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迄今为止，高庙文明的研究已取得重大突破，被不少学者视为华夏精神文化的源头，但尚未进展到“世界历史意义”的高度。本文认为，高庙白陶符号作为人类第一套可以系统解释的文化符号，是一种“图像文明”的体现，在与苏美尔文明和古埃及文明图像符号的比较研究中，可以凸显它的世界

本文是枕戈《重写世界史》的部分章节，入选为第十五届湖南省社会科学界学术年会论文。

论高庙文明的世界历史意义

枕戈

摘要：迄今为止，高庙文明的研究已取得重大突破，被不少学者视为华夏精神文化的源头，但尚未进展到“世界历史意义”的高度。本文认为，高庙白陶符号作为人类第一套可以系统解释的文化符号，是一种“图像文明”的体现，在与苏美尔文明和古埃及文明图像符号的比较研究中，可以凸显它的世界历史意义。其主要表现有三：一，它是世界太阳崇拜的最早范本；二，它是世界历史上第一座让人仰望的精神艺术高峰；三，它是宇宙论秩序的最早体现，尤其八角（芒）星可视为宇宙论秩序的典型符号。湖南高庙精神文明和城头山城市文明的兴起，代表着华夏文明的突破，也影响了世界文明的进展。

关键词：高庙文明；太阳崇拜；宇宙论秩序；华夏风雅；世界历史意义

引言：世界历史从“东”往“西”

黑格尔说：世界历史从“东”往“西”，亚洲是起点，欧洲是终点。就好比太阳从东方升起，在西方落下。“精神的光明”从亚细亚洲升起，所以“世界历史”也就从亚细亚洲开始。

黑格尔还说：“历史必须从中华帝国说起，因为根据史书的记载，中国实在是最古老的国家”；“中国的‘历史作家’层出不穷，连续不断，实在是任何民族所比不上的。其他亚细亚人民虽然也有远古的传说，但是没有真正的‘历史’。……中国的典籍《书经》，叙事是从唐尧的时代开始的，它的时代在基督前二千三百五十七年。”

黑格尔作此判断，是因为他看到，古代世界几乎只有中国有严格的历史书写和系统的历史文献。古希腊虽然留下了“历史之父”希罗多德的著作《历史》、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等，但它们从头至尾都没有纪年，是否算严格的历史作品，其书到底成于何年，是要打个问号的。古希伯来留下了宗教文献《圣经》，曾经被当作西方的“世界普遍历史”，但它同样没有纪年，且混杂了神话传说和历史事件——而黑格尔说，“历史乃是记载叙述，神话传说算不得历史”。

黑格尔之后，世界历史研究进入了“考古的世纪”。西方缺乏现成的系统的历史文献，自然更加重视考古。中国历史悠久，文献亦发达，但上古时代尤其是黄帝之前的文献记录仍十分简略，中国学者也不得不借助考古来还原和重建中国的古史。

从城市、文字、青铜的文明三要素来讲，两湖地区不但起源很早，而且长期据于中国文明创造和传播的中心，故有“湖南中心论”或“两湖中心论”之说。

换言之，世界最早的农业革命（稻作）、城居革命（常德城头山）、陶器工业革命（湖南道县玉蟾岩和江西万年县仙人洞）、青铜器工业革命（湘赣鄂为上古铸铜核心区）、精神文化起源（高庙白陶艺术），都发生在以湖南或两湖为中心的中国南方。

历史学家郭静云提出了一个“云梦泽苏美尔”的问题，其实就是讲环洞庭湖文明或两湖文明，中国最古老的文明在两湖地区。先有湖南洞庭湖文明再有湖北江汉文明，湖南有史前最早的古城，湖北有史前规模最大的城市群。中国两湖文明和西方两河文明的作用是类似的——这是一个全新的中国文明起源模式，也可能改变以往对世界历史的解释。

就中国文明的起源，她认为只有在城头山这类南方的农耕城市文明中，才可以看到文化内在的系统性和发展的连续性。城头山所代表的原生文明的兴起，其意义不亚于古埃及和苏美尔。所谓“城头变幻大王旗”，城头山代表了政权的兴起、国家的曙光。

郭静云认为，从人类历史的视野来看，屈家岭文化的早期古中国社会最早形成于澧阳平原，其早期的上限不会晚于距今5300年左右，甚至有可能在距今5500年左右。这年代恰好相当于苏美尔前期首都埃利都（Eridu）、古埃及早王国首都阿拜多斯(Abydos)的时代。

