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我叫李石头，生在建国前。这名字是我爹取的，他说乱世里人命贱如草，不如石头硬气，能扛事儿。

我叫李石头，生在建国前。这名字是我爹取的，他说乱世里人命贱如草，不如石头硬气，能扛事儿。

我爹叫李大山。人如其名，像座山。不爱说话，但往那一站，天塌下来，你都觉得有他拿脊梁骨顶着。

我们家是根正苗红的贫农，穷得叮当响。我记忆里最深刻的，就是饿。那种饿，是烧心烧胃，能把人的骨头缝都烧空的感觉。

所以，当1953年，土改工作队敲锣打鼓地把那张盖着红戳的土地证送到我爹手上时，我看见我爹，那座山，他的肩膀抖了一下。

我娘更是捂着嘴，眼泪一串一串地往下掉，那不是伤心的泪，是烫的，是甜的。

那张土地证上，清清楚楚写着：七亩二分。

七亩二分地啊！我爹摩挲着那张薄薄的纸，像是捧着全世界最珍贵的宝贝。他的指头粗糙得像老树皮，可动作却轻柔得像是怕把纸给碰碎了。

他说：“有地了，有自己的地了。石头，你再也不用饿肚子了。”

我那时候才六岁，不太懂这意味着什么，我只知道，我爹那天笑了。他很少笑，一笑起来，脸上的褶子就全舒展开了，像被太阳晒开的干土地。

那七亩二分地里，有五亩是熟地，之前就是村里最好的水浇田。另外二亩二分，在村东头，靠着一片乱葬岗。

那块地，之前是前朝一个姓钱的地主家的。钱家在镇反的时候被清算了，人也跑了，地就都充了公。

村里人对那块地有点犯嘀咕，说那地方邪性，离死人堆太近，阴气重。

但我爹不信邪。

他是党员，是民兵队长，腰杆子挺得笔直。他说：“朗朗乾坤，哪来的鬼神！都是劳动人民的土地了，就都是好地！”

分到地的那天下午，我爹就扛着锄头，拉着我，去了村东头那二亩二分地。

夕阳把他的影子拉得好长好长，像个巨人。他站在地头，抓起一把土，放在鼻子底下闻了闻。

“好土，黑油油的，有劲儿。”他咧着嘴，眼睛里闪着光。

那是我第一次看见希望的光。

开春后，家家户户都忙着春耕。我爹更是把浑身的劲儿都使在了那几亩地上，尤其是村东头那块新分的。

他把家里攒了小半年的粪肥，一担一担，全挑到了那块地上。他说，新地，得给它吃饱了，才有力气长庄稼。

他像伺候孩子一样伺候那块地，犁地、耙地、施肥，每个环节都做得一丝不苟。

种子撒下去后，我爹几乎天天都要跑去看。有时候半夜醒了，他还会披上衣服，打着灯笼去地里转一圈，嘴里念叨着：“出芽了没，喝够水了没？”

我娘说他魔怔了。

我却觉得，我爹不是魔怔，他是把命都种到地里去了。

村里其他家的地，种子下去没几天，就拱出了一片嫩生生的绿芽，齐刷刷的，看着就喜人。

可唯独我们家村东头那块地，静悄悄的，一点动静都没有。

一个星期过去了，两个星期过去了。

别的地里，麦苗都长到一指高了，我们那块地，还是光秃秃的黄土。偶尔有几棵零星的杂草，有气无力地探出头，没几天就蔫了。

我爹开始着急了。

他蹲在地头，一根接一根地抽着旱烟，眉头拧成了一个疙瘩。烟雾缭绕里，我看不清他的脸，只觉得他那座山一样的脊背，好像矮了一点。

村里开始有风言风语了。

“我就说吧，那地邪性，钱地主家以前就在那埋过夭折的孩子。”

“李大山不信邪，这下好了，白瞎了种子和粪。”

“老话说得没错，离坟地近的地，种啥啥不长，聚阴气。”

