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4年，杭州检察院收到一封举报信，牵出浙江省招生办重大受贿案！

摘要：1994年12月7日夜，西子湖畔的寒风不留情面，催促路人加快脚步，也吹动了杭州市拱墅区检察院值班室的信报箱。第二天清晨，一封没有署名、封口略显仓促的来信被登记在案。信中的内容不多，却精准地点出“省招生办”“受贿”“许某”几个字眼，还附了两串银行账号。检察官们碰

1994年12月7日夜，西子湖畔的寒风不留情面，催促路人加快脚步，也吹动了杭州市拱墅区检察院值班室的信报箱。第二天清晨，一封没有署名、封口略显仓促的来信被登记在案。信中的内容不多，却精准地点出“省招生办”“受贿”“许某”几个字眼，还附了两串银行账号。检察官们碰到过线索不明的匿名信，但如此指向明确的材料并不多见。有人轻声嘀咕了一句：“消息若真，浑水可就深了。”

三小时内，信件随即被送到分管反贪的副检察长桌上。翻阅完毕，副检察长沉吟片刻，叮嘱值班人员调取近两年省招生办衔接中专录取的全部档案。不到中午，厚厚一摞资料摆在面前，传真机则不停歇地吐出补充信息。案件暗流初显。

招生在当时被认为是教育领域中最敏感的环节。录取名额、降分政策、机动指标，每一项都牵动成千上万家庭的神经。正因如此，社会上流传的“托关系”“打点费”也若隐若现。举报信提及的教师许雪明，名字在内部备忘录上并不显眼，因为他只是“借调人员”。可越是角色低微，越易藏身缝隙，这一点检察官深有体会。

12月8日傍晚，一支仅由六人组成的小组获批立案侦查。为了避免惊动目标，调查从外围展开：银行流水、住宿登记、电话记录，一条条比对。两天后，第一笔异常转账浮出水面。1994年9月12日，“许雪明”账户突然多出一万元，而汇款人正是来自桐乡的农民沈某。该时间节点与举报信吻合。线头被抓住，下一步就看能否顺藤摸瓜。

有意思的是，银行记录显示，仅隔一天，这笔钱又被取走，并且于11月初以“学生自愿交纳赞助费”名目分两次流入两所中专学校的账户。看似公益捐助，实为掩人耳目。检察官暗暗皱眉：如果许雪明只是个人行为，那他未免“聪明过头”；若背后另有指点，则事情远不止个体贪婪。

12月12日凌晨，调查组在杭州市区一间狭小的招待所房间内逐字核对招生档案。突然有人发现，一名总分低于统招线近二十分的考生沈某，却得到“计划外指标”录取。批件上签字的正是招生办秘书组副组长许雪明。旁边那份机动指标审批单则由“秘书组组长肖百鸣”签发。两人名字同时出现，关系呼之欲出。

12月15日，调查组决定兵分三路。一队赶赴桐乡走访沈家，一队前往省建筑材料学校调取财务凭证，另一队留守审查机动指标批件。对于检察机关来说，最好证据并非口供，而是互相印证的书证、物证。

在桐乡，沈家小院分外冷清。家人听说上门的是检察院，不禁面露惶惑。沈某的哥哥取出那张鲜红的录取通知书，小心摆在木桌上。诉说时，言辞中带着羞愧：“我们就是想让弟弟多念点书，只能东拼西凑，凑到一万块送去杭州。”这句朴素的话，让随行人员沉默良久。

当天下午，浙江省建筑材料学校财务室交出的流水单赫然显示：11月9日，一万元赞助费由许雪明亲自送达，并且手写要求财务人员将日期改为11月3日。更巧的是，财务员范某在凭证背后署上“学生家长自愿”，为此事加了“保险”。这种小动作，在检察官眼中无异于自曝其短。

对话随即登场，但分寸感必须把握。12月20日黄昏，许雪明被“请”入讯问室。检察官递过一张银行取款单，上面圈出时间、金额。“许老师，这个动作漂亮吧？”检察官语气轻松。许雪明勉强笑笑，嘴角抽搐。隔了几秒，他低声辩解：“是学生家长感谢，我也想过——”“想过就把钱移到学校？时间还回填？”对话戛然而止。

进入圣诞节前夕，许雪明终于写下第一份供述材料，承认1993、1994连续两年利用审核计划便利向多个家长索取、收受共八万余元。可调查组并不急于庆祝，因为更关键的人物肖百鸣仍未出面。

1995年元旦，杭城烟火璀璨。相较节日氛围，拱墅区检察院灯火通明。几名办案人研究最新线索：举报信第二段提及“饭店合伙”，而饭店股东名册旁边标注“肖百鸣、许雪明”。资金往来与招生季节时间吻合。这一串巧合，更像锁链，正悄无声息把另一位“实权人物”框在中央。

