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那句话，像一颗投入我平静生命里的石子，激起的涟漪，在后来漫长的三十多年里，从未真正停歇。它陪着我走过工厂的下岗潮，撑过创业最初的艰难，也让我在无数个想要退缩的夜晚，想起那个夏日午后，水面上映出的、她清澈又带着一丝探寻的眼睛。

直到很多年后，我才真正明白，苏老师那天在河里拧着头发问我的那句话，根本不是在问我敢不敢下水。

那句话，像一颗投入我平静生命里的石子，激起的涟漪，在后来漫长的三十多年里，从未真正停歇。它陪着我走过工厂的下岗潮，撑过创业最初的艰难，也让我在无数个想要退缩的夜晚，想起那个夏日午后，水面上映出的、她清澈又带着一丝探寻的眼睛。

她问的，是我这一辈子，敢不敢跳出那个一眼就能望到头的工厂大院，去游向一个充满未知，也充满可能性的广阔世界。

而我们故事的一切，都要从1988年那个黏糊糊的夏天，从红星机械厂后面那条叫“清溪”的河说起。

第1章 闷热的夏天和一条河

1988年的夏天，热得像个巨大的蒸笼，把我们红星机械厂连同整个家属大院都给罩住了。空气里永远飘着一股铁锈、机油和煤烟混合的味道，黏在皮肤上，怎么洗都洗不掉。

我叫陈进，那年二十岁，在厂里的钳工车间当学徒。日子过得就像车间里那台老掉牙的吊扇，每天慢悠悠地转，吹出来的风都是热的，除了制造点噪音，什么也改变不了。我爸是厂里的老师傅，一辈子就守着一台车床，他常说，进了红星厂，这辈子就算有了铁饭碗，安稳。

可我总觉得，这饭碗是铁的，里头的饭菜却淡得像白开水。

每天下了班，最大的乐趣就是和车间的几个兄弟，光着膀子，凑在宿舍里打扑克，喝几瓶廉价的啤酒，吹着牛，骂着车间主任，然后在一身臭汗中沉沉睡去。生活就像一条生了锈的传送带，把我们从这一天，缓慢地、无可奈何地，运往下一天。

唯一的例外，是苏婉老师。

苏老师是那年春天刚从省城师范大学分配来的，教厂子弟学校的语文。她和我们整个大院里的人都不一样。大院里的女人，嗓门大，走路快，烫着千篇一律的卷花头，穿着的确良的衬衫。而苏老师，总是穿着一条素净的连衣裙，说话声音不大，但每个字都清清楚楚，像山泉水滴在石头上。她走路不快，背挺得笔直，就像一株白杨树，种在了我们这片低矮的灌木丛里，显得格格不入，又格外醒目。

我第一次见她，是在厂里的宣传栏前。她正微微踮着脚，看新贴出来的生产标兵红榜。阳光透过法国梧桐的叶子，在她白色的裙子上洒下斑驳的光影。我当时正叼着根冰棍路过，一下子就愣住了，连冰棍化了水，滴在我的跨栏背心上都浑然不觉。

从那以后，我的生活里就多了一件秘密的心事。我开始留意她什么时候去食堂打饭，什么时候去水房洗衣服，什么时候会抱着一摞作业本，穿过那条长长的林荫道。我不敢上前说话，我只是个浑身机油味的小学徒，而她是大学生，是老师，我们之间隔着一条比清溪河还宽的距离。

夏天最热的时候，厂里会停掉一半的生产线进行设备检修，我们也就有了一段难得的清闲。大院里的人，午后都躲在家里睡大觉。而我，则摸索出了一个新的去处——工厂后面的清溪河。

清溪河是我们这儿的“野泳场”，河水清澈，两岸长满了野草和一人多高的芦苇荡。河边有个废弃的泵站，红砖墙已经斑驳，成了我们这些年轻小伙子换衣服、晒太阳的秘密基地。

那天下午，我又一次溜达到了泵站。天气闷得厉害，连知了都叫得有气无力。我脱了衣服，一个猛子扎进水里，冰凉的河水瞬间包裹了全身，把一身的燥热和烦闷都冲走了。游了几个来回，我爬上泵站二楼那个小小的水泥平台，躺下来晒太阳。

就在我迷迷糊糊快要睡着的时候，一阵轻微的“哗哗”声传了过来。

我一个激灵坐了起来，悄悄从平台的边缘探出头去。

我看见了苏老师。

她就在离泵站不远的一处河湾里，那里水比较浅，也比较隐蔽。她穿着一件蓝色的、款式很保守的连体泳衣，和平时那个穿着连衣裙的文静老师判若两人。她的头发用一根布带束在脑后，身体在清澈的水里舒展开，像一条优美的鱼。

我的心“怦怦”地狂跳起来，像揣了只兔子。这感觉很复杂，有惊艳，有好奇，也有一种被发现的紧张和羞愧。我知道我应该立刻离开，这是不道德的。可我的脚像被钉在了水泥地上，眼睛也挪不开。

她游得很好，姿势很标准，不像我们这些野路子，只会狗刨。阳光照在水面上，波光粼粼，也照在她湿漉漉的肩膀上，泛着健康的光泽。她似乎很享受这片刻的宁静，脸上带着一丝淡淡的笑意。

我就这样趴在平台上，大气不敢出，看了大概有十几分钟。我的脸颊发烫，手心里全是汗。这十几分钟，比我在车间里干一整天的活儿还要累。

终于，她似乎游累了，慢慢地走向岸边，水从她的小腿漫到膝盖，再到腰间。她停在齐胸深的水里，解开头上的布带，一头乌黑的长发瀑布般散落下来。

然后，她做了一个我永生难忘的动作。

她低下头，双手拢起长发，像拧一件湿衣服一样，慢慢地、用力地拧着。水珠顺着她的发梢，一串串地滴落，在平静的水面上砸出一圈圈小小的涟D.

