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黄宗羲（1610 -- 1695年），字太冲，号南雷，海内称为梨洲先生，浙江余姚人，“垂髫读书，即不琐守章句。年十四补诸生。随学京邸，忠端公（梨洲之父黄尊素）课以举业，公弗甚留意也。每夜分秉烛观书，不及经艺。”

黄宗羲（1610 -- 1695年），字太冲，号南雷，海内称为梨洲先生，浙江余姚人，“垂髫读书，即不琐守章句。年十四补诸生。随学京邸，忠端公（梨洲之父黄尊素）课以举业，公弗甚留意也。每夜分秉烛观书，不及经艺。”

清学三巨子中，黄梨洲不同于王船山、顾亭林，倜傥有奇气。黄尊素“为杨、左（东林党人）同志，逆奄势日张，诸公昕夕过从，屏左右论时事，或密封急至，独公侍侧，益得尽知朝局清流、浊流之分。忠端公死诏狱，门户臲卼；而公奉养王父以孝闻。夜读书毕，呜呜然哭，顾不令太夫人知也。庄烈（崇祯）即位，公年十九，袖长锥，草疏，入京颂冤。......即疏请诛曹钦程、李实。忠端之削籍，由钦程奉奄旨论劾，李实则成丙寅之祸者也。得旨，刑部作速究问。五月，会讯许显纯、崔应元，公对簿，出所袖锥锥显纯，流血蔽体。......公又殴应元胸，拔其须，归而祭之忠端公神主前。又与吴江周延祚、光山夏承共锥牢子叶咨、颜文仲，应时而毙。......狱竟，偕同难诸子弟设祭于诏狱中门，哭声如雷，闻于禁中。”（全祖望《梨洲先生神道碑铭》）

顾亭林、黄梨洲、王船山为清初学术思想之巨子，学者景从无碍，多少归功于梁、钱两氏《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之肯定

崇祯初元，魏阉伏诛，梨洲声誉渐高， 隐然为东林子弟领袖。然而他从此折节厉学，从刘蕺山游，所得日益深粹。崇祯十七年，北京陷贼，福王立于南京，阉党阮大铖柄政，骤兴党狱，名捕蕺山及许多正人，梨洲也在其列，避难亡命日本，经长崎达江户。明年，福王走，南京复，梨洲与钱忠介（肃乐）起义兵守浙江拒清师，号世忠营。失败后，遁入四明山寨，把余兵交给王完勋（翊），随鲁王在舟山，和张苍水（煌言）、冯跻仲（京第）等力图匡复，仍常潜行往来内地，有所布置，清廷极畏忌他。梨洲晚年自述说道：“自北兵南下，悬书购余者二，名捕者一，守城者一，以谋反告讦者三，绝气沙墠者一昼夜。其他连染逻哨所及，无岁无之。可谓濒于十死者矣。”（《南雷余集·怪说》）（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

忠端公之被逮也，谓公曰：“学者不可不通知史事，可读《献征录》。”公遂自明十三朝《实录》上溯《二十一史》，靡不究心，而归宿于诸经。既治经，则旁求之九流百家，于书无所不窥者。愤科举之学锢人生平，思所以变之。既尽发家藏书读之，不足，则抄之同里世学，......穷年搜讨，游屐所至，遍历通衢委巷，搜鬻故书，薄暮，一童肩负而返，乘夜丹铅，次日复出，率以为常。（全祖望《梨洲先生神道碑铭》）

黄尊素平日教子，亦以留心时政为重。故梨洲政治兴味，培养有素。明社既屋，兴复之望既绝，乃始激而为政治上根本改造之空想。此亦明末遗老一种共有之态度，而梨洲对政治理想之贡献，则较同时诸老为宏深。其议论备见于所为《明夷待访录》。（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

（一）《留书》

萧公权认为“清初民本思想之主要代表当推余姚黄宗羲（梨洲先生） ...... 黄氏著书甚富，其五十四岁时所成之《明夷待访录》最为有关政治思想之名著。又有《留书》，专论政事，惜今已无传本。”（萧公权《中国政治思想史》）

梨洲先生晚年益好聚书，所抄自鄞之天一阁范氏、歙之丛桂堂郑氏、禾中倦圃曹氏，最后则吴之传是楼徐氏。然尝戒学者曰：“当以书明心，无玩物丧志也。”当事之豫于听讲者，则曰：“诸公爱民尽职，实时习之学也。”身后，故庐一水一火，遗书荡然。诸孙仅以耕读自给。（全祖望《梨洲先生神道碑铭》）

