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毛泽东提出的“一个不杀”战犯处理原则，与蒋介石集团“杀无赦”的残酷政策形成了二十世纪中国历史中两种截然不同的政治智慧对比。这种差异不仅体现了不同的政治伦理，更在历史实践中产生了截然不同的后果。

毛泽东提出的“一个不杀”战犯处理原则，与蒋介石集团“杀无赦”的残酷政策形成了二十世纪中国历史中两种截然不同的政治智慧对比。这种差异不仅体现了不同的政治伦理，更在历史实践中产生了截然不同的后果。

1948年末，公布首批43名战犯名单，很多国民党高官心里觉得要上刑场了，名单一出传到了营房里也传到了家书里，井冈山那会儿毛泽东立下的规矩早就放在那儿，不杀俘虏这条红线拉直，1928年2月在茅坪说得很清楚，不打不骂不杀不虐待俘虏，不搜腰包，受伤者治疗，去留自愿，饭能吃上，伤口能包上，杨池生被放回去，说了句毒矣哉，听过的人点头，后来人再讲起这段，语气都慢下来。

解放战争后期，俘虏里的将军多起来，怎么安置成了桌上的事，战线拉长，城市乡村都在交接，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里把一个不杀的理由摊开，杀了不能增加生产，不能把科学水平提上去，对除四害没帮助，不能让国防更强，不能把台湾收回，摆在纸上的五条干干净净，干部会上念，报纸上登，蒋介石四一二以后沿着另一条路走，宁错杀不放过，街头巷尾的抓人车夜里路过，宝山路那边的伤亡留下冷冰冰的数字，老百姓记得门板一关就不敢出声。

两边看人的眼光不同，共产党把战俘当能转过来的兄弟，能教能带，做思想工作，发衣发鞋，队伍里有位置，蒋介石那边把战俘当隐患，关押，审讯，记录厚厚几摞，1947年10月10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里那几句被抄在很多墙上，首恶者必办，胁从者不问，立功者受奖，乡里人围着看，读出来给不识字的听，被捕的陈延年陈乔年留下来的材料在档案里能翻到，押赴刑场前说话清楚，革命者只有站着死，传到了校舍里也传到了工棚里，年轻人记住了。

政策落到地上，结果也不一样，战场上不断有人过来换帽徽，连队里讲清政策给饭给被子，解放战争里中国人民解放军从一百二十七万人到三百五十八万人，数字往上走，补进来的有很大一块是解放战士，训练场上的口号从头学，政治夜校里把字一个个认，曹福海这样的兵，进来学习，换了队伍，打起仗来心口更稳，家书里写得干净，蒋介石那边的抓捕和整肃，风声紧，人心紧，社会里的关系越绷越紧，军队里互相不放心的情况在淮海战役时露在脸上，传话走不动，官兵之间的话越来越少，指挥图板摊开也很难推。

1959年第一批特赦的战犯有三十三人，名单里有杜聿明王耀武，新闻见报以后很多人把名字念了一遍，他们走出来以后有工作有生活安排，医药有照拂，衣食有着落，有的人进了政协开会提意见，参与国家建设，会议记录里能看到出席的名字，社会面上少了焦虑多了秩序，蒋介石退到台湾后白色恐怖延续，1950年处决了上千名政治犯，很多家庭的灯光暗了，组织的力量消耗在内部，基层的活力被拖住，时间一长，根基发软的迹象就出来了。

回头看，一个不杀不只是态度，还是把人用起来的一套路子，留得住人，留得住技术和经验，厂矿学校机关都能派上用场，新中国的建设要人手要知识，这里就能接上，谈到和平统一，也需要空间和台阶，这里也留着，民族复兴这口气沉下来能蓄起来，杀无赦这条路走久了，关系更疏，局面不稳，想把事情做好也容易走偏，两个路子摆在台面上，后来者看过去，取舍就不难了。

来源：花花历史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