1月2日凌晨，调查组掌握决定性证据：1993年、1994年间，肖百鸣亲手审批的“调整计划”多达十七份，每份背后都出现现金或礼品走账记录。其中一笔是价值五千多港币的松下摄像机——许雪明所送。所有证据汇总完成，公堂对质已无需等待。

1月4日午后，肖百鸣被传唤。当他看到摞成小山的凭证时，仍试图以“文件解释权”拖延。检察官提醒：“只重事实，不重情绪。”到底纸包不住火，晚间十一点，肖百鸣写下认罪陈述，金额六万六千余元。签字后那支笔滚落，敲击桌面发出低沉声响。

办案人员注意到，肖百鸣落款时特意补写一句：“对不起组织。”有人悄悄议论：若非伸手太长，他本可平稳退休。可权力一旦缺乏监督，最普通的职位也能演变成腐败温床，这是历史反复印证的规律。

再往上追溯，招生办主任鲍光鸟的身影难以回避。早在1994年夏，鲍光鸟因公出差香港，归来时被同事发现随身行李里多了一块名表。有人好奇询问，他轻描淡写，说是亲戚送的。此事当时无人深究，后来却成为锁定其受贿证据的关键细节。

1月15日凌晨五点，鲍光鸟在住所被采取强制措施。现场仅用两小时便搜出多张现金存折、两块高档手表、一份写有“某师范学生请求分配杭州”字条的红色信封。检察官翻看时，他面色惨白，却仍辩解：“那是朋友借放。”此类话术，调查组已屡见不鲜。

仅用九十一天，检察机关将这条涉案链条上的三名关键人物及若干外围人员一一定性。案卷厚度超过二十厘米，涉及家长二十余人，赃款金额共计十四万余元。相较今日反腐数字，这并不惊人，但在当年的教育系统，震动极大。

值得一提的是，整个侦查阶段，曾有地方干部劝办案人“留点情面”。所谓情面，掩盖的是数十个农村家庭背负的债务和被扭曲的教育公平。检察机关最终顶住压力，将全部材料移交法院，司法程序在1995年夏天结束：鲍光鸟被判有期徒刑七年，肖百鸣五年，许雪明三年零六个月，并全部追缴赃款。

案件尘埃落定，一些家长才放下心头大石，却仍要偿还当年借款。沈某的哥哥在法庭门口被媒体问到感受，他憨厚一笑：“弟弟能上学是好事，但要是清清白白的，就更好了。”短短一句，既朴实又刺痛人心。

回顾整个链条，从临时借调人员到部门一把手，权力集中、监督缺位、制度空档无一不在。招生计划、机动指标、分配函件，本应是普通的行政手续，却被包装成“有价产品”。当个别人率先伸手，周围人若缺少约束，很快就会滋生“上有所好，下必甚焉”的病灶。

案件后续，浙江省教委出台一系列举措：机动指标审批需三方签字；赞助费概念被取消；外调人员必须随机抽取并接受回避审查。这些制度今天看来朴素，却在九十年代中期尚属先行。

教育，本该是育人的净土。可一旦“净土”蒙尘，复洁比筑建更艰难。省招生办系列案警示后人：监督永远不能等到问题彻底暴露再启动。有位老检察官私下感慨：“权力像水，闸门若坏，只靠口号拦不住。”

案件记录存档于拱墅区检察院资料室，如今封皮已泛黄，却依旧醒目。档案里夹着那封最初的匿名信，字迹略显歪斜。没有落款，也没有留下指纹。可正是这封信，撬开了暗箱，一举捣碎层层利益链，守住了本该属于无数寒门学子的机会。

案后思考：制度防线如何筑起
4200字的记录仅回顾了事实，却未能完全呈现制度演变的艰难。1995年秋，浙江省教委在全系统实行“阳光榜单”公示：所有中专、高校录取名单必须于三日内张贴、广播、刊登三次，任何人可当场质疑。那一年，省招生办接到的匿名举报较上一年锐减七成，且无一经查属实，可见信息公开初显成效。

此后两年，机动指标被严格限定在计划总量的1%以内，且必须事先报省级教育纪检组备案。1997年3月，省里又出台《借用人员管理办法》，规定任何科室若需外调人员，须通过公开抽签，并签订回避协议，避免“点将”式借调。制度环环相扣，漏洞渐少。

值得关注的是，农村考生顾虑“被人抢跑”的心理依旧存在。为了打消疑虑，1998年夏，浙江省首次在县级电台开设“招生热线”，实时播报录取进度。不少家长拿着收音机，守在田头听播报，录取号一旦念出，乡亲们便敲锣打鼓庆祝，场景颇为热烈。公平的含义，第一次通过电波照进农家小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