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多年以后，当女儿思语笑着从大学寄回第一张明信片时，我依然会想起那个闷热的下午，想起王老师站在讲台上，指着台下几百个孩子，用近乎嘶吼的声音说：“有些人，天生就不是读书的料，趁早死了这条心！”

多年以后，当女儿思语笑着从大学寄回第一张明信片时，我依然会想起那个闷热的下午，想起王老师站在讲台上，指着台下几百个孩子，用近乎嘶吼的声音说：“有些人，天生就不是读书的料，趁早死了这条心！”

而我的女儿，就在他那根无形的手指之下。

从那天到女儿收到录取通知书，不过短短三个月。但这三个月，于我，于整个家庭，却漫长得像一个世纪。我从一个只想在角落里默默为女儿鼓劲的父亲，被迫走到了聚光灯下，用一个县长的身份，重新审视我们这个小县城的教育，以及那些被分数压得喘不过气的老师和孩子。

然而，故事的开始，我并没有想那么多。那天，我只是一个刚刚上任，想弥补些什么的普通父亲。

第1章 一个普通的父亲

调令是上周下来的，没有任何意外，我从常务副县长的位置上，平调接任了县长。在安平县工作了快二十年，从一名普通的科员到今天，其中的甘苦，如人饮水。妻子林慧为我烫平了衬衫，叮嘱的话和过去十几年没什么两样：“少喝酒，注意身体，别总往办公室睡。”

我点点头，心里却有些发虚。这些年，我对这个家亏欠太多，尤其是对女儿陈思语。

思语今年高三，正在冲刺高考。她从小文静，成绩中上，算不上顶尖，但一直很努力。只是最近几次模拟考，成绩下滑得有些厉害，情绪也跟着低落了不少。林慧在另一所中学当老师，她比我更懂孩子的心理，她说，这是考前焦虑，越是关键时候，家长越要稳住，多陪伴。

“陪伴”两个字，像针一样扎在我心上。过去几年，我忙于工作，项目、会议、下乡调研，连轴转是常态。别说陪伴，我甚至记不清上一次和思语坐下来好好聊聊是什么时候。我这个父亲，在她最关键的时刻，是缺位的。

所以，当林慧告诉我，县一中要开“高考百日誓师动员大会”，要求家长务必参加时，我几乎没有犹豫就答应了。

“你去？能有时间？”林慧有些意外。

“再没时间也得有。天大的事，有女儿高考大吗？”我故作轻松地说，心里却在盘算着如何推掉下午一个本该由我主持的招商引资座谈会。

林慧笑了，眼角的皱纹里带着一丝欣慰：“行，你能去，思语肯定高兴。你可别搞什么特殊化，就跟普通家长一样，悄悄去，悄悄回。”

“我懂。”

我当然懂。新官上任，本就备受瞩目。若是因为女儿上学这点事，惊动了学校，传出去只会变成“陈县长视察县一中”，那味道就全变了。我只想当一个普普通通的父亲，坐在家长席的角落里，远远地看着女儿，给她一个鼓励的眼神。

为此，我特意换下了那件总在正式场合穿的白衬衫，找出了一件洗得有些发白的灰色T恤，开着自己那辆快十年的大众车，提前半小时就到了学校。

六月的安平县，天气已经开始燥热。我把车停在离校门很远的一条小巷里，步行过去。正是上学时间，校门口挤满了学生和家长，各种电瓶车、自行车、小轿车混杂在一起，鸣笛声和说话声交织成一片。我混在人群里，没人认出我。这种匿名的感觉，让我感到一种久违的轻松。

我给思语发了条短信：“爸到了，在操场旁边的看台下等你。”

不一会儿，思语和她的同学一起走了过来。看到我，她愣了一下，眼神里掠过一丝惊喜，但很快又被一种复杂的情绪取代，像是有些不好意思。

“爸，你真来了？”

“说了来就肯定来。”我笑着，伸手想帮她理一下被风吹乱的刘海，她却下意识地往后躲了躲。我的手尴尬地停在半空，只好顺势拍了拍她的肩膀，“快进去吧，找个好位置。”

“嗯。”她低声应着，和同学匆匆走进了会场。

我看着她的背影，心里有些发沉。女儿长大了，和我之间，似乎已经隔了一层看不见的膜。

家长动员会设在学校的大礼堂。礼堂有些年头了，红色的幕布褪了色，吊顶的风扇嘎吱嘎吱地转着，吹下来的风也是热的。里面已经坐了不少家长，一个个脸上都写满了焦虑和期盼。我找了个最后排靠边的位置坐下，这里不引人注意，又能看到整个会场。

很快，礼堂就坐满了。空气里弥漫着汗味、书本的油墨味，还有一种名为“紧张”的味道。

校长先上台讲了话，无非是些鼓舞士气、强调校规校纪的套话。然后是优秀学生代表发言，激情澎湃，承诺要为母校争光。接着是家长代表，言辞恳切，感谢学校和老师的辛勤付出。

整个过程冗长而乏味，但我坐得很端正。因为我知道，这是女儿高中生涯里一个重要的仪式，我不想错过任何一个环节。我努力在学生方阵里寻找思语的身影，几百个穿着同样校服的孩子，像一片蓝色的海洋，我找了很久，才在中间靠后的位置看到了她。她坐得笔直，但头微微低着，不知在想些什么。

终于，轮到高三年级组长兼重点班班主任王建国老师发言。

王建国我有所耳闻。他是县一中的王牌教师，带过多届毕业班，教学成绩斐然，但也以严厉和“铁腕”著称。据说，他带的班级，升学率常年稳居全校第一。

他一上台，整个礼堂的气氛都为之一肃。他个子不高，微胖，戴着一副黑框眼镜，眼神锐利得像鹰。他没有拿讲稿，手里只捏着一支粉笔，上来就开门见山。

“各位家长，各位同学，今天不说虚的，我就讲点实在的！”他的声音洪亮，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权威感，“高考是什么？是千军万马过独木桥！是你死我活的战场！你们现在多考一分，就能甩掉一千人！你们现在偷懒一分钟，未来就要用几年的辛苦去弥补！”