1985年，宁波天一阁现《留书》抄本，始知梨洲先生晚年好聚书，所抄自鄞之天一阁，而《留书》二老阁主郑性、郑大节校订本也存天一阁。《留书》（或名《明夷留书》、《黄子留书》、《南雷黄子留书》）八篇，其《田赋》、《制科》、《将》三篇见《明夷待访录》。

郑性（1665—1743）字义门，号南溪，又号五岳游人，溱之孙，梁之子，大节之父，慈溪鹳浦人。郑性为能完成其父郑梁欲立家祠以祀黄宗羲、祖父郑溱之志，于是在居所之东筑二老阁，楼上奉祀，楼下藏书。

关于二老阁藏书，郑性友全祖望曰：太冲先生最喜收书，其搜罗大江以南诸家殆遍。所得最多者，前则澹生堂祁氏，后则传是楼徐氏，然未及编次为目也。垂老遭大水，卷轴尽坏。身后一火，失去大半。吾友郑丈南溪理而出之，其散乱者复整，其破损者复完，尚可得三万卷。……南溪登斯阁也，先生之薪火临焉，平子先生以来之手泽在焉，是虽残编断简，其尚在所珍惜也，况未见之书累累乎。

徐嵩《二老阁记》亦曰：“既而梨洲先生之家火，其藏书半失，南溪于是焉相度基址，建阁于宅之左，方如所命以为位，取黄氏遗书之存者，庋于其旁。”而黄宗羲遗书入藏二老阁，时在康熙五十六年（丁酉，1717）。（参见个厂“黄宗羲《留书》版本考 -- 中华书局藏《南雷黄子留书》及相关问题”）

《留书》自序云：“古之君子著述，不惟其言之，惟其行之也。仆生尘冥之中，治乱之故，观之也熟；农琐馀隙，条其大者，为书八篇。仰瞻宇宙，抱策焉往？则亦留之空言而已。自有宇宙以来，著书者何限，或以私意搀入其间，其留亦为无用。吾之言非一人之私言也，后之人苟有因吾言而行之者，又何异乎吾之自行其言乎？是故其书不可不留也。癸巳九月，梨州老人书于药院。”足见梨洲先生仍有待于后人，因其言而行之。

题辞曰：癸巳秋，为书一卷，留之箧中。后十年，续有《明夷待访录》之作，则其大者多采入焉，而其馀弃之。甬上万公择谓尚有可取者，乃复附之《明夷待访录》之后，是非余之所留也，公择之所留也。癸丑秋，梨洲老人题。

天一阁藏《留书》郑性订、郑大节校本

《留书》朋党篇：

朋党之祸，与国之终始，然未有本朝国统中绝，而朋党尚一胜一负，浸淫而不已，直可为一笑者也。

初，归德沈鲤、江夏郭正域为物望所归，沈一贯承王锡爵、赵志皋之后当国，布列其私人于要地，相与扼之。妖书事起，一贯承上怒，欲陷鲤及正域，悉收其往来游客拷系之，正域几不免。部郎于玉立独左右之，亦被斥。会无锡顾宪成罢归，创东林书院讲学，讥切朝政，而玉立与焉。其后，一贯之败，攻者多讲学东林之徒也。

宪成死，方从哲入政府，凡附东林者皆以法谪之。当是时，神宗欲废太子，而立其爱妃郑氏之子福王，王锡爵、沈一贯暇豫之，而方从哲则郑氏之私人也，故一时言国本者俱谓之东林。光宗立，郑氏自危，乃献美人以结欢于上，于是官因郑氏者得不废。光宗既为郑氏所败，宫中多郑氏之党，而魏忠贤得权于熹宗。然其时，诸为从哲所谪者皆起，遂以为东林一时之盛矣。

魏忠贤用事，小人作点将录，进之忠贤，因之为东林党人碑，坐贬死者数百人。毅宗诛魏忠贤，凡官因魏忠贤者，定为逆案。逆案之人乃出奇计，导虏人入喜峰口，薄都城。时袁崇焕任边事，崇焕故附东林者也，因以计陷之，崇焕受诛。毅宗亦遂疑朝廷之上有所谓东林者也，思以抑之。杨嗣昌有宠于上，夺情入相，不为黄道周所容，上因不悦道周。道周故与周之夔交恶，娄人张溥为复社，之夔以其事上之，谓复社主自道周，收道周入狱，周延儒再相，其事乃解。

