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长停电话，家属泪流干！美国监狱“吸血链”，竟是特朗普撑腰

摘要：当杰米·米勒（Jamie Miller）首次意识到与服刑儿子保持联系的费用时，她震惊了。为规避高昂通话费，她每周都前往监狱探视。然而儿子突然被转狱，数周间她甚至不知其下落。这般沉默令人窒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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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杰米·米勒（Jamie Miller）首次意识到与服刑儿子保持联系的费用时，她震惊了。为规避高昂通话费，她每周都前往监狱探视。然而儿子突然被转狱，数周间她甚至不知其下落。这般沉默令人窒息。

最终，米勒得知儿子从夏威夷的州立监狱，被转移到了亚利桑那州的一所私营监狱。夏威夷是少数几个将囚犯送往外州私营监狱服刑的州（尽管许多州会定期进行有限的囚犯交换和转移）。突然间，探视变得几乎不可能。毕竟，她不仅要花费数百甚至数千美元的机票和酒店费用，还要请假停工。这根本行不通。

电话成为维系亲情的唯一纽带，守护着她所说的牢固“pilina”——一个意为“亲情纽带”的夏威夷原住民词汇。“我们每天通话，”米勒回忆道，“但费用高昂——每天五、十甚至十五美元。”为降低通话成本，她注册了一个亚利桑那州的本地号码以享受本地资费，再将通话转接到自己的手机上。**即便如此，每月通话费仍高达500多美元。他们不得不压缩其他开支，只为承担这笔最重要的费用：让儿子免于孤独与绝望。

米勒的遭遇并非个案。全美数百万在押人员家属被迫做出难以承受的财务抉择，最终付出沉重代价。三分之一家庭为维系与狱中亲人的联系而背负债务。对许多人而言，这种经济负担终将失控，导致配偶、父母、子女及手足间的情感纽带彻底断裂。

关键在于，当家庭无力维系联系时，其影响远不止于经济压力。研究表明，在押人员与亲属的定期沟通既能促进服刑期间的改造，也有助于出狱后的顺利回归。这种沟通对双方的心理健康同样至关重要，对儿童尤为显著：与父母保持联系能让他们获得深远益处。而坚实的家庭纽带更能帮助在押人员规划出狱后的生活，降低再犯率，从而守护家庭完整。

对米勒的儿子而言，服刑期间与家人的联系是成功回归社会的关键。在家人坚定支持下，他获释仅数年便迅速找到工作、组建家庭、建立稳定生活。回顾这段经历，米勒强调：“我们很幸运能优先保障儿子的福祉，但许多家庭只为维持联系就不得不做出令人心碎的牺牲。”

像米勒家这样的受监禁影响的家庭，多年来一直倡导降低甚至取消监狱和拘留所电话的高额费用。2024年，在时任美国总统拜登的政府领导下，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FCC）通过了一项提供急需救济的法规，倡导者们取得了重大胜利。该监管机构通过了一系列新规定，包括对监狱电话费用设限，这些规定于2024年底开始生效。然而，如今在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政府治下，这些法规的存续正岌岌可危。10月28日周二，特朗普任命的FCC将就修订版法规进行表决，该版本将推翻2024年法规的大部分成果。

数十年来，监狱和拘留所的通话费率每分钟可能超过1美元。一通简单的15分钟电话可能花费超过10美元。高昂费用源于企业贪婪、垄断合约及公私利润分成机制。惩教机构将独家合约授予专营电信供应商，其中许多由私募股权公司掌控，这些公司则向投资者承诺高额回报。许多机构在决定合同归属时，依据的是通话收入的佣金比例，该比例最高可达95%——这些资金已成为其依赖来源，却被刻意排除在公共预算流程之外。多重因素共同导致监狱通话费率完全超出承受能力。

在家庭成员及其盟友多年倡导下，近十年来局势终于出现转机。在时任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委员米尼翁·克莱伯恩（Mignon Clyburn）的推动下，FCC于2012年启动监狱通信服务监管规则制定程序，并于2015年颁布首套相关法规。然而仅两年后，在特朗普政府初期，该机构放弃捍卫奥巴马时期的法规，导致部分规定被撤销。在两大监狱通信供应商之一ViaPath（当时名为Global Tel Link）提起的诉讼中，联邦法院裁定：当FCC试图监管占监狱通话总量80%的本地电话时，已越权干涉州级事务。

此后五年间，倡导者们竭力推动联邦立法，以确保FCC明确拥有监管所有监狱及拘留所通话的权限。最终促成《玛莎·赖特-里德公正合理通信法案》于2023年经时任美国总统拜登签署生效，该法案要求FCC在18至24个月内颁布电话及视频通话监管条例，并获得国会全票通过。

2024年7月，历史性时刻到来：FCC公布了迄今为止针对惩教电信行业最严厉的监管条例，长达430余页的文件中规定：禁止收取附加费用（如押金）、禁止代理佣金、禁止将监控成本转嫁给通话方，并将费率上限削减逾半——现根据设施类型和规模，每分钟通话费率介于6美分至12美分之间。新规还首次为视频通话设定了费率上限。

仅电话通话一项，倡导机构Worth Rises估算新规将影响83%的在押人员，每年为受影响家庭节省至少5亿美元——这是迈向公平与改造的重要一步。家属和倡导者欢欣鼓舞，但并非所有人都感到满意。