从时代、经济与社会情况、国家结构等数项指标来看，以云梦泽为中心的古国可称之为“云梦泽苏美尔”，而城头山的位置则类似于埃利都城在两河苏美尔文明中的位置。

有人认为，应称两河流域为“苏美尔云梦泽”或“西方云梦泽”，因为苏美尔人是后来从东方移民到两河流域的。这不无道理，古华夏和苏美尔有着太多的千丝万缕的关系。而古埃及文明似乎也来自于突然出现的灵感。有一种“王朝种族理论”，认为古埃及文化的突然变化来自于两河流域“外来精英”的影响。

关于人类起源的创世神话，苏美尔和华夏都有人首蛇身的图腾，苏美尔是恩基（Enki）和宁玛（Ninmah），华夏是伏羲和女娲。而古埃及的上埃及以鹰为图腾，下埃及以蛇为图腾。

在精神文化层面，苏美尔和华夏都有太阳神（天）崇拜，苏美尔人的图像符号有八芒星、太阳、鹰（常见一种鹰翼太阳轮），对应了中国高庙人的八芒星、太阳、凤鸟（鹰）。古埃及人的太阳神崇拜及鹰、蛇崇拜亦十分强烈，在图像上表现很鲜明。三者指向一个共同的精神文化源头，绝非偶然的巧合。

苏美尔、古埃及和古华夏，在文明源头上是一体的。也可说两者是古华夏文明的分支。苏美尔文明中包含了伏羲人首蛇身的传说，苏美尔人可能是在神农时代高庙文明兴起后逐步迁徙到西亚，带去了太阳神崇拜，进行农业灌溉和耕作。然后一如中国黄帝天下时代的来临，开启了王权不断兴衰转移的历史。苏美尔文明又推动了古埃及文明的兴起。世界历史从东往西，体现为古华夏影响苏美尔再影响古埃及的过程。

一、太阳崇拜的起源

中国南方人是最早看到太阳升起的人群，中国南方也堪称世界地理的黄金地带。但是，在相当长时间里，中国南方被称为“南蛮之地”。

古华夏恰恰发源于中国南方，经过几千年的向北拓展和扩张，中国才囊括东亚最富饶而辽阔的土地——华夏范围不断扩大，逐渐成为一个辐射全球的文明体。

近一个世纪，中国南方一个个精彩纷呈的考古发现，改变了人们的历史认知：如浙江上山的早期彩陶和良渚精美的玉器，四川三星堆诡异惊人的青铜造型，湖南澧阳平原最早的城市和湖北江汉平原规模庞大的城市群等。而湖南的高庙文明是其中尤为独特的一个，堪称华夏文明的精神源头。

王仁湘先生在《史前中国艺术浪潮：白陶》中说：“高庙遗址的发掘，是湖南史前考古的重大收获。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遗址下层出土的陶器——主要是白陶——上刻画的纹饰，不仅前所未见，而且令人感到神秘莫测。其纹饰种类之多样、构图之奇异，不仅改写了史前艺术史，而且揭示了古代信仰形成的一个重要源头。高庙陶器的纹样，是考古发现的史前艺术奇迹。人们惊叹于考古报告中精美的纹饰插图与照片，难以相信这样的奇迹出现在七八千年以前，而且是我们以往不太关注的南岭地区。”

王仁湘先生认为，史前中国出现过三次艺术浪潮，最早的一次是8000-7000年前长江流域为中心的高庙白陶艺术；其次是7000-5000年前黄河流域为中心的彩陶艺术；再次是5000-4000年前的琢玉艺术，遍及大江南北。这三次艺术浪潮，有相同的造神主题、相同的艺术元素。确切地说，都体现了太阳神崇拜。所以，王仁湘先生概括为“史前造神运动中的三次艺术浪潮”。

而湖南高庙白陶艺术作为“史前中国的第一次艺术浪潮”，尤为关键。她不但在时间上出现最早，高庙人创造了人类历史上第一套可系统解释的图像符号。而且，白陶上的符号比如太阳纹、凤鸟纹、獠牙神面纹、八角星纹等，辐射的地理范围更广，从长江流域传播到黄河流域、辽河流域，同时穿越了历史时空，影响到了夏商周青铜器文明。甚至影响到了西方两河流域的苏美尔文明。

王仁湘认为，高庙白陶有过多次批量北上的行程。“涌动在南国区域的白陶艺术浪潮波及的范围之大，远在我们的想象之外。2000里+2000年，这样的时空距离，是南方白陶曾经北上的旅程。这是已知的艺术旅程，也是信仰的旅程……”