这些话像针一样，一根根扎在我爹心上。他嘴上不说，但脸色越来越沉。

他开始更疯魔地侍弄那块地。挑水、松土，甚至把家里的鸡粪都掏出来，埋进地里。

可那块地，就像个填不饱的无底洞，无论我爹怎么下功夫，它就是不长东西。连生命力最顽强的野草，在那上面都活不过三天。

我们家另外五亩熟地，长势喜人，绿油油的麦浪翻滚着，预示着一个好收成。

可我爹的心思，全在那二亩二分的不毛之地上。

那不仅仅是地，那是他的脸面，是他跟“封建迷信”较劲的一口气。

夏天到了，别的地里麦子都开始灌浆了，我们那块地，依旧是死气沉沉的黄土。

我爹彻底沉默了。

他不再去地里了，整天就坐在院子的石磨上，吧嗒吧嗒地抽烟。烟抽完了，就把烟杆在石磨上磕了又磕。那“梆梆”的声响，敲得我心里发慌。

我娘偷偷抹了好几次眼泪，劝他：“大山，算了吧，咱家还有五亩地呢，收成差不了。那块地，咱就当没分到。”

我爹猛地抬起头，眼睛里布满了血丝，吼了一声：“不行！”

那一声，吓得我一哆嗦。

“我就不信这个邪！凭什么都是地，它就金贵？它就不长庄稼？”

他站起来，在院子里来回踱步，像一头被困住的野兽。

“土里肯定有东西！肯定有！”他喃喃自语，眼神变得异常坚定。

那天晚上，他把家里的锄头、铁锹都磨了一遍，磨得刃口在月光下泛着寒光。

第二天，天刚蒙蒙亮，他就把我从被窝里拽了起来。

“石头，走，跟爹去挖地。”

我娘拉住他，急了：“大山，你疯了？好好的地，你挖它干啥？”

“我要看看，它肚子里到底藏着什么妖魔鬼怪！”

我爹的语气不容置疑。他扛起铁锹，拉着我，就往村东头走。

清晨的薄雾笼罩着田野，那片光秃秃的土地，在雾气里显得更加诡异。

我爹二话不说，选了地中间的位置，抡起铁锹就挖了起来。

“爹，你这是干啥呀？”我小声问。

“刨根！”他头也不回，只顾着一锹一锹地往下挖。

泥土被翻开，带着一股潮湿的腥气。我爹挖得很快，汗水顺着他的脸颊往下淌，浸湿了胸口的衣襟。

我蹲在一旁，看着他，心里又怕又好奇。

挖了大概有半人深，只听“当”的一声脆响，铁锹像是碰到了什么硬物。

我爹的动作停住了。

他扔掉铁锹，趴在坑边，用手往下刨。

很快，一块青灰色的石头露了出来。

不是普通田里的那种卵石，而是一块方方正正、有人工雕琢痕迹的石板。

我爹的呼吸变得粗重起来。他跳进坑里，小心翼翼地把石板周围的土清理干净。

那是一块石碑。

一块界碑。

上面刻着字，但因为年代久远，字迹已经很模糊了，沾满了泥土。

“爹，这是啥？”我凑过去看。

我爹没理我，他从兜里掏出手帕，沾了点口水，仔细地擦拭着石碑上的字。

几个歪歪扭扭的字，慢慢显露出来。

“陈、明、之、界”。

“陈明之界？”我爹皱着眉头念叨，“这是谁？钱地主家没听说有叫陈明的啊。”