就在这时，她像是感觉到了什么，拧头发的动作一顿，猛地抬起了头。

她的目光，精准地、毫无偏差地，和我躲在平台后面的眼睛，对上了。

时间仿佛在那一刻凝固了。

我脑子里“嗡”的一声，一片空白。完了，被发现了。我像个被抓了现行的小偷，浑身的血液都冲上了头顶，脸一直红到了脖子根。我甚至能想象出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她会愤怒地尖叫，会骂我流氓，然后整个红星厂都会知道，钳工车间的陈进，是个偷看女老师游泳的无耻之徒。我爸会打断我的腿，我会被厂里开除。我的人生，在这一刻，似乎已经走到了尽头。

我僵在那里，动弹不得，连逃跑的勇气都没有。

然而，预想中的尖叫和怒骂都没有发生。

苏老师只是静静地看着我，她的眼神里没有愤怒，没有厌恶，甚至没有太多的惊讶，只是一种很平静的审视，平静得让我心里发慌。

我们就这样隔着几十米的距离，无声地对视着。空气中只有蝉鸣和水流的声音，却压得我喘不过气来。

过了足足有半分钟，她忽然冲我这边，微微地、几乎不可察觉地，笑了一下。

然后，她扬起声音，清脆地喊了一句。那声音穿过闷热的空气，穿过哗哗的水声，清晰地传到了我的耳朵里。

她拧着还在滴水的头发，歪着头问我：“喂，上面的，敢不敢下？”

第2章 一本书和一扇窗

我最终还是没敢下去。

苏老师那句“敢不敢下”，像一道惊雷，把我从羞愧和恐惧的泥潭里劈醒了。我几乎是连滚带爬地缩回平台后面，胡乱地套上我的工装裤和背心，像一只被猎人惊扰的兔子，仓皇地从泵站的另一侧溜走了。

一路上，我的心脏都在胸腔里疯狂地跳动，后背的冷汗把背心都浸湿了。我不敢回头，总觉得苏老师的目光像探照灯一样，一直追着我的背影。

回到宿舍，我一头扎在床上，用枕头蒙住脑袋。完了，一切都完了。我这辈子都没脸再见苏老师了。我甚至开始盘算，是不是该跟我爸说，我不想在红星厂干了，我想去南方闯荡。这个念头以前也冒出来过，但从来没有像现在这么强烈。

接下来的一整个星期，我都活在惶恐不安之中。

我像个做贼心虚的罪犯，刻意躲着所有可能遇见苏老师的路线。去食堂，我专挑人最多的时候，埋着头，扒拉几口饭就走。上下班，我宁愿绕远路，也不走那条会经过子弟学校的林荫道。在车间里干活也心不在焉，好几次差点让车床的刀片伤到手，被我师傅，也就是我爸，狠狠地骂了一顿。

“陈进，你小子这几天魂不守舍的，脑子里想什么呢？不想干就滚蛋！”我爸的唾沫星子喷了我一脸。

我低着头，不敢吱声。我总觉得，全世界都知道了我的丑事。大院里那些大妈们聚在一起聊天，我都觉得她们是在议论我。这种感觉，比被我爸当众骂一顿还要难受一百倍。

然而，奇怪的是，什么都没有发生。

没有愤怒的告发，没有全厂的通报批评，甚至连一丝一毫的流言蜚语都没有。苏老师就像完全忘了这件事一样，每天依旧穿着她那条素净的连衣裙，抱着书本，安静地走过林荫道。一切都风平浪静，平静得让我更加不安。

我猜不透她到底想干什么。她那天的眼神，那句没头没脑的问话，到底是什么意思？难道她是在耍我？还是在等一个机会，给我致命一击？

就在我快要被这种猜测折磨疯了的时候，机会，或者说“审判”，终于来了。

那是一个周六的下午，我被我妈派去厂里的小图书馆还书。我爸喜欢看武侠小说，什么《射雕英雄传》、《萍踪侠影录》，翻来覆去地看。我妈总说他没出息，一大把年纪了还做梦当大侠。

红星厂的图书馆很小，就在俱乐部二楼的一个角落里，由两个快退休的老阿姨管着。我低着头走进去，把书往柜台上一放，正准备转身就走，一个熟悉的声音从身后响起。

“陈进？”

我的身体瞬间僵住了。是苏老师。

我慢慢地转过身，像一台生锈的机器。苏老师就站在一排书架前，手里拿着一本书，正微笑着看着我。她今天穿了一件淡黄色的衬衫，配着一条长裙，头发在脑后编成了一条麻花辫，看起来比平时更添了几分温柔。

