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时是师长，搭档成大将，手下通讯兵都是中将，他却只授大校

摘要：1955年9月27日的中南海怀仁堂，镁光灯闪个不停。将星集结，人群里一名身材结实的中年军官低着头整理领口，肩章上只是一枚大校灯笼袖标。有人悄声嘀咕：“他当年可是红军师长哎！”话音落下，一位身披中将肩章的老兵挤到他身旁，压低嗓子：“首长，该轮咱们上台了。”那中将

1955年9月27日的中南海怀仁堂，镁光灯闪个不停。将星集结，人群里一名身材结实的中年军官低着头整理领口，肩章上只是一枚大校灯笼袖标。有人悄声嘀咕：“他当年可是红军师长哎！”话音落下，一位身披中将肩章的老兵挤到他身旁，压低嗓子：“首长，该轮咱们上台了。”那中将叫林维先，当年在大别山只是他的通讯兵。两人对视片刻，大校拍拍对方的臂膀，眸子里没有半点失落。这位大校就是罗厚福，黄安山沟里走出来的师长。

把镜头拉回四十六年前——1909年1月，湖北黄安县一间茅草屋，寒风裹着泥土味往屋里钻，新生的罗厚福啼哭声短促有力。父亲是佃农，母亲常把嫂子留下的旧布缝补再补，粗糙却耐磨。长大些，少年罗厚福跟着大人上山砍柴，一柄弯刀陪着他跑遍大别山的沟沟坎坎。1929年春天，这把柴刀被涂上红油漆，成了他参加赤卫队的第一件“武器”。在贫瘠年代，武装的意义往往由颜色决定。

鄂豫皖根据地很快成为国民党重点“围剿”区域。1934年深秋，红二十五军西进长征时，24岁的罗厚福接到留守命令。那会儿，身边不过二十多条枪。短短几个月，他在山村里一户一户敲门，动员青壮、收拾旧枪，一千多人的游击师就这么凑齐。他被推举为鄂东北道委第三路游击师师长。皖西老乡回忆：“老罗来我家借草鞋，临走塞把谷种，说春天总是要来的。”话朴实，却让人记了大半辈子。

日军入侵后，鄂豫皖的山谷听得见炮声。1937年秋，游击师奉命编入新四军，番号为第六大队。誓师那天，他把队伍拉到汉江河滩，指着对岸的群山道：“换号码行，膝盖别软。”落日把河面染得通红，这话比锣鼓更振奋人心。后来的岁月里，孝感、黄陂、汉川的平原到处是他们跑出的浅浅脚印。

1943年，余家河据点战成为罗厚福的“成名作”。敌军三千人的据点固若金汤，然而夜色和露水成了他最好的盟友。“悄摸上去，一颗手榴弹两秒后拉弦。”短短一句交代，二十多个突击队员脱去鞋袜，把炸药包抱在怀里爬进炮楼。罗厚福踹门那一刀，砍在正在举杯的日军小队长脖颈上。当粮仓火光腾起，他却已消失在大别山的雾气里。第二天，新四军军部通报嘉奖，陈毅批注：“善取敌命门。”可罗厚福的日记只留一句：“让百姓少挨饿，比什么都值。”

抗战末期，他已是十四旅旅长，身边团政委里后来出了好几位少将。他常笑：“官帽算什么，仗打得硬，才对得起这身衣裳。”这句略带口语的调侃，转头就成了队伍里最认的规矩。

解放战争爆发，他升任江汉军区副司令员，搭档正是贺炳炎。两人在赣北相遇时，一个胳膊吊着绷带，一个腿上裹着草药，互相打趣：“咱俩这身板，国民党还想让人缴械？”摩天岭阻击战，山谷狭窄，敌营一个连接一个压上来。罗厚福把主力藏在侧峰，等对方进谷了再封死两头，打成口袋。五小时后，敌军全军覆没，缴获的弹药堆出小山。战士围火堆，第一件事是不停给步枪涂油——弹药终于充足了。

行军途中，罗厚福坚持部队到村寨就帮着修水渠、补屋顶。地主收租的绅士一旦伸手，他就吩咐把人绑树上示众，粮袋子立刻归还穷户。这种“土办法”让许多干部紧张，他却认为：“把仗打到老百姓心里，敌人就少一半。”这话，说得缺乏条文，却格外实在。

1949年5月，孝感解放。入城队伍排成长蛇阵，罗厚福骑的老马瘦得能数出肋骨。街口忽然有人高呼：“当年给咱分谷子的老罗回来了！”人流哗啦涌上来，他只得下马，与百姓挨个握手。注意到几个孩子赤脚站在石板路上，他的眉头直皱。局势尚未稳定，部队给养也紧，他却把缴获的烟叶拿去换布鞋。有人提醒“需要请示”，他挥手：“孩子冻脚，难道再打报告？”

解放后，湖北军区正在恢复生产，他提议在城郊办小型卷烟厂，既能安置烈属也能补贴军费。厂子确实赚了钱，年底分红，他让伙食员先去军属家里买米买油。遗憾的是，“三反五反”运动中，这笔卷烟厂账目被认定为“违规经营”。罗厚福被行政降级，副军衔变成师职。处理结果送到他桌上，他看了两遍，把公章按下：“组织的决定”，转身继续布置部队春耕。

授衔年份到来，这段处分影响了排序。按照资历，他至少应是少将，最终却是大校。批次名单出来，许多人唏嘘。有领导向总部打电话，“老罗征战半生，总不能如此”。多方斡旋后，仍维持大校。典礼那天，林维先的眼眶红了，嘟囔一句：“这不公平。”罗厚福轻轻回了句：“军衔是袖口，勋章才贴心口。”对话短短几字，却道出他的心底。

1961年，他补授少将。晋阶公文到武汉的病房，护士帮他换上新军装，他第一件事却是瞅窗外。医院旁边的工地，民工在修排水沟。“雨季来了，别让水返到居民区。”他声音沙哑，却执意让副官备车。众人拗不过，缓缓把他推到工棚前，工程队长忙迎上来，他简单询问几句排水口直径，然后满意地招手示意继续干。老战士们笑称“这脾气真是一点没改”。

进入七十年代，罗厚福转入湖北军区政治部。见干部坐吉普闯红灯，他当街拍车门：“人民子弟兵，红灯照样得停。”句子不长，却把司机吓得立刻熄火。那会儿他的衔级并不高，可威信极重——这是长期在前线磨出的底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