他绕着石碑转了两圈，又用手敲了敲。石碑发出沉闷的“咚咚”声。

“下面是空的。”他断定道。

他眼里闪过一丝决绝，重新拿起铁锹，开始撬那块石碑。

石碑很沉，我爹用尽了全身的力气，脸都憋红了。随着“嘎吱”一声，石碑被撬动了。

一股奇怪的味道，从石碑下面散发出来。不是土的腥味，也不是腐烂的味道，而是一种混合着石灰和某种药材的干燥气味。

石碑被彻底挪开后，下面露出的景象，让我们父子俩都愣住了。

那不是什么宝藏，也不是什么妖魔鬼怪。

石碑下面，是一个用青砖砌得整整齐齐的隔层。隔层里，铺着厚厚的一层石灰和木炭。

而在石灰和木炭之上，静静地躺着一具用油布包裹得严严实实的东西。从轮廓上看，分明是一个人的形状。

在那个“人”的头顶位置，还放着一个上了锁的铁盒子。

我吓得“啊”了一声，躲到了我爹身后。

我爹的脸色也白了，但他没有后退。他死死地盯着那个油布包，胸口剧烈地起伏着。

一个念头在我脑海里闪过：乱葬岗……鬼……

“别怕。”我爹感觉到了我的颤抖，一只大手按在了我的头顶。他的手心滚烫，满是汗，但却异常有力，给了我无穷的勇气。

他沉默了很久，像是在做一个艰难的决定。

最后，他深吸一口气，缓缓地跳进了坑里。

他没有去碰那个油布包，而是先拿起了那个铁盒子。

锁已经锈死了。他拿着盒子跳出坑，找了块石头，对着锁头，“哐哐”几下，硬是把锁给砸开了。

盒子打开，里面没有金银珠宝。

只有几枚军功章，一枚“抗美援朝”纪念章，还有一封用油纸包着、已经泛黄的信。

我爹拿起那枚“抗美援朝”纪念章，翻来覆去地看。

然后，他小心翼翼地展开了那封信。

信纸很脆，仿佛一碰就要碎掉。上面的字是用钢笔写的，笔迹隽秀有力。

我爹识字不多，看得磕磕巴巴。

“吾友庆生吾兄如面……”

他念得很慢，很吃力。

那天早上，我就蹲在那个土坑边，听我爹用他那沙哑的嗓音，一字一句地，读完了那封信。

那封信，像一把钥匙，打开了一段尘封的往事，也解开了这片土地所有的秘密。

信是钱地主家的儿子，钱庆生写的。

写信的对象，是他的挚友，一个叫陈明的年轻人。

他们不是地主和贫农，不是剥削和被剥削的关系。他们是同学，是战友，是一起扛过枪、一起流过血的兄弟。

钱庆生和陈明，都是我们县第一批响应号召，参加抗美援朝志愿军的热血青年。

钱庆生是地主家的少爷，本可以不去的。但他瞒着家里，偷偷报了名。

陈明是佃户的儿子，家里穷，他是为了那份津贴，也为了一份“保家卫国”的赤诚。

两个出身天差地别的年轻人，在战场上成了生死之交。

信里写，他们约定，如果谁牺牲了，活着的那个，一定要把对方的骨灰带回家。

不幸的是，在一次惨烈的战斗中，为了掩护钱庆生，陈明牺牲了。

钱庆生背着陈明的遗体，在炮火中爬了三天三夜，才回到了后方。

他想把兄弟的骨干带回家，但那时候战事紧张，手续繁琐，根本不允许。

钱庆生心急如焚。他买通了炊事班的战友，用一口行军锅，将陈明的遗骸火化，把骨灰小心地装在一个铁盒子里。

后来，钱庆生自己也负了重伤，被送回国内。

他回到家，第一件事，就是要把兄弟安葬。

可陈明的家人，在他参军后不久，就因为一场瘟疫，全都去世了。陈明成了孤家寡人。

送去烈士陵园？那时候兵荒马乱，陵园还没建好，他怕兄弟的骨灰被弄丢了。

钱庆生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

他要把兄弟，葬在自家的地里。

他选了村东头这块最僻静的地，挖了深坑，用青砖砌了墓穴，铺上石灰木炭防潮。他把陈明的骨灰和遗物放进去，然后立了一块石碑。

他不敢写“陈明之墓”，怕被人发现，给家里惹来麻烦。

于是，他刻上了“陈明之界”。

意思是，这是他兄弟陈明的地界，是他用生命换来的安宁。从此以后，这块地，就是陈明的家。

为了不让庄稼的根系破坏墓穴，也为了不让任何人耕种这块地，钱庆生在封上墓穴之前，往土里撒了大量的石灰和盐。

所以，这块地才什么都长不出来。

信的最后，钱庆生写道：

“爹，娘，儿不孝。若有一日，时局安定，国家忆及为国捐躯者，烦请二老将陈明之事告知于众，予其应有之名分。此地，权当吾友长眠之所，万勿惊扰。儿此去，或再赴沙场，或投身建设，生死难料。唯愿国泰民安，再无离散。”