马士英立弘光，逆案之人阮大铖从中为之画计，弘光德之，且以为魏忠贤故郑氏之党，其附之者常欲立其父福王者也，于是在逆案者尽用之，而以降贼之名斩复社周锺，捕魏学濂、陈名夏，又作蝗蝻录，言复社为东林之孽。虏设伪朝，其相冯铨，故逆案人也，颇引用其类。及陈名夏亡命入虏，其酋听之，而汉人之仕于虏者，以为东林云。

欧阳子曰：“小人无朋，惟君子有之。”吾于东林观之，以为不然。东林之起，不过数人耳，未尝有名籍相标榜也。其后以言国本者归之，以劾阉人者归之，所谓党人者，乃小人妄指以实之耳。彼君子者，未尝曰“吾约党人而言国本也，劾阉人也”。复社乃场屋人习气，于东林何与，而亦归之耶？宗庙亡矣，亡日尚矣，归于何党矣？使昔之东林者果有门户，而在此为不仁之甚者也，是故君子必无朋者也。仁义何常之有？蹈之则为君子，违之则为小人。黄允称于郭泰，邢恕学于程氏，苟必曰吾党人也，则世无小人矣；程颐之于苏轼，文天祥之于李庭芝，苟必曰非吾党人也，则世无君子矣。魏忠贤既诛，凡官因魏忠贤者，以国法斩之，可诛者半，可赦者半，其时之君子，居前不能令人轾，居后不能令人轩，徒以空文锢天下之小人，别小人为一朋，真若自以为一朋者，卒使其害至于亡国，则欧阳子之一言误之也。

《說文解字》段玉裁注：

朋-- 朋黨相阿，使政不平者。「鳥部」朋下曰：鳳飛，羣鳥從以萬數。故以爲朋黨字。葢朋黨字正作倗，而朋其假借字。

黨-- 不鮮也。王注曰：日月晻黮而無光也。從黑尚聲。

明末，士大夫峻门户而重意气，“方东林势盛，罗天下清流，士有落然自异者，诟谇随之矣。攻东林者，幸其近己也，而援以为重。于是中立者类不免蒙小人之玷。核人品者，乃专以与东林厚薄为轻重，岂笃论哉？......建言者分曹为朋，率视阁臣为进退。依阿取宠则与之比，反是则争。比者不容于清议，而争则名高。故其时端揆之地，遂为抨击之丛，而国是淆矣。”（《明史》卷一百四十、二百三十）

《东林本末》六卷，明吴应箕撰。《明史》卷二百七十七载：吴应箕，字次尾，贵池人。善今古文，意气横厉一世。阮大铖以附珰削籍，侨居南京，联络南北附珰失职诸人，劫持当道。应箕与无锡顾杲、桐城左国材、芜湖沈士柱、余姚黄宗羲、长洲杨廷枢等为《留都防乱公揭》讨之，列名者百四十余人，皆复社诸生也。后大铖得志，谋杀周镳，应箕独入狱护视。大铖闻，急遣骑捕之，应箕夜亡去。南都不守，起兵应金声，败走山中，被获，慷慨就死，绝命词散佚，仅存“半世文章百世人”。

《东林本末》撰于崇祯十二年，开宗明义：东林者，门户之别名也，门户者，又朋党之别号。夫小人欲空人国，必加之以朋党。于是，东林之名最著，而受祸为独深；要亦何负于人国哉！东林争言真伪；其真者必不负国家，伪者反至负东林。此实何欤？盖起事至五、六十年，相传多失其实。于是而有伪者，亦势使然也。今之所为东林者又一变，往时欲锢之林下者、今且下及草野。夫盛世岂有党锢之事？何论朝野，亦办其真与伪而已矣。余于是条次其本末，以使观者有所考而感焉。（《东林本末》序）