一番话，说得家长们频频点头，学生们也挺直了腰杆。我虽然不太认同这种过分渲染竞争残酷性的说法，但也理解，这是当下应试教育的常态。

王建国顿了顿，目光如炬，扫视着台下的学生们。“我知道，现在这个阶段，很多同学压力大，成绩起伏也大。有的人，原来成绩不错，现在一落千丈，开始自暴自弃。有的人，本来基础就差，现在更是破罐子破摔！”

他的声音越来越高亢，像是在训话。“我告诉你们，现在放弃，是最愚蠢的行为！但是，”他话锋一转，语气变得冰冷而尖锐，“我也要提醒另外一部分人，别做白日梦！要认清自己！”

礼堂里鸦雀无声，所有人都被他的气场震慑住了。

“我们学校，每年总有那么一些学生，平时成绩就那样，稳定在三百多分，四百分出头。家长呢，还一个劲地给孩子灌鸡汤，说什么‘努力就一定有回报’，‘坚持就是胜利’。我今天就把丑话说在前面，这是在害孩子！”

他重重地把粉笔拍在讲台上，发出一声脆响。

“三百多分是什么概念？就是个专科线！还是最差的那种！你再怎么努力，剩下三个月，你能提到一本线？做梦！有些人，天生就不是读书的料，脑子没长在这上面！与其在这里耗着，浪费时间，浪费金钱，不如早点做打算，去学个技术，当个学徒，将来还能有口饭吃！”

这番话，像一块巨石投入平静的湖面，激起了千层浪。家长席上传来一阵骚动，不少人面面相觑，脸色都很难看。学生那边，更是死一般的寂静，许多孩子都低下了头。

我皱起了眉头，心里升起一股强烈的不适。教育者，怎能说出如此伤人的话？这已经不是严格，而是刻薄和侮辱了。

然而，更让我始料未及的还在后面。

王建国似乎觉得火候还不够，他拿起一份成绩单，冷笑一声：“就说我们班上次的模拟考，有的同学，数学三十分，英语四十分，理综加起来不到一百分！这样的成绩，你告诉我，你怎么考大学？你配读大学吗？”

他停顿了一下，目光在学生方阵里逡巡，像是在寻找目标。

我的心，毫无预兆地揪紧了。因为思语上次的模拟考，数学，考了三十一分。

“我不是针对谁，”王建国的声音在礼堂里回荡，每一个字都像一把锤子，砸在我的心上，“我是说，在座的所有成绩差的同学，都要有自知之明！别到时候，档案袋里装着一份丢人的成绩，还指望学校给你什么好脸色！你们不仅拖了班级的后腿，也浪费了教育资源！”

他说完，将成绩单往讲台上一摔，结束了他的发言。

台下，寂静得可怕。

我死死地盯着台上那个身影，全身的血液似乎都涌上了头顶。我看到，在学生方阵里，我的女儿陈思语，那个我捧在手心怕摔了，含在嘴里怕化了的女孩，此刻正把头埋得深深的，肩膀在微微地颤抖。

那一刻，我不是什么县长，我只是一个心如刀割的父亲。

第2章 沉默的回家路

动员大会在一种压抑到极致的气氛中结束。

王建国发言之后，再上台的人说了些什么，我一个字也没听进去。我的耳朵里，反复回响着那几句话——“不是读书的料”、“配读大学吗”、“拖班级后腿”。

我的目光一直没有离开女儿。她始终保持着那个埋着头的姿势，像一只受了伤的小动物，蜷缩在自己的世界里，拒绝与外界有任何接触。周围的同学，偶尔会投来几道或同情、或好奇、或幸灾乐祸的目光，每一道目光，都像一根针，扎在我的身上。

散会的时候，人群像潮水一样涌向出口。我没有动，就坐在原位，等着人潮散去。我需要一点时间，来平复胸中那股翻腾的怒火。

作为一名干部，二十多年的工作经历，早已让我学会了喜怒不形于色。越是愤怒，头脑越要冷静。冲上台去和他理论？用我的身份去压他？那只会把事情搞得更糟，把女儿推向更尴尬的境地。

可为人父母，眼睁睁看着自己的孩子在几百人面前被如此羞辱，那种心痛和无力感，几乎要将我吞噬。

我深吸一口气，掏出手机，给妻子林慧发了条短信：“会议结束了，我带思语回家。”

林慧很快回复：“怎么样？见到女儿了吗？”

我盯着屏幕，手指悬在键盘上，却不知道该如何描述刚才发生的一切。最后，只回了两个字：“还好。”

我走到礼堂外，给思语打电话。电话响了很久才被接起，那头传来她带着浓重鼻音的声音：“喂，爸。”

“我在校门口等你。”

“……嗯。”

我在校门口那棵大榕树下站了大概十分钟，才看到思语慢吞吞地走出来。她低着头，眼睛红肿，显然是哭过了。她走到我面前，依然不抬头，只是小声说：“我们走吧。”

从学校到家的路，不过十几分钟车程，今天却显得格外漫长。车里，我们父女俩一路沉默。我几次想开口说点什么，安慰她几句，但话到嘴边，又觉得苍白无力。

说什么呢？说“别往心里去”？她怎么可能不往心里去？说“爸爸相信你”？在她成绩一落千丈的此刻，这句话听起来更像是一种敷衍。

车里的气氛压抑得让人窒息。我只能打开收音机，交通广播里主持人欢快的声音，与车内的死寂形成了巨大的反差，显得格外刺耳。我默默地又把收音机关掉了。

透过后视镜，我看到思语靠在车窗上，看着窗外飞速倒退的街景，眼泪无声地滑落。我的心，像被一只手紧紧攥住，疼得喘不过气。

回到家，林慧已经做好了饭菜。看到我们回来，她笑着迎上来：“回来啦？快洗手吃饭，今天做了你最爱吃的红烧鱼。”

当她看到思语红肿的眼睛时，脸上的笑容瞬间凝固了。“思语，这是怎么了？谁欺负你了？”

