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炀帝杨广：他是如何亲手断送大隋命运

摘要：隋朝最后的收场很简单：皇帝被随从里的叛军活活勒死，朝廷四分五裂，李渊趁机登基。那一段时间的画面不复杂，军阀割据、民变乱起，曾经看起来不可一世的大工程和荣耀，一夜之间变成压在百姓头上的重担。

隋朝最后的收场很简单：皇帝被随从里的叛军活活勒死，朝廷四分五裂，李渊趁机登基。那一段时间的画面不复杂，军阀割据、民变乱起，曾经看起来不可一世的大工程和荣耀，一夜之间变成压在百姓头上的重担。

从表面上看，是一场突然的暴乱把朝代推翻了；往回倒着看，问题其实酝酿了好几年。618年4月，随行的将领宇文化及发动叛变，杨广当时想自尽，但身边的士兵不放手，最后有人用绳子将他勒死，记载里提到那人叫令狐行达。不到两个月，李渊就在长安称帝，隋朝就这么结束了。对外面的人来说好像转眼就完了，但把前面的线索串起来，惊不惊人也就能理解了。

再往前一点，李渊是在太原起兵的。这个时期不是孤立的某次政变，而是大量官兵、旧部倒向不同势力，地方豪强和起义军像断了线的风筝一样四处乱飞。李渊手下有秦琼、尉迟恭、程咬金这些后来被歌颂的人物，他儿子李世民的出手，也改变了很多战局。老百姓那头，从最先的流民、村寨小乱，到后来有组织的割据势力，把中央的控制力一点点掏空。

要理解为什么会爆炸性地走到这里，得把视角拉宽一点。大业七年（611年）以后，民间起义像落在干草堆上的火星，越烧越多。山东章丘有人先起头，名字叫王薄，接着河北、山西、山东一带陆续冒出窦建德、翟让、李密、刘武周这些地方首领。他们不是什么一夜之间的英雄，而是长期被逼到绝路的产物。问题很实际：征发劳力、徭役、连年征战，把能种地的人拉走，田地荒了，粮仓空了，盗匪和流民就跟着上来。

再把视线拉到国家层面，两个大事压得人喘不过气来：一是大规模军事行动，二是超量的工程和动员。对外，隋朝在北方、北西都有动作，和契丹的冲突、和突厥的交往、再到三次出兵高句丽，耗费巨大。对内，东都洛阳的修建、宫殿广场、三市布局、还有那条改变中国经济地理的大运河，都是国力的展示，但都靠大量强制劳役和征调运转。比如开挖运河、建江都城，动员人数广、工期紧，老百姓实在扛不住就闹翻了。

政治上的压抑也不可忽视。朝中原本敢说真话的人被整肃，批评声音被铲除。像贺若弼、高颖、宇文弼这些有功的将领和大臣，据说在北巡的时候被处死，理由是“议论朝政”。这些处置不是简单惩治错党，而是把朝堂上能提醒皇帝的人砍掉了，让周围只剩下阿谀和顺耳的报告。久而久之，皇帝听到的都是好消息，听不到实话，决策里就少了制衡。

说到杨广本人，他也并非从一开始就是众矢之的。少年做晋王那会儿，他十三岁被封柱国、二十出头就参与南征，灭掉陈国，这些业绩在当时让他很吃得开。在扬州当总管的时候，他也有节俭的记载，还写过诗，有些诗的句式被后人看作早期的近体诗样子。可上位以后，他的作为风格变得激进：迁都、扩建东都、疏浚运河、推广选官考试，这些都是大手笔，也是有远见的改革，但执行方式很粗暴，代价压在了普通人肩上。

具体的事件能更直观地说明矛盾。开工挖运河，许多乡镇被征走成年壮丁，秋收没人干；三次对高句丽的征伐，军需和人力不断抽离，地方粮食出现断层，盗匪趁机滋生。朝里有人上奏说“匪患只剩一成”，皇帝一听就高兴，可是谁去核对？当真实情况是村里无人耕种，城郊百姓进城乞讨，所谓“成绩”就变成了离实际越来越远的数字。

晚年的杨广生活方式也容易被人指责：行宫周游、游乐频繁、看起来政治在后，享乐在先；还有些传说说他对镜自语、情绪颓废，这些细节被后人拿来当成他走下坡路的象征。与此同时，像瓦岗寨一类的地方势力逐渐成气候，围攻洛阳的消息一波接一波，朝廷的军力被消耗，民心离散，体系裂开了口子。

把这些东西连起来看，能看到一条线：国家做了很多看得见的大事，也确实有成果，比如大运河连通南北、洛阳的宏大建设、以及科举制度的雏形，这些事后来影响深远。但这些成就的背后，是千千万万被征调的普通人，他们的生活被搅得七零八落。决策越往后越自信甚至固执，批评被震慑，朝政失去了自我修正的能力，地方的怨气和兵荒马乱就成了压垮最后一根稻草。

在这一连串的事件里，有些细节值得想想。像许多被征发的人，离家去工地后往往是靠野菜果腹，回乡时看到的是荒田和破屋；家里卖儿卖女去换粮的事并非夸张，而是当时常有的选择。再看朝堂，曾经能把关的军政人物一个个倒下，剩下的只是听话的文书和忠诚的随从，这种结构一旦遇到外部冲击，很容易散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