“苏……苏老师好。”我的声音干涩得像砂纸，脸又开始不受控制地发烫。

“你也来看书？”她很自然地问道，仿佛我们只是在路上偶遇的普通同事。

“我……我来还书。”我指了指柜台上的武侠小说，窘迫得想找个地缝钻进去。

她顺着我的手指看了一眼，笑了：“梁羽生的书，写得不错。不过，你这个年纪，应该多看点别的。”

我不知道该怎么接话，只能傻站着，手都不知道该往哪儿放。

她似乎看出了我的局促，没有再继续这个话题，而是扬了扬手里的书，对我说：“你等一下。”

说完，她就走到柜台，跟图书管理员阿姨说了几句话，办了借阅手续。然后，她拿着那本书，径直向我走来。

我的心又提到了嗓子眼。她要干什么？她要当着图书管理员阿姨的面，揭穿我吗？

她走到我面前，停下脚步，把手里的书递给了我。

我愣住了。

“这本书，你拿回去看看吧。”她的声音很柔和，“我觉得，你应该会喜欢。”

我下意识地低头看去。书的封面是深蓝色的，上面印着一行白色的字——《平凡的世界》。作者，路遥。

我当时根本不知道路遥是谁，也不知道《平凡的世界》是一本什么样的书。我只是呆呆地看着她，脑子里一团浆糊。

“苏老师，这……”

“拿着吧，”她把书塞进我怀里，语气不容置疑，“一个星期之后，你来学校找我，我们聊聊这本书。”

说完，她冲我点了点头，转身走出了图书馆。

我抱着那本还带着她体温的书，愣在原地，久久没有回过神来。阳光从图书馆老旧的窗户里照进来，在空气中投下无数飞舞的尘埃。我忽然觉得，苏老师刚才递给我的，好像不仅仅是一本书。

那更像是一扇窗。她亲手推开了那扇窗，对那个躲在阴暗角落里、惶恐不安的我，轻轻说了一句：“喂，外面的世界，敢不敢看？”

第3章 泵站旁的读书会

抱着《平凡的世界》回到宿舍，我把它放在枕头底下，心里五味杂陈。

接下来的几天，我像着了魔一样。白天在车间里，轰鸣的机器声仿佛都变成了书页翻动的声音。晚上，我把自己关在宿舍里，就着那盏昏黄的台灯，一头扎进了那个黄土高原上的世界。

孙少安、孙少平、田晓霞……这些名字，这些人的命运，像一块巨大的磁铁，把我牢牢地吸住了。我第一次知道，原来在离我们这么遥远的地方，有这样一群人，在如此贫瘠的土地上，用那样一种执拗而悲壮的方式，追求着自己的生活和梦想。

孙少平不甘于在村里当一辈子农民，他去县城揽工，去煤矿挖煤，他忍受着饥饿和苦难，却始终没有放弃读书，没有放弃对外面世界的向往。我看着他，就像看到了另一个自己。一个被困在红星厂这个“罐头”里，渴望着透气的自己。

我的生活里，从来只有车床、扳手和油污。而这本书，第一次让我看到了生活的另一种可能性。它告诉我，人不能像机器一样，日复一日地重复。人应该有梦想，应该有追求，哪怕这个过程充满了痛苦。

一个星期很快就过去了。周六下午，我怀着一种近乎朝圣的心情，第一次走进了厂子弟学校。学校里很安静，学生们都放假了。我找到了苏老师的办公室，那是一间很小的屋子，和其他老师共用。

我站在门口，犹豫了很久，才鼓起勇气敲了敲门。

“请进。”是苏老师的声音。

我推开门，看见她正坐在窗边备课。阳光洒在她的侧脸上，勾勒出一圈柔和的金色轮廓。她抬头看到我，一点也不意外，笑着指了指对面的椅子：“来了？坐吧。”

我拘谨地坐下，把书放在桌上，推到她面前。

“看完了？”她问。

“嗯，看完了。”

“感觉怎么样？”

我张了张嘴，却不知道该从何说起。书里的千言万语，到了嘴边，却变成了一片空白。我憋了半天，才说出一句：“孙少平……他很不容易。”

苏老师笑了，她没有嘲笑我的词不达意。她拿起书，翻到其中一页，轻声念道：“‘一个人，还是应该活得更积极一些。在人生的道路上，即使一切都失去了，只要一息尚存，就应该继续走下去。’——你觉得这句话怎么样？”

我愣愣地听着，这句话像一把钥匙，一下子打开了我心里那把锁。我开始磕磕巴巴地，讲述我的感受。我说孙少平对土地的感情，说他对田晓霞的爱，说他在煤矿下的坚持。我说着说着，渐渐忘了紧张，声音也大了起来。

苏老师一直安静地听着，时不时地点点头，用鼓励的眼神看着我。等我说完，她才开口。

她没有跟我讲什么大道理，只是给我讲了这本书的作者路遥，讲了他为了写这本书，付出了怎样的心血，甚至透支了生命。她讲了那个时代，无数像孙少平一样的年轻人，是如何在变革的浪潮中，寻找自己的位置。

那是我人生中第一次，有人这样跟我谈论一本书，谈论文学，谈论梦想。我爸只会跟我说，好好学技术，保住铁饭碗。车间的兄弟们，只会聊哪个姑娘的辫子长，哪个电影里的女明星漂亮。