思语没说话，绕过她，径直走回了自己的房间，“砰”的一声关上了门。

林慧愣住了，把求助的目光投向我。

我叹了口气，把她拉到阳台，压低声音，将动员会上发生的事情原原本本说了一遍。每多说一句，林慧的脸色就难看一分。当我说到王建国那句“配读大学吗”的时候，一向温和的她，气得浑身发抖。

“王建国！他怎么能这么说！他也是老师，他不知道这些话对一个高三的孩子意味着什么吗？这是在杀人诛心！”林慧也是老师，她比我更清楚语言的杀伤力。

“你先别激动。”我拍着她的背，安抚道，“思语现在情绪不稳定，我们不能再火上浇油。”

“我能不激动吗？陈默，那是我们的女儿！”林慧的眼圈也红了，“不行，我得去找他们校长！必须让王建国给思语道歉！”

“现在去找，只会让事情闹大。”我拉住她，“全校都知道思语被点名批评了，你现在以家长的身份去找，别人怎么看？如果再被人知道我的身份，那思语以后在学校还怎么待？”

林慧停住了脚步，脸上的愤怒渐渐被无奈和担忧取代。她当然明白这个道理。我们这个小县城，说大不大，说小不小，人言可畏。一旦事情牵扯到我这个新上任的县长，性质就全变了。到时候，女儿承受的压力只会更大。

“那……那怎么办？就这么算了？让孩子白白受这个委屈？”林慧的声音里带着哭腔。

我沉默了。不算了，又能怎样？

这件事，就像一根鱼刺，卡在喉咙里，咽不下去，也吐不出来。

晚饭，思语没有出来吃。林慧去敲门，她只说没胃口。一桌子菜，我和林慧谁也吃不下。草草扒了两口饭，林慧把饭菜热在锅里，就坐在客厅的沙发上发呆。

整个家，被一种低气压笼罩着。

晚上十点，我处理完几份紧急文件，走到思语的房门口，门缝里透出台灯的光。我犹豫再三，还是轻轻敲了敲门。

“思语，是爸爸。”

里面没有回应。

我又敲了敲：“能开门吗？爸爸想跟你聊聊。”

过了好一会儿，门才从里面打开一条缝。思语站在门后，没有看我，只是低声问：“什么事？”

我走进房间，一股沉闷的空气扑面而来。书桌上，摊开的练习册上满是红色的叉，旁边还有几张被揉成一团的草稿纸。

“今天……老师的话，你别太放在心上。”我斟酌着开口，声音干涩。

思语猛地抬起头，眼睛里充满了血丝，还有一种我从未见过的，混杂着委屈、愤怒和绝望的情绪。“不放在心上？爸，你知道吗？全班同学，不，全校同学，现在都知道了！他们都在背后议论我，说我就是那个考三十分的废物！”

她的声音不大，却字字泣血。

“他们不知道具体是谁……”我试图安慰。

“怎么会不知道！”她打断我，声音陡然拔高，“王老师虽然没点名，但他念分数的时候，眼神就一直往我这边瞟！班上几个同学考多少分，大家心里都有数！我就是个笑话！”

她说着，眼泪又一次决堤而出。“爸，他说的没错，我就是个废物！我就是不是读书的料！我不想读了，我不想去学校了！”

最后一句话，像一记重锤，狠狠地砸在我心上。

我看着眼前崩溃的女儿，第一次感到如此手足无措。我那些处理复杂问题、应对各种场面的经验和能力，在此时此刻，全部失灵了。

我走上前，笨拙地把她揽进怀里，轻轻拍着她的背。“傻孩子，胡说什么。在爸爸妈妈心里，你永远是最好的。一次没考好，不代表什么。”

思语在我的怀里，哭得浑身颤抖。她压抑了一整个下午的情绪，在这一刻终于彻底爆发。

“爸，我真的努力了……我每天晚上学到一点多，单词我也背了，公式我也记了，可我就是考不好……我看到那些数学题，脑子就是一片空白……我真的好累……”

听着女儿断断续续的哭诉，我的心，疼得无以复加。我只看到了她成绩的下滑，却没有看到她背后的挣扎和痛苦。我这个父亲，当得太不合格了。

那一晚，我陪着她，听她倾诉，直到她哭累了，在我怀里沉沉睡去。我帮她盖好被子，走出房间，看到林慧还等在客厅。

“陈默，”她看着我，眼神坚定，“这件事，不能就这么算了。不是为了我们当家长的面子，是为了孩子。我们必须做点什么。”

我点点头，走到阳台，点燃了一支烟。

窗外，夜色深沉。县城的灯火，星星点点。我看着这片我为之奋斗了半辈子的土地，第一次感到一种沉重的责任感，不仅仅是作为县长，更是作为一个父亲。

林慧说得对，必须做点什么。但不是以牙还牙的报复，而是要找到问题的根源。一个优秀的教师，为什么会变得如此刻薄？我们的教育，到底在哪个环节出了问题？

烟雾缭绕中，一个念头，在我脑海里逐渐清晰起来。

第3章 另一个视角

第二天是周六。思语睡到中午才醒，情绪依旧很低落，但至少愿意出房门吃饭了。我和林慧都小心翼翼的，绝口不提学校和考试的事，只是聊些轻松的家常。

饭后，我借口单位有事，出了门。但我没去县政府，而是开车去了城南的老城区。

我的老领导，前任教育局局长张伯，退休后就住在这里。张伯在安平县的教育系统干了一辈子，从普通教师到校长再到局长，德高望重，是真正的“老教育”。我想从他那里，了解一些县一中，或者说王建国老师的真实情况。

直接动用行政权力去调查，很容易打草惊蛇，也违背我的初衷。通过这种私人的方式，或许能看到问题的另一面。

张伯家的小院里种满了花草，他正戴着老花镜，给一盆君子兰浇水。看到我，他有些意外，随即笑着招呼我坐下。

“稀客啊，陈县长。今天怎么有空到我这老头子这里来了？”他给我沏了杯茶，语气里带着熟稔的玩笑。

“张伯，您就别拿我开涮了。在您面前，我永远是小陈。”我恭敬地说。

我们寒暄了几句，我便把话题引到了县一中。“张伯，您在位的时候，县一中就是我们县的招牌。现在，这块招牌还好使吗？”