《东林本末》（上）门户始末（始自并封，至丁巳京察，未及熹庙也）

尝观国家之败亡，未有不起于小人倾君子之一事；而小人之倾君子，未有不托于朋党之一言。汉有顾、厨、俊，及唐有清流、白马之祸，宋有新法、伪学，所号为党人流及之祸，中于君子，而国运随之以亡。兴言及此，真不知贾生之流涕尽而继之以血也。然党锢之祸，其流甚烈，而其源有渐。宋之党锢极于元符，而蔡襄四贤不肖之诗已为之端。昭代之党祸极于万历丁巳，而嘉隆诸政府已开其渐。故自张凤盘（名四维）以前，溯而之上，如张太岳（名居正）、高中元（名拱）、徐存济（名阶）、严介溪（名嵩）、夏桂洲（名言），其权专、其党同伐异显，行于好恶之间，而人莫之敢议。然其局专于攻击前人，故一相败露，而为其鹰犬，为其斥逐者，一转盼而升沈互异。是以君子不久锢林泉，小人不终据要津也。自申瑶泉（时行）以后，递而下之，如王荆石（锡爵）、张洪阳（位）、赵瀫阳（贞吉）、沈蛟门（一贯）、朱金门（赓），其术巧、其党同伐异，诡托于宫府之内，而人莫之能测。又其局专于汲引后人，故衣钵相传，而为其所庇护，所排击者，纵易地而用舍如前，是以君子竟同硕果，而小人终等延蔓也。

梨洲先生之父黄尊素，东林名士，为魏阉所害。作为东林子弟，梨洲先生也以君子小人说，为东林党辩护：“今天下之言东林者，以其党祸与国运终始，小人既资为口实，以为亡国由於东林，称之为两党，即有知之者，亦言东林非不为君子，然不无过激，且依附者之不纯为君子也，终是东汉党锢中人物。嗟乎！此寱语也。...... 论者以东林为清议所宗，祸之招也。”（《明儒学案》卷五十八 东林学案一序，成书于康熙十五年。）

顾炎武（亭林）对清议评价甚高，认为“天下风俗最坏之地清议尚存，犹足以维持一二，至于清议亡，而干戈至矣。”（《日知录·清议》）然而，晚明内忧外患，清议何用？东林党以君子自诩，遂不以结党为非，党派倾轧，“负才名；急富贵，而相妒轧。议论高而事功疏，名位轧而猜忌起，异己者虽清必驱除，附己者虽秽多容纳。”（夏允彝：《幸存录》）

国难当头，夏允彝走谒史可法，谋复兴；南都破，总兵吴志葵起兵吴淞，允彝入其军，为之飞书走檄，四方响应。然皆文士不知兵，迄无成。松江破，乃作绝命词，自沈松塘死。著《幸存录》，为绝笔。夏公深知党争误国，沉痛而言：“自三代而下，代有朋党。汉之党人，皆君子也。唐之党人，小人为多，然亦多能者。宋之党人，君子为多。然朋党之论一起，必与国运相终始，迄于败亡者。以聪明伟杰之士为世所推，必以党目之。于是，精神智术俱用之相顾相防，而国事坐误，不暇顾也。且指人为党者，亦必有此。此党衰，彼党兴，后出者愈不如前。祸延宗社，固其所也。”

明灭，王夫之隐居石船山，著《读通鉴论》，论及朋党：

故朋党之兴，必有败类以相附，而贻小人之口实。使为君子者，远爵赏之权，泯交游之迹，不歆便佞之推戴，不假新进以攻排，无瑕可求，孤立自任，则败类恶得而乘之？......司马温公任二苏以抑王安石，而秦观、张耒以狭邪匪人缘之，以忝清流之选，故终绌于绍述之党。杨、左广结台谏以抗魏忠贤，而汪文言以无赖赀郎窃附以召祸。浮薄之徒，一得当于君子，而使酒狂歌、呼卢谑傲以嗣萧艾兰茝之音，其气羶，其燄绿。为君子者，可勿豫戒之哉！

朋党之兴，始于元帝之世，流风所染，千载不息，士得虚名获实祸，而国受其败，可哀也夫！（《读通鉴论》卷四）

嬴政坑儒，未坑儒也，所坑者皆非儒也；朱温杀清流，沈之河，未杀清流也，所杀者非清流也。信为儒，则嬴政固不能坑之矣；信为清流，则朱温固不能杀之矣。

温诚诛锄善类不遗余力，而士大夫无可逃之彀中邪？乃于韩偓弗能杀也，于司空图弗能杀也，于郑綮亦弗能杀也；又下而为梁震、罗隐之流，且弗能杀也。凡此见杀者，岂以身殉国而与唐偕亡者乎？抑求生于暴人之手而不得其术者耳。天下不知其谁氏之士，天子不知有几日之生；情逆而咆烋者，腥臊之臭味逼人；无赖而充班行者，醉梦之眉目疑鬼；犹且施施然我冠子佩，旦联缀以充庭，夕从容而退食。若此之流，谓之清也，则谁复为浊流邪？