而苏老师，她跟我谈的是一个我从未接触过的，精神的世界。

那天下午，我们聊了很久。直到夕阳把窗外的梧桐树染成了金色，我才意犹未尽地告辞。临走时，苏老师又从她的书架上抽出一本书递给我。

“这本也看看吧，《人生》。”她说，“下次，我们换个地方聊。”

“去哪儿？”我下意识地问。

她看着我，眼睛里闪过一丝狡黠的笑意：“泵站旁边，那片芦苇荡。那里安静。”

我的脸“刷”的一下又红了。

从那以后，每个周六的下午，清溪河畔那个废弃的泵站，就成了我和苏老师的秘密读书会。

我们不再提那天“偷看”的尴尬，仿佛那件事从未发生过。我们席地而坐，背靠着斑驳的红砖墙，面前是潺潺流淌的清溪河水。我们就这样，一本接一本地聊。从路遥的《人生》，到巴金的《家》，再到一些我闻所未闻的外国小说，像《红与黑》、《约翰·克利斯朵夫》。

每一本书，都为我打开一扇新的大门。苏老师就像一个引路人，她带着我，走进了那些由文字构建的、波澜壮阔的世界。她告诉我，司汤达如何用冷峻的笔触剖析人性，罗曼·罗兰又如何赞美不屈的灵魂。

她不仅仅是跟我讲书，更多的时候，她是在引导我思考。

“陈进，你觉得高加林的选择对吗？如果换成你，你会回农村吗？”

“于连的野心，你觉得是可鄙的，还是可敬的？”

这些问题，常常让我陷入长时间的沉默。我开始思考我的生活，我的未来。我真的要像我爸那样，一辈子守着一台车床，直到退休吗？那个叫“外面”的世界，到底是什么样子的？

苏老师在我心里，已经不再仅仅是一个漂亮的女老师。她更像一个导师，一个点亮火把的人。她用那些书本，在我沉闷、灰暗的青春里，点燃了一束光。

然而，我们这种不寻常的交往，终究还是没能逃过大院里那些闲人的眼睛。

第4章 流言和一记耳光

红星厂家属大院，就像一个密不透风的村庄。任何一点风吹草动，都能在最短的时间内，传遍每一个角落。我和苏老师在河边“约会”的事，很快就成了大妈们在水房、在菜市场、在晚饭后纳凉时，最热门的八卦。

流言的版本有很多，而且一个比一个难听。

“听说了吗？钳工车间老陈家的那个小子，跟新来的那个苏老师好上了！”

“何止是好上了，有人亲眼看见，他俩天天往厂后面那河边钻，一待就是一下午，谁知道在里头干啥呢？”

“啧啧，真看不出来啊，那个苏老师，看着文文静静的，原来是个。大学生又怎么样？还不是专门勾搭我们厂里的小年轻！”

“就是，那陈进也是个愣头青，被迷得五迷三道的。老陈家这下可要丢死人了。”

这些话，像一把把淬了毒的刀子，从四面八方射向我。我走在路上，总能感觉到背后那些指指点点的目光和压低声音的窃窃私语。车间的工友们看我的眼神也变了，带着一种暧昧的、看好戏的笑容，有时候还会故意开一些荤素不忌的玩笑。

“陈进，行啊你小子，不声不响就把大学生的魂儿给勾了？跟哥们儿说说，老师的滋味怎么样？”

每次听到这些，我都气得浑身发抖，恨不得冲上去跟他们打一架。可我不能。我一解释，他们只会笑得更厉害，说我“揣着明白装糊涂”。

我开始害怕，害怕这些流言会伤害到苏老师。她那么好，那么干净，就像清溪河的水，不应该被这些脏东西玷污。

那段时间，我再次陷入了痛苦的挣扎。我不敢再去找苏老师，甚至不敢再去图书馆。我怕我的出现，会给她带来更多的麻烦。周六下午，我把自己关在宿舍里，翻着手里的《约翰·克利斯朵夫》，却一个字也看不进去。

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是该为了保护苏老师的名誉，彻底断绝和她的来往，回到过去那种浑浑噩噩的生活？还是该不顾一切，继续去见她，继续从她那里汲取精神的养分？

就在我摇摆不定的时候，我爸把我叫回了家。

那天晚饭，气氛异常压抑。我妈不停地给我夹菜，却一句话也不说。我爸则是一口接一口地喝着闷酒，脸色阴沉得能拧出水来。

吃完饭，我妈收拾了碗筷，躲进了厨房。客厅里只剩下我和我爸。

他“啪”地一声把酒杯顿在桌上，死死地盯着我，眼睛里布满了血丝。

“说！你跟那个苏老师，到底是怎么回事？”他的声音不大，却像一把冰冷的锤子，狠狠地砸在我的心上。

“爸，我们……我们没什么。”我低着头，声音发虚。

“没什么？”他冷笑一声，提高了音量，“没什么，整个大院都传遍了！说你被个迷住了，不知廉耻！陈进，我陈启明的脸，都被你丢尽了！”

“我们不是你想的那样！我们只是……只是在聊书！”我急切地辩解，声音因为激动而有些颤抖。

“聊书？！”我爸猛地一拍桌子，站了起来，指着我的鼻子骂道，“你骗鬼呢？聊书需要跑到荒郊野外的河边去聊？一个未婚的男青年，一个年轻的女老师，你们把我当傻子，还是把全厂的人都当傻子？！”