张伯放下水壶，叹了口气：“好使是好使，就是……越来越累了。”他看了我一眼，似乎猜到了我的来意不简单，“怎么，新官上任，想先抓抓教育？”

“教育是根本，不敢不重视。”我没有直接说出女儿的事，而是换了个角度，“我听说，一中的升学压力特别大？老师和学生的精神状态，都绷得很紧？”

“何止是紧，简直就是要断了。”张伯摇了摇头，眼神变得凝重，“现在的教育，跟我们那时候不一样了。一切都看升学率，尤其是一本上线率。市里排名，省里排名，像一把把刀子，架在每个校长的脖子上。校长再把这刀子，架在老师脖子上。”

“就说王建国吧，”张伯主动提起了这个名字，让我心里一动，“这小子，是我当年一手提拔起来的业务骨干。他刚当老师那会儿，有热情，有想法，对学生是真有耐心。那时候，他常说，‘每个孩子都是一本书，得慢慢读’。”

“那现在怎么……”我追问道。

“现在？”张伯苦笑一声，“现在他嘴里只剩下‘分数’两个字了。为什么？被逼的。前几年，一中的一本率被兄弟县的中学反超了一次，当时的老校长差点被市教育局当场免职。从那以后，一中就疯了。月考、周考、模拟考，成绩大排队，末位淘汰，压力层层传导。王建国是年级组长，带的又是重点班，他身上的担子最重。”

“我听说，他对自己特别狠，老婆生孩子那天，他上午还在监考，下午才去的医院。他带的班，学生早上五点半起床，他五点就到校。学生晚上十点半下自习，他十一点才回家。就这么拼，把身体都搞垮了，一身的毛病。”

张伯的话，让我对王建国的印象，开始变得立体起来。他不再只是一个在大会上口出恶言的“恶师”，而是一个被巨大压力扭曲了的、疲惫的中年人。

“可是，压力再大，也不能用那种方式去伤害学生啊。”我还是无法释怀。

“你说得对。”张伯点点头，“这是他不对的地方，是他忘了初心。他现在看学生，可能已经不是在看一个个活生生的人了，而是在看一个个会走路的分数。哪个分数高，他就多看两眼。哪个分数低，拖了平均分，他就恨不得一脚踢开。这种心态，早就偏了。”

张伯顿了顿，看着我，意味深长地说：“陈默，你是县长，你看问题的高度跟我们不一样。安平县的教育，病了。病根，不仅仅在学校，也不仅仅在老师。我们这些年，发展的口号喊得震天响，GDP上去了，高楼大G建起来了，可对教育的投入，对教师的关怀，对学生心理健康的重视，跟上了吗？”

张伯的一番话，让我陷入了沉思。

我来找他，本意是想了解王建国这个人，为如何处理这件事找一个突破口。但现在，我发现问题比我想象的要复杂得多，也深刻得多。

这不仅仅是一个老师师德失范的个案，而是整个教育生态出了问题的集中体现。王建国是加害者，但同时，他也是这个畸形评价体系下的受害者。

从张伯家出来，我的心情愈发沉重。我绕着县城开了一圈，看着那些崭新的楼盘，宽阔的马路，心里却在想，在这片繁荣之下，有多少像思语一样，正在默默承受巨大压力的孩子？有多少像王建国一样，被升学率压得喘不过气，甚至变得面目全非的老师？

晚上回到家，林慧正在厨房忙碌。思语在客厅看电视，虽然还是不怎么说话，但脸色比昨天好了一些。

我换了鞋，走到思语身边坐下。电视里正在播一个综艺节目，明星们在玩着搞笑的游戏。

“思语，”我轻声开口，“爸爸想跟你谈谈王老师的事。”

思语的身体僵了一下，但没有像昨天那样激动，只是默默地按了遥控器，关掉了电视。

“爸想知道，王老师……平时在班里，也这样吗？”

思语沉默了一会儿，摇了摇头：“不是。他平时上课很认真，抓我们学习也抓得很紧。有时候……也挺关心同学的。上次刘洋生病住院，王老师还自己掏钱去看了他。”

这个答案，印证了张伯的说法。王建国，不是一个纯粹的坏人。

“那他为什么……会在大会上说那些话？”

思语的眼圈又红了。“因为我这次考得太差了。他找我谈过好几次话，说对我很失望。他说，他带的兵，没有孬种。可能……他觉得我给他丢脸了。”

“傻孩子，成绩只是一时的，怎么能叫丢脸呢？”我心疼地摸了摸她的头，“那你自己呢？你觉得，你是不是像他说的那样，‘不是读书的料’？”

这是我最关心的问题。外界的伤害固然可怕，但更可怕的是，孩子从内心深处认同了这种伤害，从而彻底否定自己。

思语低着头，玩弄着自己的衣角，过了很久，才用微不可闻的声音说：“我不知道……爸，我就是觉得很累，很害怕。我怕辜负你们的期望，也怕让老师失望。我越是想考好，就越考不好……”

我明白了。压垮她的，不仅仅是王老师那几句刻薄的话，更是长期以来积累的压力和焦虑。而王老师的话，只是点燃这个火药桶的最后一根火柴。

“思语，”我握住她冰凉的手，认真地看着她的眼睛，“爸爸今天去见了一个老朋友，他以前是教育局的局长。我们聊了很多关于教育的事。爸爸想告诉你，你遇到的问题，不是你一个人的问题。是现在这种只看分数的环境，给了你们太大的压力。”

“爸爸跟你保证，这件事，我会处理好。但不是你想的那样，去找他吵架，或者让他给你道歉。爸爸想用一种更好的方式，不仅为你，也为所有像你一样的同学，做点什么。”

“但是，在这之前，你需要先帮爸爸一个忙。”

思语疑惑地抬起头：“什么忙？”