晋、宋、齐、梁之护门第，唐人之护流品，其席荣据要之习气耳。门第流品横亘其肺肠，而怙众以喧呶，仰不知有君父，俯不知有廉隅，皆此念为之也。王谧解玺绂以授桓玄，不欲自失其华族耳。枢等不死，劝进朱温者，岂待张文蔚、杨涉哉？但使不失其清流之品序，则人人可奉之为天子矣。忠孝之存去，名位之重轻，则清浊之大界也，非永叔之所知也。（《读通鉴论》卷二十七）

对于“朋党之争败国”说，清人爱新觉罗·昭槤不以为然。昭槤是努尔哈赤次子代善后裔，通今博古，尤熟于清代朝章国故，且以皇族成员隔代治史，看得透彻。所著《啸亭杂录》谓：

明非亡于党人

近日訾议理学者，皆云明人徒知讲学，不知大体，以致亡国，何不察之甚也。按明末君主昏庸，貂珰擅政，其国之势，已岌岌不保者数矣。赖臣下克明大义，遇事敢言，以弥缝其过失。不然，如英宗之被虏，武宗之游荡，神宗之昏昧，其政皆足以亡国。而国未遽亡者，未必非诸君子保障之功。迨至魏阉擅政，诛戮贤臣，殆无免者。然后寇势日炽，中原土崩，与东林诸君子何与焉？及夫唐、桂诸王奔窜海上，其势万无可救者，而诸臣日谋恢复，蹈死如饴，是明人之报主，亦云至矣。而今犹噢咻不已者，何哉？

毛文龙之杀

袁崇焕之杀毛文龙，其事甚冤。世儒以崇焕后死可悯，故尔掩饰其过，至谓毛文龙果有谋叛诸状，非深知当日之事者也。文龙守皮岛多年，虽有冒饷、抗据诸状，然其兵马强盛，将士多出其门。本朝佟、张二将尽为彼害，使留之以拒大兵，不无少补。崇焕乃不计其大事，冒昧诛之，自失其助。遂使孔定南诸将阴怀二心，反为本朝所用，此明代亡国之大机。岂可因其后日之死，乃遂掩其过也。或曰毛文龙尝求陈眉公继儒作文，陈邀以重价，毛靳不与，陈深恨之，乃备告董文敏，言毛不法专擅诸状。董信之，崇焕为董门生，任辽抚时尝往谒董，董以陈语告袁，袁故决意为之。然则明代之亡，亡于善书者手也。

（二）《明夷待访录》

《明夷待访录》，撰于康熙元年夏至三年冬，其题辞云：吾虽老矣，如箕子之见访，或庶几焉。岂因“夷之初旦，明而末融”，遂秘其言也！

夷之初旦，明而末融，语出《后汉书·党锢传》：“以为天子当贞观二五，利见大人，不谓夷之初旦，明而未融，虹霓扬辉，弃和取同。”李贤注：夷，伤也；融，朗也。明夷卦离下坤上，离为日，坤为地，日之初出，其明未朗。《左传》曰：“明而未融，其当旦乎？”以膺黜，故喻之也。《春秋考异邮》曰：“虹霓出，乱惑弃和。”谓弃君子，同小人也。

《全祖望跋》诠释：“征君自壬寅前，鲁阳之望未绝。天南讣至，始有潮息烟沉之叹，饰巾待尽，是书于是乎出。”明夷之卦名，勿忘亡国之耻。

然而，章太炎质疑此说，认为“黄太冲以明夷待访为名，陈义虽高，将俟虏之下问”，期待清廷擢用。

梁任公则以为，梨洲之意“为代清而兴者说法”。《明夷待访录》堪比卢梭《民约论》，含民主主义精神，虽颇幼稚，对于三千年专制政治思想为极大胆的反抗。“此等论调，由今日观之，固甚普通甚肤浅，然在二百六七十年前，则真极大胆之创论也。故顾炎武见之而叹，谓‘三代之治可复’．而后此梁启超、谭嗣同辈倡民权共和之说，则将其书节抄印数万本，秘密散布，于晚清思想之骤变，极有力焉．”（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