高庙白陶的每个图像符号都与华夏文明息息相关，凝聚了华夏人的精神信仰。太阳崇拜转化为了敬天信仰，八角星中包含了历法制作消息。獠牙神面作为王巫合一的祖神像，后被铸造到了青铜器上，变成一种饕餮纹饰。獠牙神面是神权和王权合一的象征，也含有法祖的意思。太阳纹与獠牙神面纹结合起来，即为华夏源远流长的“敬天法祖”信仰。凤鸟意象则融入到后世龙凤呈祥的节庆欢乐氛围。

整体而言，高庙白陶图像表现的就是太阳神崇拜。中间的獠牙神面，好似一个巫，也像一个王，王巫合一，人神合一，起着沟通天地的作用。所以，高庙白陶图像又初步具备了华夏天人合一的思想含义。

王仁湘认为黄河彩陶上的旋眼神像也是太阳神，相关图像都是太阳崇拜的意象表达。仰韶文化的彩陶亦继承了高庙白陶上的精神信息。但是，仰韶文化中庙底沟彩陶上的主要符号“玫瑰花”，最后却全部凋零，没有保留到后来三代文明的青铜器和玉器上。

可见，湖南高庙文化不但是华夏早期精神文明的源头，在几千年的传播和演变中，也参与甚至主导了整个华夏文明的进程。敬天法祖至今还是中国人的主要信仰。长江流域中游或两湖环洞庭湖区域，确是中国地理之中心，也是古华夏文明的核心所在。三皇五帝的历史叙事，主要发生在这个区域。

而从史记来看，自伏羲氏以来的太阳崇拜已流传数万年。《易经·系辞》曰：“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神农氏继承了伏羲氏的太阳崇拜，进一步制作太阳历法和完善八卦。皇甫谧《帝王世纪》曰：“庖牺作八卦，神农重之为六十四卦，黄帝、尧、舜引而申之，分为二易。至夏人因炎帝曰《连山》，殷人因黄帝曰《归藏》，文王广六十四卦，著九六之爻，谓之《周易》。”

湖南考古出来的高庙文化，体现了神农氏对伏羲氏建立在太阳崇拜基础上的古华夏文化的发扬光大。炎帝神农氏主要活动于长江以南或洞庭湖以南，以火德王天下，故曰炎帝。黄帝又继承了炎帝以来的华夏文化，逐步向北方推进，但主要活动区域还是在环洞庭湖地区，一直到夏朝屹立于城邦林立的江汉平原。

二、华夏最初的风雅

太阳、凤鸟、獠牙神面、八角星等，出现在近8000年前的白陶上。这是人类第一套可以系统解释的图像符号。而且，这些充满艺术想象力的图像，也完整展示了人类有史以来的第一个信仰世界。

白陶艺术描绘了一个直观的神话世界。信仰的本质是“信以为真”。华夏古人相信一个万物有灵的世界，万物有灵的世界即“神”主导的世界。太阳神居于整个神圣世界的核心，所以，白陶艺术的主旨即太阳神崇拜。在全世界所有文明的起源进程中，都包含了这个共同的主题即“太阳神崇拜”。

黑格尔在《历史哲学》中说：“我们前面已经说到尼罗河、‘太阳’、以及依赖这两者的植物界。这种有限的‘自然观’便是宗教的原则，它的内容根本上是一部历史。尼罗河和‘太阳’构成了至高无上的神，被设想为人的形式；自然的行程和神话的历史是同样的东西。到了冬至，太阳的力量降到最低限度，必须重新投生。”

他又说：“从我们所发现的古代埃及各种表象之中，特别可以注意的一个想象，便是狮身女首怪——它本身是一个谜——一个暧昧的形式，一半兽，一半人。这个狮身女怪可以算做‘埃及精神’的一种象征。从兽体探出人头，这表示‘精神’开始从单纯的‘自然的精神’里提高自己——摆脱了自然的东西的约束，比较自由地矫首四顾；不过还没有从它所加的枷锁里完全解放出来。”

黑格尔笔下，描述的就是古埃及万物有灵的世界，以及古埃及人至高无上的“太阳神崇拜”。他认为“狮身女首怪”（狮身人面像）表示“精神”开始从单纯的“自然的精神”里提高自己。毋宁说，古埃及人还没有从宗教的神性思维里摆脱出来，进入到哲学的理性思维中。黑格尔还发现古埃及人普遍的“动物崇拜”。从古埃及流传下来的文物图像中，有大量的人身狗头像、人身鸟首像，让人觉得怪异而惊悚，反映的就是古埃及人的“禽兽崇拜”。

