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美国科技行业上次遭遇重大崩盘，是2000年的互联网泡沫破灭。分析师们已经开始将当前情势与之类比，警告称人工智能（AI）崩盘可能导致欧美数千家企业破产。然而，美国比尔·克林顿（Bill Clinton）和乔治·W·布什（George W. Bush）时期的新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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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代，美国陆军技术人员正在听取信号兵团导弹大师装置电子设备的简报
互联网泡沫破裂时，政策制定者基本放任其崩溃，视作市场自我调节。而当下加速主义的“让美国再次伟大”人工智能热潮则截然不同
美国科技行业上次遭遇重大崩盘，是2000年的互联网泡沫破灭。分析师们已经开始将当前情势与之类比，警告称人工智能（AI）崩盘可能导致欧美数千家企业破产。然而，美国比尔·克林顿（Bill Clinton）和乔治·W·布什（George W. Bush）时期的新自由主义，与当下更具技术威权主义色彩和干预主义的美国政治经济体系——一种正在兴起的“具有美国特色的国家资本主义”——存在本质差异。
1990年至2000年间，美国纳斯达克指数（Nasdaq）飙升了十倍，投资者蜂拥追捧那些仅凭一个网站和花哨名称便获得融资的初创企业——它们的市值与实际盈利几乎毫无关联。泡沫破裂时，纳斯达克市值蒸发了四分之三，抹去了约5万亿美元的纸面财富。然而，这场狂热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一场“有益的泡沫”——即美国亚马逊公司（Amazon）创始人杰夫·贝索斯（Jeff Bezos）如今所称的“产业泡沫”。它留下了光纤电缆、服务器农场和风险投资基础设施，以及像亚马逊和美国谷歌公司（Google）这样的幸存者，这些企业共同推动了现代互联网经济的发展。
从表面看，历史似乎正在重演。据报道，美国人工智能公司OpenAI的年化营收约为130亿美元，但其8亿ChatGPT用户中仅有5%是付费订阅者。德国德意志银行（Deutsche Bank）的报告显示，欧洲市场在ChatGPT上的支出自5月起已陷入停滞，这表明部分市场的付费用户增长可能已经趋于平稳。
在当前美国的经济增长中，人工智能投资所占的比重显著扩大。美国经济学家杰森·弗曼（Jason Furman）估算，到2025年初，信息处理设备与软件（其中大部分与人工智能相关）贡献了超过90%的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与1990年代的光纤建设不同，人工智能硬件的“保质期”可能很短：围绕图形处理器（GPU）经济寿命的持续争论表明，该领域数万亿美元的资本支出，未来将转化为永久性的、周期性的成本。
威廉·奎因（William Quinn）与约翰·特纳（John Turner）在他们2020年出版的泡沫经济史著作《繁荣与萧条》（Boom and Bust）中，将泡沫比作一场由三要素共同点燃的野火：充裕的资金与信贷、易于交易的市场环境，以及一股投机狂热浪潮。当新技术或政府政策点燃导火索后，价格便会迅速失控飙升。
互联网泡沫的政治经济逻辑，充分体现了新自由主义的极致形态：国家从科技领域撤出，私人资本则蜂拥而入。20世纪90年代，美国公共数字基础设施（最典型的是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网络NSFNET骨干网）的私有化进程，为互联网的全面商业化铺平了道路。金融自由化与对市场效率的信仰促使监管趋于宽松，散户投资者蜂涌参与首次公开募股（IPO）。泡沫破裂时，政策制定者基本采取了放任自流的态度，将其视为市场的自我修正。
然而，如今这场加速主义的“让美国再次伟大”（MAGA）人工智能热潮则截然不同。 虽然最初的火花源于技术，但国家（政府）正大量浇灌助燃剂。当前形成的泡沫，与其说是贝索斯所言的“有益的产业泡沫”，不如说是一种腐蚀性的“国家-产业泡沫”：持续的投机扩张扼杀了对其他经济领域的投资，并将市场与国家安全、产业政策及统治者的个人形象紧密交织在一起。
当前涉及的资金规模远超互联网泡沫时期。据报道，OpenAI已与美国甲骨文公司（Oracle）、英伟达公司（Nvidia）、超威半导体公司（AMD）和博通公司（Broadcom）达成了为期十年的长期供应及基础设施协议，总价值高达万亿美元——美国英伟达公司首席执行官黄仁勋（Jensen Huang）称之为“史上最大规模的计算项目”。这些企业的命运正日益紧密相连，这使得人工智能热潮可能演变为一种“大到不能倒”的局面。
美国的《芯片法案》（CHIPS Act）对美国英特尔公司（Intel）的股权投资，以及对数据中心建设的税收优惠，同样将国家的命运与汹涌的人工智能浪潮紧密相连。私募信贷基金和资产管理公司正越来越多地与银行并肩放贷，甚至取代银行放贷。私募信贷的所谓优势——其免于披露的特性——反而因模糊了谁在为这场繁荣提供资金以及如何提供资金，而加剧了风险。 与此同时，美国政府运作时常陷入停摆，国家债务却在持续飙升。
数字乌托邦主义、市场原教旨主义与国家威权主义的深度交织，令欧洲面临一个严肃的质疑：美国的政治经济模式是否还值得效仿？202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了法国经济学家菲利普·阿吉翁（Philippe Aghion）、加拿大经济学家彼得·霍伊特（Peter Howitt）和美籍以色列裔经济学家乔尔·莫基尔（Joel Mokyr），以表彰他们揭示了“创造性破坏”如何驱动经济增长。然而就在同一个月，英国《经济学人》（The Economist）杂志严厉批评欧洲的劳动法扼杀了美国硅谷所推崇的“创造性破坏”精神。
我们正处于一个科技寡头凯旋的时代。然而仅仅一年前，土耳其裔美国经济学家达龙·阿西莫格鲁（Daron Acemoglu）、英美双重国籍经济学家西蒙·约翰逊（Simon Johnson）和英国经济学家詹姆斯·罗宾逊（James Robinson）刚刚因证明“繁荣根植于制度”而摘得202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经济学界显然尚未厘清国家富庶的根源：究竟是思想，还是制度？
历史表明，二者不可分割。2000年的那场狂热留下了遍地的光缆，它们在萧条中最终织成了新的网络。而这一次，当国家机器与科技巨头的命运被万亿资金紧紧焊牢，如果狂热最终冷却，留下的将是什么？是一个更坚实的未来基座，还是一个“大到不能倒”的沉重背影？
你如何看待当下的人工智能热潮？它更像一次“有益的泡沫”，还是一场“腐蚀性的泡沫”？欢迎在评论区留下你的思考。
来源：无敌浩克一点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