信的落款，是1952年冬。

信读完了。

我爹拿着那封信，手一直在抖。

他抬头看看天，又低头看看坑里的油布包，眼圈一下子就红了。

他没说话，只是默默地把信和军功章重新装回铁盒，盖好。

然后，他跳进坑里，对着那个油布包，恭恭敬敬地磕了三个头。

每一个头，都磕得那么响，那么实。

我站在坑边，看着我爹宽阔的脊背，突然觉得，他比山还要高大。

我爹把油布包和铁盒小心翼翼地抱出坑，用自己的外衣盖上。

然后，他一言不发地开始填土。

他把土坑填平，又把那块写着“陈明之界”的石碑，重新立在了原地。

做完这一切，他才直起腰，长长地出了一口气。

他对我说：“石头，今天这事，谁也别说。回家去。”

他的声音很平静，但平静下面，压着雷霆万钧的力量。

那天回家后，我爹把自己关在屋里，一整天没出门。

我娘急得团团转，问我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我记着我爹的话，一个字也没说。

到了晚上，我爹才从屋里出来。

他的眼睛还是红的，但眼神已经恢复了清明和坚定。

他对我娘说：“孩他娘，明儿个，我去一趟县里。”

“去县里干啥？”

“去送信。”

第二天一早，我爹就穿上了他那件只有开重要会议时才穿的蓝色干部服，胸口别上党员徽章，把那个铁盒子用布包了一层又一层，揣进怀里，蹬上家里那辆破旧的“飞鸽”自行车，就往县城去了。

这一去，就是三天。

那三天，村里的风言风语更多了。

“听说了吗？李大山把那块地给挖了，挖出了个死人！”

“真的假的？我就说那地邪吧！”

“他去县里，是去报案了？还是去自首了？”

我娘急得嘴上都起了泡，天天站在村口等。

第三天傍晚，我爹终于回来了。

跟他一起回来的，还有一辆绿色的吉普车。

车上下来了几个穿着军装的人，领头的是个干部模样的人，肩膀上扛着星。

村里人都被惊动了，里三层外三层地围了上来，伸着脖子看热闹。

我爹领着那几个军人，径直走到了村东头那块地。

他指着那块石碑，对那个领头的干部说：“首长，就是这儿。”

那个干部听完我爹的叙述，又看了那封信和那些军功章，脸色变得无比严肃。

他对着那块石碑，对着这片光秃秃的土地，敬了一个标准的军礼。

他身后的几个军人，也齐刷刷地敬礼。

那一刻，周围所有的议论声都消失了。

围观的村民们，虽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但都被这庄严的景象震慑住了。

后来，县里和民政部门的人来了好几趟。

他们确认了陈明烈士的身份，也通过多方查找，在邻省的一个偏远山村里，找到了陈明烈士唯一的亲人——他年迈的姐姐。

而钱地主家的儿子钱庆生，在写完那封信后，又再次奔赴了战场，再也没有回来。

一个月后，一个晴朗的早晨。

村里来了很多人，很多车。

县领导来了，民政部门的人来了，部队上也派人来了。

他们要为陈明烈士，举行一场迁葬仪式。

陈明烈士的姐姐也来了。她是个头发花白、身形佝偻的老太太，被人搀扶着，手里紧紧攥着一张弟弟年轻时黑白照片。

当那具包裹着油布的遗骸，被军人们小心翼翼地从地下请出，当那个装着军功章和信的铁盒，被送到老太太手上时，她再也忍不住，嚎啕大哭起来。

“弟弟啊！姐终于找到你了！你不是无名无姓的孤魂野鬼啊！你是英雄！你是我们全家的骄傲啊！”