中国古书《山海经》成书于4000年前的大禹伯益时代，也有大量半人半兽的记载，说明上古中国人也有这种“禽兽崇拜”。而高庙的獠牙神面像，就典型而直观地体现了这种“禽兽崇拜”，可能来自于南方的“野猪崇拜”。

而高庙獠牙神面纹体现的“野猪崇拜”，源于中国南方人长期与野猪搏斗、最终把野猪驯化为家猪的历史。“野猪”的獠牙锋利而有威力，似乎具有一种神力。高庙獠牙神面纹把獠牙安装到人（神）面上，狰狞之态跃然眼前，神秘、威严而有力量感，表达了一种至高无上的王权和神权。

主持高庙挖掘的考古学家贺刚说：“高庙文化陶器上的獠牙兽面图像，其图像怪诞不经。若说它是兽，却长有飞翔的翅膀，可在现实生活里并没有这样的兽类。若说它是鸟，却长有鸟类所不具有的硕大獠牙，在动物进化史上，距今七八千年的自然界，却并没有长獠牙的鸟类。由是看来，这种似兽非兽、似鸟非鸟的动物，是人们蓄意将鸟的翅膀描绘在兽的身上，赋予它能翔飞九天的神力，从而将它作为神灵来顶礼膜拜。而且，这种獠牙兽面又经常与凤鸟为伍，二者相辅相成出现在同一器物的画面。”

高庙的獠牙兽面纹、凤鸟纹，典型直观地体现了中国古人的“神性思维”，是华夏文明起源的见证。后世儒家强调“不语怪力乱神”，少有西方式的“神话冲动”或宗教迷狂因素。但是如果中西学者能深入了解一下高庙图像符号，就知中国古人也生活在一独特而优雅的“神话世界”里。王仁湘先生认为白陶艺术体现了“造神”主题，诚哉斯言。

相比古埃及人5000年前狂热而“不可理解”的动物崇拜，高庙人8000年前的神灵崇拜，已表现得相当节制而优雅。

从艺术构图创作上，硕大而吓人的獠牙，经过了艺术化处理，被相对“抽象化”，取其威力无比的象征义，巧妙融合到神面上而浑然一体。獠牙神面纹，来自于古人源远流长的“野猪崇拜”，但又不是赤裸裸地崇拜野猪，毕竟人是万物之灵长，比兽要高一等。只取“獠牙”，而不取拙笨之猪首和肥硕之猪身——獠牙是一种被人利用的强大武器，用以加强王权、驾驭王权。

在具象和抽象之间，高庙白陶的“獠牙神面纹”完成了一种艺术创作，而不是一种简单地摹写，说明8000年前华夏古人的思维达到了相当的进化，展现了华夏人最初的艺术风雅。所以我说，华夏风雅肇始于湖湘，即开始于高庙白陶的艺术创作。

白陶艺术中的凤鸟崇拜，同样如此。鸟具有人不具备的飞翔能力，飞翔是一种神奇的超越，似乎有神灵操控，故飞翔的鸟被人惊羡而崇拜。“凤鸟崇拜”在中国同样源远流长。但高庙人不是简单地描摹鸟类，而已对鸟适当“抽象化”。鸟已不是一只具象的鸟，而是在具象和抽象之间，代表一种神奇的飞越的力量。古人甚至觉得太阳遨游于宇宙，也是由神鸟驮着，故有“日乌”之说。在白陶上，我们隐隐约约地看到，由鸟身、鸟翅和鸟喙抽象出来的各种鸟纹，与太阳纹、獠牙神面纹浑然融为一体。

作为白陶艺术的主旨“太阳崇拜”也是如此。自然界的“太阳”是一个简单圆圈，但白陶上的“太阳”形象却丰富多样。比如，在太阳周围绘一串连珠，直观地表示太阳光芒四射；用四个T字形环绕在一个小圆圈周围。还有十字形、四角形、八角星形状的太阳纹。最有艺术美感而富有精神内涵的，是八角（芒）星，八角星纹是太阳纹进化的标志。作为太阳崇拜的直观表达，八芒星不但传遍了华夏大地、大江南北，而且影响到了两河流域的苏美尔文明。