“我们真的只是在聊书！”我梗着脖子，大声地反驳。这是我第一次敢这样跟我爸顶嘴。

“你还敢犟嘴！”我爸彻底被激怒了，他气得嘴唇都在哆嗦，“我告诉你，从今天起，你不准再跟那个女人有任何来往！你要是再敢跟她鬼混，我就打断你的腿，把你锁在家里！”

“凭什么！”长久以来的压抑和委屈，在这一刻彻底爆发了，“你们根本什么都不知道！苏老师她不是你们说的那种人！她……她是我见过的最好的人！”

“好？好到让你连爹娘都不要了，连名声都不要了？！”

“名声？名声有那么重要吗？你们在乎的，就只有这些吗？”我红着眼睛，几乎是吼了出来，“我不想一辈子待在车间里，闻着机油味，熬到退休！我想看看外面的世界，我想过不一样的生活！这有错吗？！”

我爸愣住了。他可能从来没想过，他那个一向老实巴交、逆来顺生的儿子，会说出这样一番话。

他愣了足足有十几秒，然后，脸上露出了极度失望和愤怒的表情。

“反了……真是反了……”他喃喃自语，然后扬起了手。

“啪！”

一个响亮的耳光，狠狠地扇在了我的脸上。

我的脸火辣辣地疼，耳朵里嗡嗡作响。世界仿佛在那一瞬间静止了。我看着我爸那张因愤怒而扭曲的脸，心里某个地方，好像有什么东西，彻底碎了。

我没有哭，也没有再争辩。

我只是默默地转过身，走出了家门。

那天晚上，我没有回宿舍。我一个人，走到了清溪河边，坐在那个废弃的泵站上，坐了一整夜。月光洒在河面上，泛着清冷的光。我看着缓缓流淌的河水，第一次，对未来感到了彻骨的迷茫和绝望。

第5章 那就游出去给他们看

第二天，我顶着脸上清晰的五指印，照常去车间上班。

整个车间的人，看我的眼神都充满了异样。有同情，有幸灾乐祸，也有鄙夷。我爸从头到尾没有看我一眼，他把自己关在他那台车床后面，机器的轰鸣声成了我们父子之间唯一的交流。

我默默地干着活，心里一片死寂。

我觉得自己就像书里的克利斯朵夫，被整个世界误解，被最亲近的人伤害。可他有音乐，有不屈的灵魂，而我有什么呢？我只有一腔无处发泄的憋屈和愤怒。

中午吃饭的时候，我一个人躲在角落里。我不想见任何人，也不想听任何声音。

就在这时，一个身影在我面前坐了下来。

我抬头一看，是苏老师。

她端着饭盒，很自然地坐在我对面，好像什么事都没发生一样。她看了看我的脸，目光在那片红肿上停留了一秒，但什么也没问。

“今天食堂的红烧肉不错，你怎么不打？”她用筷子夹起一块肉，放进我的饭盒里。

我愣住了，鼻子一酸，眼泪差点掉下来。

“苏老师……”我声音沙哑地开口，“对不起。”

“为什么要说对不起？”她平静地看着我，“你做错什么了吗？”

“我……我不该连累你。那些流言……”

“流言？”她笑了，那笑容里带着一丝不屑，“嘴长在别人身上，他们爱说什么，就让他们说去。难道因为狗叫，人就不走路了吗？”

我呆呆地看着她。我没想到，她会是这样的反应。我以为她会难过，会生气，会来质问我。可她没有，她比我想象中要坚强、通透得多。

“陈进，”她放下筷子，认真地看着我的眼睛，“你还记得我们第一次见面时，我问你的那句话吗？”

我点了点头。那句话，我这辈子都忘不了。

“我再问你一遍，”她的声音不大，却字字清晰，“你，敢不敢？”

我看着她清澈的眼睛，那里面没有丝毫的退缩和畏惧。我忽然明白了。她今天来找我，不是来安慰我，也不是来退缩的。她是在用她的行动，再一次向我发出挑战。

这个世界充满了误解、偏见和阻碍，就像一条湍急的河流。你是选择被这些东西吓退，躲在岸上，还是选择勇敢地跳下去，用自己的力量，游向对岸？

我爸那一巴掌，打碎了我对家庭温情的幻想。而大院里的流言蜚语，则让我看清了周围环境的狭隘和冰冷。我一直以为，只要我安分守己，就能得到安稳的生活。但现在我明白了，那种安稳，是以扼杀自我为代价的。

我不想再这样下去了。

我的心里，仿佛有一团被压抑了很久的火，被苏老师这句话，彻底点燃了。

“我敢。”

我抬起头，迎着她的目光，用尽全身的力气，说出了这两个字。

那一刻，我感觉自己脸上的疼痛都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前所未有的轻松和坚定。

苏老师欣慰地笑了。她重新拿起筷子，说：“那就吃饭。吃饱了，才有力气游泳。”

从那天起，我像是变了一个人。

我不再躲避别人的目光，不再理会那些闲言碎语。他们看我，我就看回去。他们议论，我就当没听见。我爸不跟我说话，我就专心干我的活。我的世界里，只剩下两件事：工作，和读书。