其《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五 阳明学派之余波及其修正”言：《明夷待访录》是他的政治理想。从今日青年眼光看去，虽象平平无奇，但三百年前 -- 卢骚《民约论》出世前之数十年，有这等议论，不能不算人类文化之一高贵产品。

注一：惟据全谢山跋云：“原本不止于此，以多嫌讳不尽出。”然者书尚非足本，很可惜。此书乾隆间入禁书类。光绪间我们一班朋友曾私印许多送人，作为宣传民主主义的工具。章太炎不喜欢梨洲，说这部书是向满洲上条陈，这是看错了。《待访录》成于康熙元、二年。当时遗老以顺治方殂，光复有日，梨洲正欲为代清而兴者说法耳。他送万季野北行诗，戒其勿上河汾太平之策，岂有自己想向清廷讨生活之理？

梁启超与钱穆皆著《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对梨洲的看法，实大同而小异。钱穆于任公赞赏梨洲《待访录》所言近似西方民主学说，虽无异词，却有一语暗批任公曰：“今读其书者，惊其立说之创辟，而忘其处境之艰虞，则亦未为善读古人书矣”。任公并非不知梨洲处境之艰虞，若谓“凡豪杰之士，往往反抗时代潮流，终身挫折而不悔”。盖正有此挫折之处境，始有其创辟之见；不顾处境之艰虞而持此创辟之见，正梨洲之所以异于常人也。（汪荣祖《史学九章》）

《明夷待访录》郑氏二老阁本

《明夷待访录》

原君

有生之初，人各自私也，人各自利也，天下有公利而莫或兴之，有公害而莫或除之。有人者出，不以一己之利为利，而使天下受其利，不以一己之害为害，而使天下释其害。

后之为人君者不然，以为天下利害之权皆出于我，我以天下之利尽归于己，以天下之害尽归于人，亦无不可。使天下之人不敢自私，不敢自利，以我之大私为天下之大公。始而惭焉，久而安焉，视天下为莫大之产业，传之子孙，受享无穷，汉高帝所谓“某业所就，孰与仲多”者，其逐利之情不觉溢之于辞矣。然则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向使无君，人各得自私也，人各得自利也。鸣呼，岂设君之道固如是乎！

原法

三代以下无法。后之人主，既得天下，惟恐其祚命之不长也，子孙之不能保有也，思患于末然以为之法。然则其所谓法者，一家之法，而非天下之法也。......天下之人共知其筐箧之所在，吾亦鳃鳃然日唯筐箧之是虞，故其法不得不密。法愈密而天下之乱即生于法之中，所谓非法之法也。...... 夫非法之法，前王不胜其利欲之私以创之，后王或不胜其利欲之私以坏之。坏之者固足以害天下，其创之者亦未始非害天下者也。...... 论者谓有治人无治法，吾以谓有治法而后有治人。自非法之法桎梏天下人之手足，即有能治之人，终不胜其牵挽嫌疑之顾盼，有所设施，亦就其分之所得，安于苟简，而不能有度外之功名。使先王之法而在，莫不有法外之意存乎其间。其人是也，则可以无不行之意；其人非也，亦不至深刻罗网，反害天下。故曰有治法而后有治人。

置相

原夫作君之意，所以冶天下也。天下不能一人而治，则设官以治之；是官者，分身之君也。昔者伊尹、周公之摄政，以宰相而摄天子，亦不殊于大夫之摄卿，士之摄大夫耳。后世君骄臣谄，天子之位始不列于卿、大夫、士之间。...... 古者不传子而传贤，其视天子之位，去留犹夫宰相也。其后天子传子，宰相不传子。天子之子不皆贤，尚赖宰相传贤，足相补救，则天子亦不失传贤之意。宰相既罢，天子之子一不贤，更无与为贤者矣。

学校

学校，所以养士也。然其意不仅此也，必使治天下之具皆出于学校，而后设学校之意始备。天子之所是，未必是，天子之所非，未必非。天子亦遂不敢自为非是，而公其非是于学校。是故养士为学校之一事，而学校不仅为养士而设也。