太阳纹、凤鸟纹、獠牙神面纹，是高庙艺术的三个主要要素。在具象和抽象之间，在似与不似、像与不像之间，高庙白陶开创了华夏独特的艺术风格。8000年前，华夏艺术从一开始就不是走在纯写实的道路上，而是凝聚了高度的思想理念，是一种“理念性”艺术，比纯写实艺术要高一等。这种艺术风格一路传下来，影响了彩陶艺术、玉器艺术、青铜艺术和山水画艺术、书法艺术、人物绘画艺术。

8000年前，烧制白陶需要掌握足够的火候技术，而在白陶上戳刻出思想如此深刻的图像艺术，实在让我们惊叹不已——白陶经受了8000年前火的淬炼，也经受了8000年后风雨的洗礼和时间的考验。

极尽繁缛——今人用这个形容词来深刻地表达白陶之美。

在一篇文章《五六千年前，湖南人浙江人难道有联系？》中，作者马黎说：“湖南白陶，顾名思义，白，专业说法是氧化铁含量低，才会产生漂亮的白色。在展厅，你会感觉到一种极简高冷的白。但是再仔细一看，你会联想到良渚玉器，器形很规整，没有古里古怪的样子，上面也有着极尽繁复的纹饰。良渚玉器刻纹，1毫米中至少还要刻3根以上的线，而从白陶上看，湖南人对密集的热爱，程度还要严重。比如陶器口沿、腹部上能看到密密麻麻的指甲纹、锯齿纹，一点点连缀起来戳刻的戳印点，蓖点装饰技法，精细而饱满。”

在一点一点艰难的戳刻中，华夏先民完成了一种精神的超越，铸造了一座史前艺术的高峰。而正是在这种戳刻形成的图画中，华夏艺术形成了介于具象和抽象之间的“似”与“不似”、“像”与“不像”的艺术风格。她不是写实艺术——可能限于当时白陶的条件，尚无法写实。但白陶艺术的确奠定了中国艺术的基础，这是一种中道的艺术——体现了中庸的艺术精神。

实际上，我们的汉字也是介于具象和抽象之间，是一种“似”与“不似”、“像”与“不像”的文字艺术。她既不是简单的图画摹写，又不像字母文字那样极端抽象——太具象无法表达深刻思想，太抽象则难以识别。汉字在辨识、书写、艺术美感、精神内涵之间达成了一种平衡——而且只有中国有极其恢弘精深的书法艺术。

湖南高庙白陶实际上兼有农耕文明、工业文明、宗教文明、艺术文明等的综合内涵，在物质和精神领域同样达到了极高的高度，是8000年前华夏文明高度浓缩的一个结晶。白陶艺术，是世界历史上第一座让人仰望的精神艺术高峰。

三、八芒（角）星照亮世界

八芒（角）星，是太阳崇拜进化到一定程度的标志。凡是看到八芒星的人们，都会赞叹，这是具有高度智慧和深刻思想的人类的创造！她来自于大自然的太阳形象，但对太阳作了极其美观而有创意的构图。

湖南高庙人创造了最早的八芒星，但是还较粗糙。在湖南安乡的汤加岗遗址，发现了几个更美观细腻的八芒星图，堪称华夏艺术追求对称、均衡、和谐的极致。也体现了中国人“外圆内方”的文化性格。中庸，圆融，不偏不倚。

安徽凌家滩遗址玉版上的八角星纹，山东大汶口彩陶上的八角星图，辽宁红山文化中的八角星玉器，都很有可观处。可见八角星在上古时代已经传遍了华夏大地，太阳的光明已照亮神州，但其源头在湖南高庙的白陶。

湖南学者阎朝科在《谁是人类最早的文明》中的第十二章对苏美尔文明的来源作了探讨，发现苏美尔出土文物上，有不少八芒星。英国汉学家鲍尔在其《汉语与苏美尔语》中认为，楔形文字的“神”读作dingir，字形是一颗星

，也代表天。这和汉字的“帝”字形同源，发音也相同。而汉语“帝”的含义和“天”有关联，如有天帝、昊天上帝、皇帝即天子等说法。楔形文字的“神”（天），看上去是一个很形象的八芒星，说明其来源是太阳崇拜。（参考拱玉书的《苏美尔文明》）

距今约5800年至5300年的安徽凌家滩遗址，出土了一件极为特殊的玉鹰，其两翅端部各为一猪首形象，鹰腹刻有八角星纹。两河流域也流行一种鹰翼太阳轮，由苏美尔人首创，后修改为八芒星太阳轮，与凌家滩的八角星玉鹰构图十分相似。古埃及人、巴比伦人、亚述人、波斯人在苏美尔人的鹰翼太阳轮基础上修改，使之广泛流行于西方世界。在庙底沟仰韶文化遗址中，在彩陶上绘有“神鸟驮日图”。湖北江陵出土的彩绘虎座凤鸟悬鼓漆器，有一个双鸟背日造型。