每个周六的下午，我依然会准时出现在清溪河畔。我们不再躲躲藏藏，就坐在泵站最显眼的水泥平台上。我们谈论书，谈论未来，谈论山外面的世界。

苏老师告诉我，外面的世界很大，高考不是唯一的出路。她说我的文笔不错，可以试着写点东西，给报社投稿。她说，这个时代正在飞速地变化，只要有知识，有勇气，就一定能找到属于自己的路。

她的话，像一颗颗种子，在我心里生根发芽。

我开始利用所有的业余时间学习。我买了高中的课本，从头开始自学。苏老师就是我最好的老师，她帮我补习数学，给我讲英语语法。我还开始尝试着写作，把我对工厂生活的观察，对未来的迷茫，都写进文字里。

我的第一篇稿子，是一篇描写车间生活的散文，投给了省里的《工人日报》。我没抱任何希望，只是想把心里的话说出来。

然而，半个月后，我竟然收到了报社的信。我的稿子，被采用了。信封里，还有一张十块钱的稿费单。

当我拿着那张薄薄的稿费单，跑到学校去找苏老师时，我的手都在抖。

她接过稿费单，仔仔细细地看了两遍，然后抬起头，看着我，笑得比我见过的任何时候都要灿烂。

“陈进，你看，”她说，“你已经开始游了。而且，游得很好。”

我看着她的笑容，眼眶一热。我知道，这不仅仅是十块钱，也不仅仅是一篇文章。这是我人生中，第一次依靠自己的努力，为自己挣得的一份尊严，一份肯定。

这是我游向对岸的，第一道水花。

我拿着那十块钱，没有买烟，没有买酒。我跑到县城里，买了一支崭新的英雄牌钢笔，和一本精美的笔记本。

在笔记本的扉页上，我郑重地写下了一句话：

“如果世界是条河，那就游出去给他们看。”

第6章 一场大雨和一次远行

1988年的秋天，来得特别早。一场秋雨过后，天气骤然转凉。红星厂那条种满法国梧桐的林荫道，一夜之间铺满了金黄的落叶。

我的生活，也在这个秋天，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那篇发表在《工人日报》上的散文，像一块石头投进了红星厂这潭死水。厂宣传科的科长亲自到车间来找我，把我从头到脚打量了一番，像是第一次认识我一样。他拍着我的肩膀，说：“小陈，没想到你还有这手笔杆子功夫，深藏不露啊！”

很快，我就被从钳工车间，调到了厂宣传科，负责写宣传稿和办黑板报。

这个调动，在厂里引起了不小的震动。车间的工友们看我的眼神，从原来的戏谑和鄙夷，变成了羡慕和嫉妒。大院里的大妈们，也不再背后议论我和苏老师的“风流韵事”，而是开始夸我“有出息”、“会动脑子”。

我爸的态度也一百八十度大转弯。他开始主动跟我说话，饭桌上会给我夹菜，甚至会拿着我发表了文章的报纸，去跟他的老工友们炫耀。那记耳光留下的伤痕早已消失，但留在心里的那道裂痕，却不是那么容易弥合的。我对他，始终保持着一种客气而疏远的距离。

我知道，这一切的改变，都源于苏老师。是她，把我从那个只会抱怨和迷茫的泥潭里，拉了出来。

然而，就在我的生活刚刚步入正轨，对未来充满希望的时候，一个消息，却像一道晴天霹雳，将我击中。

苏老师要走了。

她要调回省城，去一所更好的中学任教。

这个消息是我从子弟学校的一个老师那里听说的。那天下午，我放下手里的工作，疯了一样地跑到学校去找她。

她的办公室里，已经打包好了几个大纸箱，里面装满了书。她正在擦拭着书桌，动作很慢，很仔细。

“苏老师，你要走了？”我站在门口，声音都在发颤。

她回过头，看到我，愣了一下，随即点了点头，脸上带着一丝歉意的微笑：“嗯。家里的安排，早就定下来了。”

我的心，一下子沉到了谷底。一种巨大的失落感和恐慌，瞬间攫住了我。我有很多话想问，比如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比如以后我们还能不能再见面。可话到嘴边，却一个字也说不出来。

“什么时候走？”我最后只问出了这一句。

“后天早上的火车。”

那天，我们没有像往常一样聊书，聊文学。我们就坐在空荡荡的办公室里，沉默了很久。窗外，秋风卷起落叶，发出“沙沙”的声响。

“陈进，”她忽然开口，打破了沉默，“你以后有什么打算？”

“我……”我茫然地看着她，“我不知道。继续写稿子，也许……也许以后能考个夜大。”

“不够。”她摇了摇头，目光变得严肃而锐利，“这远远不够。”

她站起身，走到窗边，看着窗外萧瑟的景象，缓缓说道：“陈进，红星厂太小了，这里的天空，容不下你的梦想。你应该走出去。”

“走出去？”

“对，走出去。”她转过身，定定地看着我，“去参加成人高考，考一个真正的大学。去省城，去北京，去上海，去那些更大的地方看一看。你的才华，不应该被埋没在这个小地方。”