“调整好自己的心态。”我一字一句地说，“把王老师的话，当成一个屁，放掉它。然后，静下心来，好好想一想，你接下来想怎么做。不是为了爸爸妈妈，也不是为了老师，就是为了你自己。不管你做出什么决定，是继续拼一把，还是想换条路，爸爸都支持你。爸爸只要你健康，快乐。”

这是我第一次，对女儿说出这样的话。过去，我和大多数家长一样，嘴上说着“健康快乐就好”，心里却还是期望她能考个好大学，有个好前程。但经历了这件事，我才真正明白，和孩子的身心健康比起来，分数、大学、前程，都得往后排。

思语愣愣地看着我，眼睛里，慢慢地，重新亮起了一点光。

第4章 一次特殊的“家访”

接下来的几天，家里气氛缓和了不少。思语虽然话不多，但不再把自己关在房间里。她开始主动拿出课本，一页一页地翻看，不再像之前那样焦躁，眼神里多了一丝平静。

我知道，我的话她听进去了。但要让她彻底解开心结，还需要一个契机。而这个契机，需要我去创造。

周一下午，我让秘书把本周的日程安排拿给我。我仔细看过后，把周三下午的时间空了出来。

“下午三点到五点，不要安排任何会议和接待。”我叮嘱秘书。

“好的，县长。是有什么重要的私人安排吗？”

“嗯，”我点点头，“我要去做一次‘家访’。”

我没有惊动任何人，包括教育局。周三下午两点半，我换上便装，自己开车，直接去了县一中。

我没有从正门进，而是把车停在了学校的后门。我给王建国打了个电话。这个号码，是我托张伯要来的。

电话接通了，那头传来王建国略带疲惫和警惕的声音：“喂，你好，哪位？”

“王老师，您好。我是陈思语的父亲。”我开门见山。

电话那头明显沉默了一下，似乎在回忆陈思语是谁。过了几秒，他的语气变得有些生硬：“哦，陈思预的家长啊。有什么事吗？我现在正在上课。”

他的记忆出现了偏差，把“思语”记成了“思预”。这一个小小的细节，让我心里有些不是滋味，但也更坚定了我今天的想法。在他的世界里，像思语这样成绩不突出的孩子，可能连名字都记不真切。

“王老师，我知道您忙。我就是想跟您聊聊孩子的情况，不会耽误您太久。您看，您什么时候方便？或者，我到学校来找您？”

“不用来学校了！”他立刻拒绝，语气里带着一丝不耐烦，“学生的事，在电话里说就行了。陈思语最近的成绩……很不理想，这点，家长应该清楚吧？作为家长，你们也要多上心，光靠老师是不行的。”

又是这种居高临下的、说教式的口吻。

我压下心里的不快，用尽可能平和的语气说：“是是是，我们家长有责任。王老师，我就在你们学校后门，要不……您下课后，我们找个地方坐坐？我请您喝杯茶。关于孩子的问题，我确实有些困惑，想当面向您请教。”

我的态度很谦卑，姿态放得很低。电话那头的王建国似乎有些意外。或许在他看来，成绩差的学生的家长，要么是对孩子放任不管，要么就是来学校胡搅蛮缠的。像我这样主动又客气地约他“请教”的，应该不多。

他犹豫了一下，说：“我四点半下课。下课后，在后门的‘静心茶馆’吧。”

“好的，好的。那王老师，我等您。”

挂了电话，我松了口气。第一步，算是成功了。

静心茶馆就在学校后街，是学生和老师们常去的地方。我提前到了，找了个靠窗的卡座。茶馆里很安静，只有轻柔的音乐。

四点四十左右，王建国推门走了进来。他一眼就看到了我，径直走了过来。他穿着一件洗得有些发黄的白衬衫，镜片很厚，眼袋很重，神情疲惫，看起来比在讲台上时要憔悴许多。

“你就是陈思语的父亲？”他在我对面坐下，开门见山地问，带着审视的目光。

“是的，王老师，您好。我叫陈默。”我站起来，主动伸出手。

他象征性地和我握了一下，便收了回去。“喝点什么自己点。”他指了指桌上的二维码。

“我已经点好了，一壶铁观音。”我给他倒了杯茶，推到他面前，“王老师，辛苦一天了，先润润嗓子。”

他端起茶杯，喝了一大口，然后把杯子重重地放在桌上，似乎准备好了迎接一场“艰难的谈话”。

“说吧，陈先生。关于你女儿的问题，你想了解什么？”他身体后仰，靠在沙发上，摆出了一副公事公办的架势。

我没有立刻谈思语，而是笑着说：“王老师，我先做个自我检讨。这些年，我工作忙，对孩子的关心确实不够。思语她妈妈也是老师，但毕竟隔行如隔山，高中的情况，我们做家长的，很多时候是有心无力。所以，今天请您出来，主要是想听听您这位专家的意见。”

我的话，让他紧绷的表情稍微松动了一些。没有哪个老师，会拒绝一个虚心求教的家长。

“专家谈不上。”他摆摆手，但语气缓和了不少，“陈思语这个孩子，怎么说呢？不笨，但心思没完全放在学习上。高一高二的时候，成绩还算稳定，中游水平。但到了高三，压力一上来，她就顶不住了，成绩直线下滑。尤其是数学，简直是断崖式的。上次模拟考，三十分，选择题都蒙不对。”

他说起这些，眉头又皱了起来，职业性的焦虑感再次浮现。

“是，这个问题，我们也很着急。”我顺着他的话说，“孩子回家也说，看到数学题就头疼，脑子一片空白。王老师，您经验丰富，您觉得，像她这种情况，还有希望吗？”

我把“希望”两个字，咬得很重。

王建国看了我一眼，似乎没想到我会问得这么直接。他沉默了片刻，端起茶杯，又喝了一口。

“希望……当然有。离高考还有两个多月，如果方法得当，把基础分都抓住，上个本科线，还是有可能的。”他的话，比在动员会上，要温和了许多。

“那……您在动员会上说，有些孩子‘不配读大学’……”我终于把话题引到了最关键的地方，我紧紧盯着他的眼睛，观察着他的反应。

提到动员会，王建国的脸色瞬间变得有些不自然。他眼神闪躲了一下，随即又恢复了镇定，甚至带上了一丝理直气壮。

“陈先生，我得跟你解释一下。我那天的话，是对着全体学生说的，不是针对某一个人。我是想给那些还浑浑噩噩的学生敲个警钟！用我们行话说，这叫‘休克疗法’。有时候，不用重锤敲一下，他们是醒不过来的！”