那哭声，撕心裂肺，在场的所有人都红了眼眶。

我娘抱着我，眼泪止不住地流。

我爹站在人群中，嘴唇抿得紧紧的，像一尊雕塑。

我看见，他的眼角，有晶莹的东西在闪。

陈明烈士的遗骸，被覆盖上鲜红的国旗，由八名军人抬着，缓缓地走向村口那辆扎着白花的卡车。

他将被安葬在县里的烈士陵园，和他牺牲的战友们在一起。

当灵车缓缓开动的时候，陈明烈士的姐姐突然挣脱了搀扶，走到我爹面前，“扑通”一声，跪了下来。

“恩人！谢谢你！谢谢你让我弟弟回家！谢谢你！”

我爹慌忙去扶，可老太太说什么都不起来，一个劲儿地磕头。

我爹这个铁打的汉子，眼泪终于决了堤。

他扶着老太太，哽咽着说：“大姐，使不得，使不得啊！我啥也没做。该谢的，是您的弟弟，是钱家那孩子。他们才是英雄！我李大山，就是个种地的，我受不起啊！”

那一天，我们全村的人，都自发地跟在灵车后面，送了烈士一程又一程。

这件事，在我们十里八乡，都传开了。

再也没人说我们家那块地邪性了。

人们看我爹的眼神，都充满了敬佩。他们说：“李大山，是个有良心、有骨气的汉子！”

县里为了表彰我爹，要给他发奖金，被他拒绝了。

他说：“我没干啥，就是碰巧了。那奖金，还是给烈士家属吧，他们比我更需要。”

后来，县民政部门的领导亲自来我们家，跟我爹商量那块地的事。

领导说：“老李，这块地，埋过烈士，意义非凡。我们想把它建成一个纪念点。您看，我们用村里另一块更好的地，跟您换，行吗？”

我爹抽着烟，想了很久。

他摇了摇头。

“不换。”

领导愣了：“老李，你这是……？”

我爹说：“首长，这地，是国家分给我的。现在，我知道了它的故事，它就不只是一块地了。”

他站起来，走到院子里，望着村东头的方向。

“我想把这块地，种好。我想让陈明烈士和他那个兄弟钱庆生在天有灵，能看到。他们用命换来的新中国，土地不会再荒着，人民不会再挨饿。”

“我想让这片他们守护过的土地，长出最好的粮食！”

我爹的话，掷地有声。

在场的领导沉默了，然后，带头鼓起了掌。

县里的农技站派了专家来，帮我爹改良土壤。

他们把那些掺了石灰和盐的土，一层层地挖走，又从别处运来了肥沃的客土，掺上有机肥，重新填了回去。

那一年秋天，我们全家，还有好多自发来帮忙的村民，一起在那片地上，种下了冬小麦。

第二年夏天，麦子熟了。

那二亩二分地里的麦子，长得比我们家任何一块地都要好。麦穗饱满得都压弯了腰，金灿灿的，像一片金色的海洋。

收割那天，我爹割下第一把麦子，没有拿回家，而是带着我，去了县里的烈士陵园。

他把那把沉甸甸的麦穗，恭恭敬敬地放在了陈明烈士的墓碑前。

他对着墓碑，低声说：“兄弟，收成了。今年的麦子，好得很。”

他还走到了陵园里另一块无名烈士的墓碑前，也放上了一束麦穗。

我知道，那是我爹在祭奠那个叫钱庆生的地主家的儿子。

从那以后，每年，我们家那块地的收成都是全村最好的。

我爹总说，那是烈士在保佑着。

我知道，那不仅仅是保佑。那是我爹用他的汗水、执着和一颗敬畏之心，浇灌出来的。

我也慢慢长大了。

我爹经常带我去那块地里干活。

他会指着那片土地，对我说：“石头，你记住。人活一辈子，地是根，但比地更重要的，是人心里那块地。那块地，不能长杂草，不能昧良心。得种上仁义，种上担当。”