我的心，因为她的话而剧烈地跳动起来。离开红星厂？去考大学？这是我以前连想都不敢想的事情。我爸不会同意，我也没有那个自信。

“我……我能行吗？”我有些底气不足。

“你为什么不行？”她反问道，语气不容置疑，“你忘了你是怎么游过来的吗？你已经证明了，你有这个能力。你缺的，只是一个更大的舞台。”

她走到我面前，从抽屉里拿出一个信封，递给我。

“这是我省城家的地址和电话。以后有什么困难，或者学习上有什么问题，随时可以联系我。”

我接过那个沉甸甸的信封，感觉像接过了她对我全部的期望。

“苏老师……”我的眼眶湿润了，“谢谢你。”

“别谢我，”她笑了，伸手理了理我的衣领，那动作，像一个姐姐，“要谢，就谢那个在闷热的夏天，敢于跳出自己舒适圈的陈进吧。”

她走的那天，下了一场很大的秋雨。

我没有去送她。我怕我会在站台上，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

我一个人，撑着伞，又一次来到了清溪河边。河水因为下雨而变得浑浊，湍急。我站在那个废弃的泵站上，看着雨水冲刷着我们曾经坐过的地方，仿佛要冲刷掉这个夏天所有的痕迹。

我知道，我和苏老师的故事，到这里，可能就要结束了。她就像我生命中的一颗流星，短暂地划过我的夜空，却用她燃烧的光芒，为我指明了前行的方向。

她走了，但她留下的那些书，那些话，那句“敢不敢下”，已经深深地刻在了我的骨子里。

雨越下越大，我收起伞，任凭冰冷的雨水浇在我的头上，脸上。我脱掉鞋子，站在泵站的边缘，看着脚下奔腾的河水。

这一次，我没有丝毫的犹豫。

我深吸一口气，纵身一跃，跳进了那片深秋的、冰冷的河水里。

刺骨的寒意瞬间包裹了全身，但我没有感到害怕。我奋力地划动着双臂，逆着水流，向着对岸游去。

我知道，这不仅仅是一次游泳。这是我和过去的一次告别，也是我对我未来的一个承诺。

苏老师，你放心。

我会游出去的。

我一定会，游到那片更广阔的天地里去。

第7章 河流的对岸

时间是一条比清溪河更宽阔、也更无情的河流。它冲刷着记忆，改变着容颜，也将每个人带向了不同的彼岸。

苏老师离开后的第二年，也就是1990年的夏天，我参加了成人高考。我辞掉了宣传科那份在别人看来无比风光的工作，把自己关在宿舍里，没日没夜地复习。我爸气得好几天没跟我说话，他说我好不容易跳出了车间，现在又要把到手的“铁饭碗”给扔了，简直是疯了。

但我没有动摇。苏老师给我寄来了很多复习资料，每个月都会给我写一封信，询问我的学习进度，鼓励我坚持下去。那些信，是我在那段最艰难、最孤独的日子里，唯一的光。

最终，我以我们那个地区第一名的成绩，考上了省城的一所大学，学的是新闻专业。拿到录取通知书的那天，我没有回家，而是先去了清溪河边。我对着那条河，大声地喊着：“苏老师！我考上了！”

声音在空旷的河谷里回荡，没有人回应，但我知道，她一定能“听”到。

大学四年，我像一块干涸的海绵，疯狂地吸收着知识。我当了校报的主编，发表了无数文章，还得过全国大学生征文比赛的一等奖。毕业后，我顺利地进入了省里最大的一家报社，成了一名记者。

我跑过社会新闻，揭露过黑幕；也做过深度访谈，记录过时代变迁中的人物命运。我用我手中的笔，践行着苏老师曾经教给我的，对文字的敬畏，和对世界的关怀。

我们一直保持着联系。她后来结了婚，丈夫是她的大学同学，也是一位老师。他们有了一个可爱的女儿。我每次去看她，她都会泡上一壶好茶，我们一聊就是一个下午。我们聊我的工作，聊她的家庭，聊那些永远也聊不完的书。

她在我面前，永远是那个穿着素净连衣裙，眼神清澈的苏老师。而我，也永远是那个在泵站旁，认真听她讲故事的少年陈进。

九十年代末，下岗潮席卷全国，红星机械厂也没能幸免。我爸，那个把“铁饭碗”看得比命还重的男人，在他五十岁那年，下岗了。我把他和母亲接到了省城。他变得沉默寡言，一下子苍老了很多。我试图安慰他，他却只是摆摆手，说：“时代变了，我们这代人，老了，没用了。”

看着他落寞的背影，我心里很不是滋味。我忽然理解了他当年的愤怒和恐惧。他不是不爱我，他只是用他以为最好的方式，想把我牢牢地拴在他认为最安全的港湾里。他害怕我像他一样，被时代的浪潮抛弃。只是他不知道，真正的安全，从来不是固守一隅，而是拥有随时可以起航的勇气和能力。

2008年，我离开了报社，和几个朋友一起，创办了一家文化传媒公司。创业的路，比当记者要艰难得多。资金断裂，伙伴背叛，市场冲击……我经历过无数个不眠之夜，也曾在崩溃的边缘徘徊。

每当我觉得自己快要撑不下去的时候，我就会开车回到那个早已破败的红星厂，回到清溪河边。

泵站早已被拆除，河水也不如当年清澈，两岸盖起了高楼。但只要站在这里，闭上眼睛，我仿佛就能看到1988年那个闷热的夏天，看到那个穿着蓝色泳衣的年轻女老师，拧着头发，歪着头，笑着问我：“喂，上面的，敢不敢下？”