“可这种‘休克疗法’，会不会也误伤了一些孩子？比如，那些一直在努力，但暂时没找到方法的孩子？他们可能会因为这些话，彻底失去信心。”我平静地反问。

王建国的眉头锁得更紧了。他可能没想到，我这个看似普通的家长，会跟他探讨起教育理念。

“教学，是我们的专业。我们知道怎么做对学生最好。”他的语气又开始变得强硬，“现在的孩子，心理太脆弱了！我们那时候，老师骂几句算什么？不还是照样学？现在说句重话，就好像天塌下来一样！”

“时代不一样了，王老师。”我摇了摇头，“现在的孩子，他们面临的压力，可能远超我们的想象。他们需要的是引导和鼓励，而不是打击和羞辱。”

“引导？鼓励？”王建国冷笑一声，情绪似乎被点燃了，“陈先生，你不是我们这一行的，你不懂！我手下六十个学生，六十个家庭的希望，全都压在我一个人身上！学校给我定的指标是，一本率必须达到百分之九十！少一个，我就得在全校大会上做检讨！我每天想的，就是怎么把他们的分数提上去！我没时间跟他们一个个去谈心，去搞什么‘爱的教育’！我只能用最直接、最高效的办法！”

他说着，激动地站了起来，在卡座前来回踱步。“你知道吗？为了这个升学率，我已经三年没休过一个完整的周末了！我儿子上小学，开家长会我一次都没去过！我老婆说我，心里只有学生，没有这个家！可我有什么办法？我停不下来！我身后，是学校的荣誉，是家长的期盼，是几十个孩子的前途！”

这一刻，我看到了他坚硬外壳下的疲惫和挣扎。他不是在为自己辩解，而是在宣泄。

我静静地听着，没有打断他。等他情绪稍微平复了一些，我才缓缓开口。

“王老师，我理解您的压力。真的。”我的声音很诚恳，“我知道，您是一位非常负责任的老师。”

我的理解，似乎让他感到意外。他停下脚步，看着我，眼神里的戒备和敌意，消散了很多。

“但是，”我话锋一转，“负责任，不等于可以不择手段。分数，也不能代表一个孩子的全部。您刚才说，您没时间去了解每一个学生。可您还记得吗？很多年前，有位年轻的王老师说过一句话，‘每个孩子都是一本书，得慢慢读’。”

这句话，像一道闪电，击中了王建国。

他猛地抬起头，震惊地看着我，嘴唇微微颤抖：“你……你怎么会知道？”

那是他刚入行时，写在自己的教学日记里，后来在一次青年教师座谈会上分享过的话。那是他教育理想的起点，也是他引以为傲的初心。只是，在年复一年的分数战争中，这句话，连同那份初心，早已被他遗忘在记忆的角落里，蒙上了厚厚的灰尘。

我没有回答他的问题，只是平静地看着他，继续说道：“王老师，思语是个敏感内向的孩子。她很尊敬您，甚至有些崇拜您。所以，您的话，对她的伤害，比您想象的要大得多。她现在，已经开始怀疑自己，否定自己。她甚至跟我说，她不想上学了。”

“一个可能会因为您的几句话而放弃自己的孩子，和一个可能会因为您的升学率低了百分之一而需要做检讨的您，到底哪个更重要？”

我站起身，从钱包里拿出几张钞票，轻轻放在桌上。

“王老师，茶钱我付了。今天打扰您了。我只想以一个父亲的身份，拜托您一件事。您可以批评我的女儿，但请不要侮辱她。因为在我心里，她是独一无二的珍宝，不比任何人差。”

说完，我没有再看他，转身离开了茶馆。

我不知道我的这番话，对他有多大的触动。但我知道，我已经做了我作为一个父亲，应该做的一切。

剩下的，就要看他自己了。一个人的初心，一旦被唤醒，总会有些力量的。

第5章 涟漪

我以为和王建国的见面，会像一颗投入湖中的石子，激起一些涟漪，但没想到，这涟漪会扩散得这么快，甚至演变成了一场小小的风波。

第二天上午，我正在办公室批阅文件，县政府办公室主任敲门进来，神色有些古怪。

“县长，教育局的刘局长来了，说有紧急情况要向您汇报。”

我放下笔，有些意外。刘局长是个稳重的人，如果不是真有急事，不会不经预约就直接闯到我办公室来。

“让他进来。”

刘局长一进门，额头上就冒着细汗，表情紧张又尴尬。“陈县长，我……我是来向您检讨的。我们教育系统的工作没做好，给您添麻烦了。”

我心里一沉，不动声色地问：“刘局长，坐下说。出什么事了？”

刘局长在我对面坐下，身体只敢坐半个椅子。“是……是县一中的事。昨天下午，他们学校的高三年级组长王建国，突然向校长递交了辞职报告，说不当年级组长了，只想当个普通老师。”

这个消息，确实出乎我的意料。

“校长当时就懵了，这马上就要高考了，临阵换将可是大忌。校长就追问他原因，王建国什么都不肯说，就反复念叨几句话，说什么‘我不是个好老师’，‘我对不起学生’，‘我把学生当成分数，忘了他们是人’……”

刘局长一边说，一边小心翼翼地观察我的脸色。“校长觉得不对劲，就找了几个老师了解情况。后来才知道，您……您昨天下午，以学生家长的身份，去见了王建国老师。”

事情的全貌，在我脑海里瞬间清晰了。

校长知道“陈思语的父亲”就是我这个新任县长后，恐怕是吓破了胆。他肯定以为，是我对王建国施加了巨大的压力，才导致王建国情绪崩溃要辞职。而刘局长，作为教育系统的负责人，自然是负有“领导责任”的。

“所以，你们就认为，是我以权谋私，为了自己女儿，去打压一个一线教师了？”我淡淡地问，语气里听不出喜怒。

“不不不！绝对没有！”刘局长吓得赶紧摆手，“我们都知道您不是那样的人。只是……只是这件事太突然了。校长一晚上没睡好，今天一早就来找我汇报。我们都觉得，这里面肯定有误会。王建国老师虽然有时候说话直，工作方法简单粗暴，但绝对是学校的业务骨干，对他……我们还是要以安抚和教育为主。”

他说得倒是滴水不漏。既表明了态度，又试探了我的意图。

我看着他紧张的样子，心里不禁有些感慨。这就是权力的涟...