我爹没上过几天学，说不出什么大道理。

但他用他的行动，给我上了人生中最重要的一课。

那块曾经长不出庄稼的地，成了我们家的“功勋田”。

那块曾经被人误解的“界碑”，成了我们家代代相传的“功德碑”。

它时刻提醒着我们，我们脚下的这片和平安宁的土地，是多少人用生命和鲜血换来的。

我们吃的每一口饭，穿的每一件衣，都不能忘了那些为我们挡过子弹、流过血的英雄。

一晃几十年过去了。

我爹和我娘，都先后过世了。

我也从一个懵懂少年，变成了一个白发苍苍的老头。

我们家那七亩二分地，后来响应国家号召，入了合作社，又搞了家庭联产承包。村东头那块地，一直是我们家在耕种。

如今，村里搞新农村建设，那片地被规划成了一个小小的纪念公园。

公园的中央，移来了那块“陈明之界”的石碑。

石碑旁，立了一块新的花岗岩碑，上面详细记述了这段往事。

我经常会带着我的孙子，去那个公园里坐坐。

孙子会指着石碑，奶声奶气地问我：“爷爷，这上面写的是什么呀？”

我就会摸着他的头，把那个五十年代的故事，一遍又一遍地讲给他听。

我会告诉他，你太爷爷李大山，是个顶天立地的汉子。

他一辈子没做过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但他用一个农民最朴素的方式，守护了一份英雄的尊严，也守护了一份做人的良知。

我会告诉他，我们脚下这片土地，为什么如此珍贵。

因为它不仅仅能长出庄稼，它还埋藏着我们这个民族的记忆，承载着我们这个国家的精神。

有一年清明，我带着全家人去烈士陵园扫墓。

在陈明烈士的墓碑前，我们意外地遇到了一家人。

他们看起来文质彬彬，气质不凡。领头的是一位和我年纪相仿的老先生。

他看到我们，主动走上前来，问：“请问，您是李大山老先生的后人吗？”

我有些惊讶，点了点头。

老先生的眼圈一下子就红了。

他握住我的手，激动地说：“我找了你们好多年了！我叫钱庆国，钱庆生是我的亲哥哥！”

我愣住了。

钱庆国先生说，他们家当年在镇反中受到了冲击，后来举家搬迁到了外地。他哥哥钱庆生再次参军后，就再也没有了音讯，被追认为烈士。

几十年里，他们一直在打听哥哥的消息，也想知道哥哥信中提到的那个叫陈明的战友，最后怎么样了。

直到前几年，他一个在民政系统工作的朋友，偶然间看到了关于陈明烈士事迹的档案记录，里面提到了我父亲李大山，提到了那封信，提到了那块“陈明之界”的石碑。

他这才知道，他哥哥和他的战友，都被这个国家，被善良的人民，好好地纪念着。

那天，在陈明烈士的墓前，我们两家人，站了很久很久。

钱庆国先生对我说：“我哥哥在信里说，愿国泰民安，再无离散。李老哥，你看，现在的中国，如他所愿了。”

我看着陵园里那一排排整齐的墓碑，看着远处城市的高楼大厦，看着身边活蹦乱跳的孙子，重重地点了点头。

是啊，如他所愿了。

回家的路上，孙子问我：“爷爷，那个钱爷爷的哥哥，和陈明爷爷，他们为什么要去做那么危险的事啊？”

我想了想，对他说：

“因为，在他们心里，也有一块地。那块地，叫‘中国’。他们想让这块地，不被外人欺负，想让这块地里的人，能挺直腰杆，过上好日子。”

“他们用自己的命，当种子，种下了一个叫‘希望’的东西。”

如今，这希望，已经长成了参天大树，庇护着我们每一个人。

而我们这些后来人，要做的，就是一代一代地，把这棵大树守护好。

就像我爹，当年守护那块埋着英雄的土地一样。

用我们的汗水，用我们的良心，用我们刻在骨子里的那份，对英雄的敬意，和对这片土地深沉的爱。

这，就是我们李家，从那块长不出庄稼的地里，挖出来的，最珍贵的“传家宝”。

来源：小七闲谈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