这句话，成了我人生的一个锚点。它提醒我，无论遇到多大的风浪，都不要忘记最初跳下水时的那份勇气。

公司渐渐走上了正轨，我也成了别人口中的“陈总”。我结了婚，有了自己的孩子。生活忙碌而充实。

直到去年，苏老师的丈夫给我打来电话，声音哽咽。他说，苏老师病了，很重，是癌症晚期。

我放下手头所有工作，赶到医院。病床上的苏老师，已经被病魔折磨得瘦骨嶙峋，头发也掉光了，戴着一顶帽子。但她的眼睛，依然是那么明亮，那么清澈。

看到我，她笑了，像往常一样。

“你来了。”她的声音很虚弱。

我坐在她床边，握着她冰冷的手，一句话也说不出来，眼泪却不争气地往下掉。

她反而安慰我：“哭什么，人总有这一天。我这辈子，教出过很多学生，也算是桃李满天下了。但你，是我最骄傲的一个。”

她顿了顿，喘了口气，继续说：“陈进，你知道吗？那年夏天，我之所以会问你那句话，是因为……我在你身上，看到了我自己的影子。”

我愣住了。

“我大学毕业，其实是可以留校的。但我跟家里闹了矛盾，一气之下，申请分配到了最偏远的红星厂。我以为那是一种反抗，一种自由。可到了那里我才发现，我只是从一个笼子，跳进了另一个笼子。那里的人和事，都让我感到窒息。”

“直到那天，我在河里游泳，看见了你。你躲在平台上，眼神里充满了对外界的好奇，又充满了胆怯和不安。我当时就在想，这个年轻人，会不会和我一样，也被困在了这里？如果我能推他一把，他会不会有勇气，游出去？”

“所以，”她看着我，笑了，“我问你敢不敢下，其实也是在问我自己，我还有没有勇气，从那种沉闷的生活里，重新跳出来。”

我的眼泪，再也控制不住，汹涌而出。

原来，是这样。

原来，在那个夏天，在那条清溪河里，她不仅仅是我的摆渡人。我们，其实是彼此的摆渡人。我从她身上学会了勇敢，而她，或许也从我这个年轻人的成长中，看到了希望，获得了重新出发的力量。

我们都曾被困在生活的浅滩，是那一次不期而遇的挑战，让我们互相搀扶着，最终游向了各自生命的长河。

第8章 永远的夏天

苏老师在一个月后，安详地走了。

她的追悼会上，来了很多人。有她的家人，她的同事，还有许多像我一样，受过她教诲和影响的学生。我作为学生代表，致了悼词。

站在台上，看着她挂在墙上的黑白照片，照片里的她，依然是那么的温和，带着浅浅的笑意。我的脑海里，一遍遍地回放着我们相识的那些片段。

我想起了那个闷热的夏天，宣传栏前的惊鸿一瞥。

想起了图书馆里，她递给我那本《平凡的世界》。

想起了泵站旁，我们一次次的促膝长谈。

想起了她在我最狼狈的时候，夹到我饭盒里的那块红烧肉。

更想起了，她在深秋的办公室里，对我说的那句：“陈进，你应该走出去。”

我对着话筒，缓缓地，讲述了那个关于一条河和一个问题的夏天。我告诉所有人，苏老师是如何用一本书，一句话，改变了一个迷茫的工厂青年的一生。

我说：“苏老师教给我的，不仅仅是语文知识，也不仅仅是文学。她教给我最重要的东西，是勇气。是敢于向一成不变的生活说‘不’的勇气，是敢于跳出舒适区、拥抱未知的勇气，是敢于在被全世界误解时，依然坚持内心的勇气。”

“她曾经问我，敢不敢下水。今天，我想，我已经可以用我的一生，来回答她这个问题。我敢。而且，我会一直勇敢地，在我人生的河流里，继续游下去。因为我知道，在对岸，有她期许的目光，在永远地注视着我。”

……

追悼会结束后，我没有直接回家。我独自一人，又开车回到了红死厂。

如今这里已经彻底变成了一片废墟，只有几栋残破的家属楼，孤零零地立在荒草之中。我走过那条曾经的林荫道，踏着厚厚的落叶，仿佛还能听到当年苏老师走过时，裙摆摩擦的“沙沙”声。

我来到清溪河边。

河水依旧在流淌，日夜不息。它带走了岁月，带走了故人，却带不走那个刻在我生命里的夏天。

我站在河边，站了很久很久。

直到夕阳西下，将整个天空和河面，都染成了一片温暖的橘红色。

我仿佛又看到了，在波光粼粼的水中央，那个年轻的女老师，拧着她乌黑的长发，水珠从发梢滴落。她抬起头，隔着三十多年的时光，穿越了生死的距离，再一次，微笑着望向我。

她的口型，依然是那句——

“喂，敢不敢下？”

我笑了，眼角有泪滑过。

我知道，苏老师没有离开。她只是，回到了那个属于我们的，永恒的夏天里。

而那个夏天，那条河，和那个问题，将永远活在我的心里，成为我生命中最温暖、也最磅礴的力量。

来源：幸运宇宙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