我看着他紧张的样子，心里不禁有些感慨。这就是权力的涟漪效应。我明明只是以一个最普通的父亲身份，去进行了一次平等的沟通，但因为我身上这层“县长”的外衣，这件事就被无限地解读和放大了。在他们看来，这已经不是一次简单的家校沟通，而是一次带着政治意味的“敲打”。

“刘局长，你不用紧张。”我开口道，语气放缓和了一些，“我昨天，确实见了王建国老师。但从头到尾，我只字未提我的身份。我只是以‘陈思语父亲’的名义，和他聊了聊孩子的教育问题。”

我把那天动员会上的情况，以及我和王建国在茶馆的对话，简明扼要地复述了一遍，当然，隐去了那句关于“初心”的话。

“我说这些，不是要追究谁的责任。”我看着刘局长的眼睛，一字一句地说，“我是想告诉你，王建国老师的问题，不是他一个人的问题，而是我们整个安平县教育生态的一个缩影。升学率的压力，已经让我们的学校、我们的老师、我们的孩子，都变得不堪重负了。王老师的辞职，不是因为我的压力，而是他自己内心的压力，到了一个临界点。”

刘局长愣愣地听着，脸上的紧张慢慢褪去，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凝重的思索。

“陈县长，您……您说得对。”他叹了口气，“这些年，我们确实是唯升学率论英雄。每年市里开教育工作会，我们县的排名要是在后面，我这个局长回去都抬不起头。压力层层传导，最后都落到了一线老师和学生身上。”

“所以，王老师的工作，要安抚。但他提出的问题，我们更要重视。”我站起身，走到窗边，看着楼下广场上的人来人往，“刘局长，你回去以后，马上组织一个调研。不要走形式，要真正地深入到各个中学，尤其是高三毕业班，去听一听老师们的心声，看一看孩子们的状态。我们要搞清楚，除了升学率，我们的教育，还能为孩子们做些什么？比如，心理疏导，兴趣培养，职业规划，这些工作，我们做得够不够？”

“另外，请你转告一中的李校长。王建国是个好老师，也是个负责任的老师。学校要做的，是帮助他卸下不必要的包袱，而不是给他更大的压力。至于我女儿陈思语，她和所有普通学生一样，请学校一视同仁，不要给她任何‘特殊照顾’。”

我的这番话，算是给这件事定了性。刘局长如释重负，连连点头，向我保证一定会把我的指示落实到位。

送走刘局长，我一个人在办公室里坐了很久。

这件事的发展，超出了我的预想，但也让我看到了一个契机。一个以县长的身份，去推动改变的契机。过去，我更多地关注经济发展、城市建设这些“硬指标”，但现在我意识到，一个地方的“软实力”，比如教育的温度，民心的幸福感，同样重要。

晚上回到家，气氛有些异样。

林慧和思语都坐在沙发上，似乎在等我。思语的表情很复杂，有不安，有疑惑，还有一丝我读不懂的东西。

“怎么了？”我问。

林慧看了思语一眼，说：“你女儿有话问你。”

思语抬起头，看着我，犹豫了半天，才开口：“爸，你……是不是去找王老师了？”

我心里“咯噔”一下。看来，学校里的风声，还是传到了她耳朵里。

“是。”我没有隐瞒，在她身边坐下。

“今天……王老师来我们班道歉了。”思语低声说，语气里充满了难以置信，“他当着全班同学的面，说他在动员会上的话，说得非常不妥，伤害了很多同学的感情，他向大家道歉。他还说，高考不是人生的唯一出路，希望大家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方向……他还……他还单独跟我说，让我不要放弃，说他相信我。”

我静静地听着，心里百感交集。王建国，他终究还是找回了那颗初心。

“然后呢？”我问。

“然后……班上就传开了。有人说，我爸是当官的，是你去给学校施压了，王老师才不得不道歉的。他们看我的眼神……都怪怪的。”思语的声音越说越小。

我终于明白她为何不安了。她害怕自己成为一个“拼爹”的特权子弟，害怕这份来之不易的道歉，不是出于真心，而是源于权力的压迫。

我叹了口气，把她的小手拉过来，放在我的掌心。

“思语，爸爸确实去找了王老师。但爸爸可以向你保证，我没有用我的身份去压他。我只是告诉他，你是一个好孩子，不应该被那样的话伤害。至于他为什么会道歉，我想，是因为他心里那份作为老师的良知，被唤醒了。这份道歉，是他给你们的，也是给他自己的。”

“至于别人怎么说，怎么看，那不重要。”我看着她的眼睛，认真地说，“重要的是，你自己怎么想，怎么做。别人的闲言碎语，会像风一样过去。但你从这件事里学到了什么，获得了什么，会伴随你一生。”

“爸爸希望你明白，第一，你永远值得被尊重。第二，当面对不公时，我们可以用理性和沟通去解决问题，而不是忍气吞声或者以暴制暴。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你要相信自己的价值，不要因为任何人的评价而否定自己。”

思语静静地听着，眼神从迷茫，到思索，最后，慢慢变得清澈和坚定。

她反手握住我的手，轻轻地说了一声：“爸，我懂了。谢谢你。”