追其根，溯其源，上述造型都来自于高庙白陶艺术中太阳纹（八角星纹）与凤鸟纹的结合。

埃夏一体论者刘光保认为，从苏美尔人那里开始，八芒星、太阳、鹰这三者就紧密结合在一起，苏美尔人把这种太阳崇拜文化传遍到全世界。但是，苏美尔文明大概始于6000年前，而高庙文明始于7800年前。苏美尔人的八芒星、太阳、鹰，对应了高庙人的八芒星、太阳、凤鸟。到底谁是源头，不是一目了然吗？

历史学家郭静云、郭立新在《新石器农民和猎民白陶形象和信仰之异同》中认为，高庙白陶艺术的图像组合是八角星、老鹰、獠牙等。凤鸟实为老鹰，反映了大湘西沅湘猎民的观念。在白陶礼器上，常见老鹰张开翅膀翱翔的形象。其翅尖部多造型二至三个尖状突出的羽毛；而在其翅膀上则带有太阳符号。这种观念与平原地区的农民文化有很大不同。他将这种以鸷鸟老鹰作为太阳象征的图案，称之为“日鹰”。

可见，鹰崇拜在8000年前的中国南方先民中早就有了，而且被刻画到白陶礼器上。鹰崇拜也当是中国南方人带到了两河流域和古埃及。东西方早期的图腾符号呈现高度吻合。

黑格尔说“世界历史”从东往西，也可理解为追逐太阳的人类从东往西，把八芒星蕴含的太阳崇拜（包括鹰、蛇图腾）从东方带到西方。在古埃及，太阳神拉是最高的神灵，被视为创造世界的神，每天驾驭着太阳船在天空中航行，白天从东方升起，晚上在西方落下，象征着生命的循环和永恒。在波斯有拜火教，以阿胡拉·马兹达作为光明之神。在古希腊就是对日神阿波罗的崇拜。

八芒星，被认为与中国古人天圆地方的宇宙观有关，后世的八卦也在这样的基础上产生。它既是古人仰观天象——观测太阳光线周年投影变化——的结果，也是太阳历法出现的标志。而我以为，这也是西方学者沃格林等称中国为宇宙论社会或宇宙论王国的一个起始标志。农耕族群必然要密切观测天象、制作历法，探索宇宙循环变化的规律。

所谓的四大文明古国，都是建立在农耕种植和观测天象基础上的宇宙论王国。

四、宇宙论秩序或天人合一

华夏文明是一种追求宇宙论秩序的文明，即以“天人合一”为最高精神追求。因华夏文明追求“宇宙论秩序”，也被称为“天道文明”。

台湾学者史作柽将人类文明分为“图形文明”和“文字文明”：前者是神话文明或原始文明，以自然为背景而有文明，它保持着一种“人”与“自然”之间的直接关系；后者则是人文文明或历史文明，以文字为背景而有文明，而文字的根本意义则是“自然”被解释后的形式化表达。通常所谓的“轴心时代”及其精神突破，恰好位于从图形文明到文字文明转变的之间地带。

高庙白陶符号作为人类第一套可以系统解释的图像符号，可视为华夏史前典型的“图形文明”。高庙图形文明典型体现了古代世界广泛存在的太阳崇拜，换言之体现了“宇宙论秩序”，初步具有华夏天人合一的思想含义，堪称华夏文明的精神源头。

沃格林在其《天下时代——秩序与历史》中，即是从“宇宙论秩序”出发，展开他的历史起源和精神超越的论述，然后给出了他的“天下时代”的刻画。

他指出，原初经验所体验到的宇宙，既不是由对象、有待某个主体加以认知的外部世界，也不是已被某个超越于世界之外的神创造出来的那个世界。相反，它是由居下的地、位上的天构成的那个整体（topan）——天体及其运行；季节的变化；动植物的生长节律；人的生活、出生和死亡；尤其是，正如泰勒斯一直知晓的那样，它是一个充满众神的宇宙。

