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的救命恩人郭仕逵，两次赴京提请求，毛主席只满足其中一个

摘要：1950年3月的深夜，灯火点亮了中南海丰泽园的一隅。桌上摊开的，是几个月来积压的两大袋家乡来信。毛主席刚刚结束苏联访问，舟车劳顿还未散去，目光却被一封来自湘潭的信笺牢牢吸引——落款“郭仕逵”，署年“1925年送信人”。信纸不新，笔迹却透着急切，他不由轻声自语：

1950年3月的深夜，灯火点亮了中南海丰泽园的一隅。桌上摊开的，是几个月来积压的两大袋家乡来信。毛主席刚刚结束苏联访问，舟车劳顿还未散去，目光却被一封来自湘潭的信笺牢牢吸引——落款“郭仕逵”，署年“1925年送信人”。信纸不新，笔迹却透着急切，他不由轻声自语：“这位老乡，还记得我呀。”

信里的诉求很直接：想进京当面叙旧，顺便求一份糊口的差事。毛主席放下信，思绪飘回二十五年前。

1925年7月，湘潭。赵恒惕的“紧急逮捕令”已由团防局飞马送达各镇。韶山冲周围山道突然布满哨卡。郭鹿宾与刘天民获悉后，只剩一道选择——抢在敌人之前送信。郭仕逵，这个年仅二十六岁的农民，壮实，路熟，胆子也大，被点了名。夜色袭来，他背起干粮，从云湖桥小路翻山，荆棘刮破裤腿也顾不上。天蒙蒙亮，他把那封急信递到毛主席手中，气喘得一句话都说不完整。“谢谢你，同志，走！”毛主席简单交代，带队迅速转移。不到一小时，团防局巡丁扑了个空。枪声在后山偶尔炸响，郭仕逵却只记得毛主席离开前拍了拍他的肩：“保重。”

这一拍，成了两人日后相认的唯一信物。

时间拨到1949年8月4日。长沙和平解放，湘潭城头红旗高挂。街口锣鼓喧天，“毛主席万岁”的横幅在人群上方晃动。郭仕逵混在人潮里，心想：从前那个深夜送信的小伙，如今也算毛主席的“救命恩人”了。穷日子依旧压在肩头，但一种隐秘的自豪在胸口翻滚。

等啊等，十月、十一月过去，北京却没有来信。邻里议论纷纷，郭仕逵干脆写了第二封长信，自报身份，直言自己“无业在家，盼得糊口”。写完，他把信交给邮差，心底打起鼓：也许主席太忙，也许信没递到。

事实上，毛主席那时还在莫斯科。直到1950年3月14日，他才有空回信，寥寥数语：“工作仍就近设法，不宜远出省外，徒劳往返。”信笺温和，却句句分寸。郭仕逵看完，既激动又失落，终究还是咬咬牙，借了二十块车旅费，当夜登上绿皮车直奔北京。

从前门车站出来，他第一次看见庄严的天安门，心里直打鼓：能不能见到主席？秘书把他安顿在菊香书屋附近的小宾馆。三天后傍晚，毛主席推门而入，笑声爽朗：“老乡，好久不见！”郭仕逵忙站起，连连作揖。寒暄几句，毛主席问及家里。“还是种田，娃儿多，嘴巴多，真难。”郭仕逵挠头，苦笑着补一句，“车钱都是借的。”一句话把场面拉回了现实。

“安排工作是政府职权，我个人不能说了算。”毛主席没有回避，“你救过我，我记得，但私情不能盖过公事。”语气不重，却掷地有声。郭仕逵听明白了，脸微红，却也释然。那晚离别时，毛主席塞给他一件厚军大衣和三百元稿费。郭仕逵愣住：“这不会是公款吧？”毛主席大笑：“我的稿费，自个儿钱！安心收。”一句玩笑，把尴尬化开。

回到湘潭，郭仕逵的名气更响。1953年夏天，他再次动身进京。这次并非求人吃饭，而是带着全村老人共议的念头：把“广福村”改成“见东村”。“见东”，谐音“见到毛主席”。毛主席见他，先是摇头：“名字可别乱改，我只是党内一员。”郭仕逵吞吞吐吐，怕又被拒。毛主席笑了笑：“改不改，由你们村民表决，我不干预，也不赞成。”一句中肯话，既没给特批，也不设障碍。郭仕逵心里一块石头落了地。

回乡后，村里开了三场会，赞成票一边倒。没多久，“见东村”的木牌立在田埂上；再往后，为激励生产干脆改为“建东村”，寓意“建设新家园”。新名字，新气象。彼时村民口口相传：“毛主席没批，也没挡，这是把决定权给咱老百姓。”

此后几年，郭仕逵又给北京寄过几次信，汇报庄稼收成。毛主席每次都回，上款一律称“仕逵同志”，下款常夹三五十元稿费。有人说主席偏心，他却摆手：“救命之恩不能忘，但不能用公权力偿还；私人钱财，理所当然。”话糙理不糙，一旁听的人点头称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