尽管预期效益显著，但监狱电信行业和惩教机构将蒙受重大损失。电信供应商担忧收入锐减和利润萎缩，部分企业因不负责任的债务融资已陷入严重财务困境。而依赖这些资金的惩教机构，将不得不面对严苛立法者的预算审查。

旧体制的受益者们随即发起多线协同的反对运动，试图拖延并最终推翻新规。监狱电信供应商、共和党籍州检察长及全国警长协会联合对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提起诉讼。为佐证其主张，各县警长大肆渲染缺乏依据的论调——声称通信便利会加剧暴力犯罪，甚至有部分警长直接停止向在押人员提供通信服务。

以马萨诸塞州布里斯托尔县为例，该县警长声称免费通话导致县监狱犯罪率上升——依据是收押人员的新增指控数量。但他引用的数据未能佐证此说，反而显示该数据仅呈现个位数的正常波动。事实上，研究表明情况恰恰相反：增加通讯渠道的监狱机构报告的暴力事件减少32%，违规行为减少27%。

在阿肯色州巴克斯特县，警长更进一步宣布将彻底关闭电话服务以抗拒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的新规。多年来该县从监狱通信供应商Securus公司合同中获取52%的电话收入分成。2021年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将通话费率上限设为每分钟21美分后，巴克斯特县分成比例降至25%。新规实施后，所有佣金将被彻底取消。

到2025年6月，这些协同努力初见成效：由美国总统特朗普任命的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委员布伦丹·卡尔（Brendan Carr）领导的FCC单方面宣布推迟实施新规，以回应行业和执法部门提出的所谓“意外后果”——此举既违背国会意图，也背离前委员会全票通过的决议。全美近15000名受影响民众及其盟友，以及近100个民权与倡导组织向FCC提交联名信，要求其停止拖延并实施合理规则。

然而短短数月后，该机构更进一步，宣布新规推翻了2024年大部分条款并重启规则制定程序。修订后的规定大幅提高费率上限，调整为每分钟11至18美分的新区间，主要通过恢复多数安保监控成本的计费资格实现——这意味着被监禁者及其家庭将再度为自身监控支出买单。

根据倡导机构Worth Rises的初步估算，修订后的规定将使30%（即44.6万人）的在押人员无法享受原定减免。家属维持联系所需支付的费用将比去年预期增加2.15亿美元，且因费率上涨，家属与在押亲属的通话时长预计将减少三分之二。总体而言，此次政策倒退对在押人员及其家庭造成毁灭性打击。

这使得推动全美监狱通信免费化的努力显得尤为重要。除监管改革外，倡导者们正积极推动监狱及拘留所免费通话等政策立法，并已取得部分成效。自2018年以来，美国联邦监狱管理局、加利福尼亚州、康涅狄格州、科罗拉多州、马萨诸塞州、明尼苏达州及纽约州的监狱系统，以及二十余个县监狱已逐步推行免费通话政策。

但这些倡导成果也揭露了行业与执法部门承诺的虚伪性。这些机构不仅在通话量激增的情况下未出现重大问题，其通信服务支出远低于2024或2025年拟定的费率上限。例如加州目前以每分钟1.6美分的成本为在押人员提供完全免费通话服务，监狱通信供应商Securus公司甚至通过诉讼赢得了该项目合同。此外，2021年加州公用事业委员会已将全州所有监狱的通话费率上限设定为每分钟7美分。

10月28日，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将就修订后的法规进行投票，这将是近15年来第八次重启监狱及拘留所通话费率上限的争论。被监禁者、其家属及倡导者将持续参与并提交大量意见，强调支持改造、维系家庭联系及提升重返社会成功率的重要性；而行业及其政府合作伙伴则竭力抵制任何削减其不公且不合理利润的建议。这不禁令人质疑：这场争论何时才能终结？

该行业已开始寻求不受监管的收入来源弥补损失。监狱内平板电脑娱乐服务因规避监管而前景可期。但早期数据显示，这些服务无法弥补通话收入的下滑，凸显了当前在联邦监管机构面前抗争的重要性与必要性。惩教电信供应商往往因私募股权所有权而背负过多债务、牵扯众多投资者，根本无法像公共事业机构那样正常运作。在这种困境与党派委员的政治目标双重夹击下，这场永无休止的争论似乎难以找到解决方案。

或许我们该彻底转变思路，着手构建替代方案，终结监狱和拘留所通信服务对掠夺性惩教电信供应商的依赖。就连Securus公司的母公司、美国私募股权公司白金股权（Platinum Equity）首席执行官汤姆·戈尔斯（Tom Gores）都坦言："归根结底，这个行业或许不该由私营企业主导。——虽然这么说可能会惹祸上身——但说真的，非营利机构或许才是合适的运营主体。"或许他这次说得有道理——尽管这不过是"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的典型例证。

那位首席执行官的坦言，或许无意中触碰到了问题的核心。但对于像杰米·米勒和她儿子那样的家庭而言，这场围绕市场、监管与利润的漫长博弈，最终都具象为话筒中传来的声音，以及随之而来的高昂账单。

电话，是他们穿透高墙、维系“pilina”的最后途径。

政策的钟摆仍在摇晃，但这份亲情纽带的重量，以及它所承载的改造与回归的希望，终究是无法简单用“每分钟几美分”来定价的。这场博弈的终点，考验的不仅是监管者的智慧，更是社会对于“人”的价值的最终考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