沃格林的原初宇宙论秩序的描述，接近于中国的天体宇宙观。在中国的周期性循环宇宙观中，四季的循环往复、人的生老病死乃至王朝的盛衰起伏，都与这循环的宇宙论秩序息息相关。但是，沃格林似乎把苏美尔、古埃及当作宇宙论王国的早期代表，中国是后起的宇宙论帝国。而实际上恰恰相反，我认为古华夏乃是世界文明的源头，而苏美尔和古埃及正是拥有同样的“宇宙论秩序观念”， 与中国一脉相承，堪称西方的两个“小华夏”。

那么，这个原初的宇宙论秩序观念，最早起源于哪里？

八千年前的高庙八角（芒）星，可视为宇宙论秩序的典型符号，也是目前为止世界最早的该类符号。该图像符号有八个芒，很多学者解释这是中国八方（八个方位）观念的表现。而我认为这恰恰表达了不断循环的观念——天上的太阳在作循环运动，我们的宇宙是一个“循环”。在浙江上山遗址中，出土了一个十六芒星，芒的数量增加了一倍，但只是表达更加细分均等的观念。

所谓“宇宙论秩序”，首先源于天文观测和历法制作。八角星可谓太阳历法出现的标志。最为显著的是华夏流传至今的60甲子循环历法。它由10天干、12地支搭配组合而成，每一个干支组合都表达一个特殊的天象，而不仅仅是一组空洞的符号或数字，60个干支组合作永无止境地循环——还没有一种历法，能这样显著地表达循环的宇宙论秩序观念。

苏美尔人拥有和华夏一致的60进制观念，其苏美尔王表中用了3600、600相关的数字来计算漫长的历史年代。这绝不是偶然的巧合。苏美人大概在6000年前移民两河流域，突然创造出近乎神奇的高度文明。他们的成熟历法、漫长的历史记忆源自于何处？

希罗多德在《历史》中记载，几何学产生于埃及人的土地测量中，然后从埃及传入到希腊；波洛斯（日钟）、格诺蒙（日晷）以及把一日分十二个时辰，希腊人又是从巴比伦人那里学来的。作为文明人中的后起之秀，希腊人既向华夏埃及人学习几何学，又从巴比伦人那里学习天文学——巴比伦人传承自华夏苏美尔人——这些知识都建立在农耕基础上。

希罗多德还记载了“埃及人的发明”：把每个月都分配给一位神，把每一天都视为神圣的；根据一个人的生日而说出这个人的命运如何，一生的结果如何，性情癖好如何——这些发明给作诗的希腊人提供了素材。只有拥有宇宙论秩序观念，才能从一个人的生日里看出其一生的命运轨迹，这也是华夏传承至今的观念。

只有把宇宙视作有秩序的，才可能诞生有秩序的人间社会——人间社会既是宇宙的一部分，也是天上宇宙秩序的投射。天上宇宙论秩序对应了地上宇宙论王国，天上太阳对应人间天子，这既是太阳崇拜和敬天信仰的宇宙论渊源，也是华夏政治学的理论根基。

陈赟先生在《文明论的历史哲学》中指出：“对宇宙论秩序来说最为核心的重要事件则是伴随着‘天地之中’或‘宇宙的脐点’等观念而来的王者的双重代表权的确立：在人类社会的小宇宙，王者是大宇宙的代表，是天神的沟通者；而在大宇宙中，王者则是人类社会的代表。因而王者以中介的方式垄断了通天权，作为‘世界君主’，王者乃是‘统治宇宙的唯一神在人间的类比’，由此而有‘天上一神’与‘地上一王’的紧凑对应关系。”帝王创建的礼法秩序，被视为宇宙秩序的类比物或相似物。

高庙的白陶礼器，作为神话时代神权和王权合一的象征，它上面的图像符号，典型体现了宇宙论秩序包含的政治学内涵：在太阳纹（八角星纹）的天空背景下，一个獠牙神面占据中间显著的位置，八面威风而庄严神圣，正是“天上一神”对应的“地上一王”。这种獠牙神面符号反复出现在后来的玉器、青铜器上，说明在王者垄断通天权的神话时代，华夏大一统的政治学思想一脉相承。

沃格林说：“在各个宇宙论帝国中，这种对宇宙的原初经验主导了对历史的理解。各种历史事件之所以值得铭记，是因为采取行动的人意识到他在神之下的生存。宇宙论帝国的统治者依据某种神授命令而行动；社会的生存，它的失败与胜利、繁荣与衰落，均归因于神的安排。”

