衔顺序排队，轮流进入木屋，对这些妇女实施性暴力。其中有年过四十的妇女，也有十三四岁的女孩。东史郎觉得这太残忍，又去劝阻，中队长骂他多管闲事，其他士兵还嘲笑他，让他先上。东史郎没敢再闹，只能眼睁睁看着。
途中，他们还遇到另一小队在审问六个农民，那些农民被扇耳光拷问游击队情报，明明是普通人，却被刺死在打谷场上。中队长还夸奖那个小队长干得好。整个过程从凌晨到正午，中队撤离前，东史郎第三次求情，说别滥杀无辜，留活口还能赢得人心。中队长扇他耳光，收了他的枪，让他扛粮食去队尾，还威胁再说话就以通敌罪杀他。然后机枪扫射村子，木屋里的妇女全被打死，房屋被烧。整个村子毁了，村民几乎全灭。
东史郎的日记不是编的，他从1937年入伍开始就记，内容包括南京大屠杀和其他暴行。战后他回日本，1987年出版日记，书名叫《我们的南京步兵联队——一个召集兵体验的南京大屠杀》。这书一出，日本右翼势力不干了，说他毁损日军名誉，还告上法庭。
原告是日记里提到的一个军官桥本，案子打了几年，从东京地方法院到高等法院，东史郎败诉，被判赔钱。但中国人提供了证据，比如邮袋尺寸、手榴弹爆炸实验，证明日记描述真实。东史郎坚持上诉，到2000年最高法院驳回右翼诉求，间接承认日记可靠性。他2006年去世前，还来中国道歉，南京大屠杀纪念馆有他的资料。
为什么日军这么狠？简单说，军纪松散，上层默许。日军高层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开始，就纵容部队在东北搞“三光政策”——杀光、烧光、抢光。到1937年全面侵华，这种政策扩展到华北。河南地区1938年，日军控制铁路线，但乡村有游击队，他们就用屠村报复。
妇女被掳走后，基本没好下场，联合国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有证词，估计受害妇女数十万。河南汲县这事，只是冰山一角，同年3月，日军在新乡县东王村强奸妇女后，被村民打死俩士兵，第二天就把全村烧了。类似事件在河北、山东到处有。
东史郎不是英雄，他也参与过暴行，日记里承认杀过中国人。但他后期有反思，觉得战争把人变兽。日记曝光后，日本国内压力大，右翼团体“开国社”围攻他家，他老婆还被打。但他没退缩，坚持讲真相。这点比那些否认历史的日本人强多了。战后，日本政府不承认慰安妇制度是强制，很多教科书淡化暴行，但东史郎的日记成了反击证据。中国学者用它研究日军心理，士兵从普通人变成杀人机器，是因为洗脑教育和战场压力。
再看大局，1938年是抗日战争关键年，日军占了华北大片地，但抗日军民没屈服。河南汲县事件后，当地游击队活跃起来，破坏铁路，报复日军。东史郎中队后来转战徐州、武汉，日记记了更多惨案，比如1938年5月，徐州火车站屠杀伤兵。整个战争，日军在华犯下无数罪行，河南数千村子遭殃。汲县那十二个妇女的下场，代表了无数无名受害者。她们被凌辱后杀害，尸体烧掉，没留下名字，但历史记住了。
东史郎求情三次失败，说明日军内部也没人性。中队长那种人，就是典型战争罪犯，冷血执行命令。士兵们排队凌辱妇女，按军衔顺序，这显示暴行有组织性，不是随意。联合国报告说，日军从1932年上海事变开始，就设“慰安所”，但乡村扫荡时更多是野蛮抢夺。河南1938年，类似事件频发，汲县只是其中一例。东史郎日记还记了其他事，比如1938年1月离开南京时，江边堆满尸体，像肥猪一样肿胀。
为什么这些事现在还重要？因为日本有些人想翻案，说南京大屠杀是捏造，东史郎日记就是铁证。2001年，他的完整日记在日本出版，英文版2006年出，中国版也多。南京纪念馆用它教育后人，提醒战争代价。河南当地历史研究，也引用这事件，证明日军暴行不限于大城市。汲县现在叫汲水镇，村子重建了，但老人还记得那段苦日子。
日军“找花姑娘”的狠劲，不止身体伤害，还摧毁家庭。那些妇女有母亲、有女儿，村子灭了，幸存者流离失所。东史郎看着她们受辱，没帮上忙，后来日记成了赎罪方式。他战后回日本，当老师，教育学生反战。1998年，他来南京鞠躬谢罪，说“对不起中国人”。这事感动很多人，但也提醒，个人道歉代替不了国家责任。日本政府至今没正式赔受害者。
来源：正义201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