三代以下，天下之是非一出于朝廷。天子荣之，则群趋以为是；天子辱之，则群擿以为非。簿书、期会、钱谷、戎狱，一切委之俗吏。时风众势之外，稍有人焉，便以为学校中无当于缓急之习气。而其所谓学校者，科举嚣争，富贵熏心，亦遂以朝廷之势利一变其本领，而士之有才能学术者，且往住自拔于草野之间，于学校初无与也，究竟养士一事亦失之矣。

胥吏

盖吏胥之害天下，不可枚举，而大要有四：其一，今之吏胥，以徒隶为之，所谓皇皇求利者，而当可以为利之处，则亦何所不至，创为文网以济其私。凡今所设施之科条，皆出于吏，是以天下有吏之法，无朝廷之法。其二，天下之吏，既为无赖子所据，而佐贰又为吏之出身，士人目为异途，羞与为伍。承平之世，士人众多，出仕之途既狭，遂使有才者老死丘壑。其三，各衙门之佐贰，不自其长辟召，一一铨之吏部，即其名姓且不能遍，况其人之贤不肖乎！故铨部化为签部，贻笑千古。其四，京师权要之吏，顶首皆数千金，父传之子，兄传之弟，其一人丽于法后而继一人焉，则其子若弟也，不然，则其传衣钵者也。是以今天下无封建之国，有封建之吏。

阉宦

故有明奏疏，吾见其是非甚明也，而不敢明言其是非，或举其小过而遗其大恶，或勉以近事而阙于古则，以为事君之道当然。岂知一世之人心学术为奴婢之归者，皆奄宦为之也。祸不若是其烈与！

奄宦之如毒药猛兽，数千年以来，人尽知之矣。乃卒遭其裂肝碎首者，曷故哉？岂无法以制之与？则由于人主之多欲也。......夫刑余之人，不顾礼义，凶暴是闻，天下聚凶暴满万、而区区以系属冢宰，纳之钤键，有是理乎？且古今不贵其能治，而贵其能不乱。奄人之众多，即未及乱，亦厝火积薪之下也。

议者窃忧其嗣育之不广也。夫天下何尝之有！吾不能治天下，尚欲避之，况于子孙乎！彼鳃鳃然唯恐后之有天下者不出于其子孙，是乃流俗富翁之见。故尧、舜有子，尚不传之。宋徽宗未尝不多子，止以供金人之屠醢耳。

附录

全祖望跋

《明夷待访录》一卷，姚江黄太冲征君著。同时顾亭林贻书，叹为王佐之才，如有用之，三代可复。是岁为康熙癸卯，年未六十，而自序称梨洲老人。万西郭为余言：征君自壬寅前，鲁阳之望未绝，天南讣至，始有潮息烟沈之叹，饰巾待尽，是书于是乎出。盖老人之称所自来已。原本不止于此，以多嫌讳弗尽出，今并已刻之板亦毁于火。征君著书兼辆，然散亡者什九，良可惜也。全祖望跋。

顾宁人书

辛丑之岁，一至武林，便思东渡娥江，谒先生之杖履，而逡巡未果。及至北方，十有五载，流览山川，周行边塞，粗得古人之陈迹；而离群索居，几同伧父，年踰六十，迄无所成，如何如何！伏念炎武自中年以前，不过从诸文士之后，注虫鱼，吟风月而已。积以岁月，穷探古今，然后知后海先河，为山覆篑；而于圣贤六经之旨，国家治乱之原，生民根本之计，渐有所窥，恨未得就正有道。顷过蓟门，见贵门人陈万二君，具稔起居无恙。因出大著《待访录》，读之再三，于是知天下之未尝无人，百王之敝可以复起，而三代之盛可以徐还也。天下之事，有其识者未必遭其时，而当其时者或无其识，古之君子所以著书待后，有王者起，得而师之。然而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圣人复起而不易吾言，可预信于今曰也。炎武以管见为《曰知录》一书，窃自幸其中所论，同于先生者十之六七。唯奉春一策，必在关中，而秣陵仅足偏方之业，非身历者不能知也。但鄙著恒自改窜，且有碍时未刻。其已刻八卷及《钱粮论》二篇，乃数年前笔也，先附呈大教。倘辱收诸同志之末，赐以抨弹，不厌往复，以开末学之愚，以贻后人，以幸万世，曷胜祷切！同学弟顾炎武顿首。

（作者：成小秦，1975年毕业于陕西师大外文系；1980年毕业于爱丁堡大学英文系；先后在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从事翻译及教学。）

来源：善本古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