在两河地区，一个神人坐着鹰翼太阳轮从天而降，与高庙凤鸟（日乌）载着獠牙兽面飞翔的图像有相似之处。浙江良渚玉器上也有一个兽面神人羽冠飞扬、神态威武，无疑是上古巫王合一的代表。“王权从天而降，落在埃利都，阿鲁利姆为王。”“大洪水之后，王权再次从天而降，王权在基什。”这是典型的宇宙论王权秩序的表述。苏美尔文明三千年，既是苏美尔王权兴衰转移的历史，也是她与北方的戎狄分分合合斗争又融合的历史。

三千年古埃及文明兴衰起伏，太阳神崇拜贯穿其中，古埃及是典型的宇宙论王国。她的各种太阳和八角星符号，尤其是屹立数千年而不倒的金字塔和神庙，皆是宇宙论秩序的象征。黑格尔在《历史哲学》说：“因为它的制度良好，埃及被古人看作是一个道德秩序的典型——毕达哥拉斯把它当作一个小规模的善良社会的理想，而柏拉图更加以大规模的想象。”

黑格尔惊叹，在其他民族中，历史是一部盛衰、兴亡、胜负、成败的事实——例如罗马人，他们世世代代只以战胜他族和征服世界为目的——埃及人建立了一个用艺术品的种种成就来构成的同样闳大的帝国，它们的遗迹常存，证明它们不可磨灭的性质，而且它们实在比较古往今来的其他一切工程都更伟大，更值得人惊骇。

一个是以追求宇宙论秩序为目标的王国，一个是以征服世界为目的的暴力帝国（古希腊罗马），其旨趣大相径庭，不可同日而语一一这也是华夏与戎狄的区别。

黑格尔认为世界历史从东往西，中国作为绝对精神的起点而成为世界历史之始。绝对精神的本质是自由，世界历史无非是自由意识的进展。世界历史始于中国，借由波斯帝国的中介，过渡到古希腊罗马的“自由世界”，最后登峰造极于欧洲，实现了“全体人的自由”。黑格尔贬中国而褒希腊，两者正包含宇宙论秩序观念和自由观念的区别。

黑格尔强调世界历史从东往西，即文明传播从东往西，但这并非是从中国到波斯到古希腊罗马再到欧洲的单线传播。人类第一波文明首先兴起于中国南方，然后传播到两河而有苏美尔文明，再到尼罗河而有古埃及文明。但是，黄种华夏族西去并非为了追求“自由”，而是追逐“太阳”，把农耕技术、象形文字、天文历法和宇宙论秩序一起带到了西方。

先有伏羲神农，再有黄帝。神农炎帝掀起人类的农业革命而为文明奠基，然后是黄帝为代表的游牧战争族群崛起。黄帝四处征伐，打败神农炎帝，继承华夏文明而入主中国，登上世界历史舞台。黑格尔之谓“世界历史从东往西”，更确切说是炎黄大战后，黄帝后裔的游牧白人族群驰骋于欧亚大草原，为生存而战，最后在欧洲获得“自由”的真谛，并主导了近代世界历史进程。

是故，“世界历史从东往西”，至少有两条文明传播路线。一条路线是中国南方的华夏农耕文明传播到两河流域再到古埃及，另一条路线是中国北方的游牧文明穿过中亚的印度伊朗传播到地中海世界的希腊罗马世界最后到达欧洲。此过程中，起源自中国的“华夏-戎狄”的斗争互动模式，被复制到两河流域，再到地中海世界。

苏美尔人和埃及人，他们可说是正宗的黄种人，信奉的是宇宙论秩序，因而也可称华夏族。西方人在叙述其早期历史时，都承认他们创造的文明是古文明的杰出代表，甚至是世界上最古老的两大文明，而后来的希伯来文明和希腊文明，都受到了这两者不可磨灭的影响（如《圣经》叙事借鉴了苏美尔人的大洪水叙事）。这就是“华夏—戎狄”互动模式的体现。整个世界史就是华夏与戎狄分分合合斗争又融合的夷夏互变的历史。一直到今天，依然如此。

参考文献：

黑格尔：《历史哲学》，王造时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6年。

伏尔泰：《风俗论·上册》，梁守锵译，商务印书馆，1994年。

王仁湘：《肇造文明：史前中国艺术浪潮.白陶》，陕西人民出版社，2024年。

郭立新，郭静云等：《时空之旅：文明摇篮追踪》，上海文化出版社，2017年。

贺刚：《湘西史前遗存与中国古史传说》，岳麓书社，2013年。

沃格林：《秩序与历史——天下时代》，译林出版社，2018年。

陈赟：《文明论的历史哲学》，上海人民出版社，202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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