那一刻，我知道，笼罩在她心头多日的阴霾，终于彻底散去了。

而我，也在这场风波中，找到了自己作为父亲和作为县长，两个身份之间的平衡点。

第6章 最后一课

王建国道歉事件之后，思语像是变了一个人。

她不再唉声叹气，也不再整晚整晚地熬夜刷题。她开始有计划地安排自己的学习时间，每天晚上十一点准时睡觉，早上六点起床晨读。她把所有课本重新梳理了一遍，重点攻克自己的弱项和基础知识。用她自己的话说，就是“不再幻想一口吃成个胖子，先把碗里的饭吃好”。

她的脸上，重新出现了笑容。周末的时候，她会拉着我和林慧去公园散步，聊聊学校里的趣事，甚至会开几句王老师的玩笑。她说，王老师现在讲课，不再是满嘴的“分数”、“上线率”，而是开始穿插一些人生道理，甚至还会讲冷笑话。班里的气氛，也比以前轻松了许多。

我能感觉到，一种积极的、健康的力量，正在我的女儿身上复苏。她不再为分数而学，而是为自己而学。这种内在驱动力的建立，远比任何一次模拟考的高分都来得重要。

与此同时，教育局的调研报告也送到了我的案头。报告很厚，里面有大量的数据和访谈记录，真实地反映了我们县高中教育的现状：师生压力普遍过大、心理健康教育缺失、评价体系单一……每一个问题，都触目惊心。

我随即主持召开了一次全县教育工作座谈会。与会者，不仅有各中学的校长和教育局的干部，还有我特意邀请的几十名一线教师、学生家长和高三学生代表。

在会上，我没有讲官话套话，而是把那份调研报告里的问题，原原本本地摆在了桌面上。

“同志们，同学们，各位家长，”我的开场白很直接，“今天请大家来，不是来听我做报告的，是来一起‘看病’的。我们的教育，生病了。病根，就是我们脑子里那根‘唯分数论’的弦，绷得太紧了，紧到快要断了！”

我让几位老师和学生代表，匿名分享了他们的压力和困惑。一个年轻老师说着说着就哭了，她说她爱这个职业，但每天被各种考核和排名压得喘不过气，感觉自己像个计件工人，而不是灵魂工程师。一个高三学生说，他最大的愿望，就是高考后能好好睡三天三夜，因为他已经快忘了睡到自然醒是什么滋味了。

整个会场，气氛凝重。

最后，我做了总结发言。“教育的本质是什么？是立德树人。是帮助每一个孩子，发现自己，成就自己，而不是把他们塑造成一个个一模一样的‘高分机器’。从今天起，我们县的教育评价体系，要做一次彻底的改革！”

“升学率，我们当然要抓，但绝不能是唯一指标。学生的综合素质、身心健康、创新能力，都要纳入考核！县财政将设立专项资金，用于全县中小学心理健康中心的建设。我们要给老师减负，把那些不必要的检查、评比、材料都砍掉，让他们把更多精力，用在教学和关爱学生上！”

“我希望，从安平县走出去的孩子，不仅有能力考上好大学，更有能力去面对未来人生的风雨，有健康的体魄，健全的人格。这，才是我这个县长，最想看到的‘政绩’！”

会议结束时，掌声经久不息。我看到台下，很多老师的眼眶都湿润了。

我知道，改革之路，道阻且长。一次会议，不可能解决所有问题。但至少，我们已经迈出了第一步。一个正确的方向，已经树立起来了。

时间过得飞快，转眼就到了高考的日子。

送思语去考场那天，天气格外晴朗。她穿着一身清爽的运动服，扎着马尾，脸上带着自信的微笑。

“爸，妈，你们回去吧。不就是一场考试嘛，放心。”她朝我们挥挥手，像个即将出征的战士。

我和林慧站在警戒线外，看着她的背影汇入涌动的人潮，直到再也看不见。

“你说……这孩子能行吗？”林慧还是有些不放心。

我握住她的手，笑着说：“放心吧。她已经过了自己心里那道坎了。结果怎么样，已经不那么重要了。”

是的，不重要了。在这短短的几个月里，我的女儿，经历了从自我怀疑到自我肯定的蜕变，完成了她人生中最重要的一次“大考”。这比任何一张大学录取通知书，都更加珍贵。

高考结束，估分，填报志愿。一切都有条不紊。思语根据自己的分数和兴趣，填报了省内一所师范大学的汉语言文学专业。她说，她想成为一名像她妈妈一样，也像“后来”的王老师那样的老师。

等待录取结果的日子，是漫长的。

那段时间，我特意休了几天年假，带着一家人，去了趟邻省的海边。我们租了一艘小船，在海上漂了一天。思语躺在甲板上，吹着海风，给我和林慧念她自己写的小诗。阳光洒在她脸上，那么明亮，那么美好。

我看着她，心里充满了前所未有的满足和宁静。

我意识到，我这个父亲，之前一直想给予她的，是成功的阶梯，是优越的条件。但她真正需要的，其实只是理解、尊重和一个坚实的臂膀。当我真正做到这些时，她自己，就长出了飞翔的翅膀。

从海边回来的第二天，录取通知书就到了。

是思语自己去拿的快递。她回到家，没有我想象中的欢呼雀跃，只是平静地把那个印着大学校徽的信封，放在了我的书桌上。

“爸，我考上了。”

我打开信封，看着那张鲜红的录取通知书，上面的“陈思语”三个字，仿佛在闪闪发光。

我抬起头，看到女儿正看着我，眼睛里，有泪光，但更多的是一种释然和感激。

“思语，祝贺你。”我站起身，给了她一个大大的拥抱，“这是爸爸收到的，最好的礼物。”

“爸，”她在我的怀里，轻声说，“其实，那天在动员会上，王老师说完那些话，我躲在座位上哭的时候，我偷偷给你发了条短信。”

我愣住了：“是吗？我怎么没看到？”

“我后来又撤回了。”她笑了，带着一丝狡黠，“短信上写的是：‘爸爸，救我’。”

我的心，在那一瞬间，像是被什么东西狠狠地撞了一下，酸涩而又温暖。

“傻孩子，”我拍着她的背，声音有些哽咽，“爸爸听到了。”

是的，我听到了。一个父亲，听到了女儿最无助的呼救。一个县长，也听到了这片土地上，无数孩子和老师们，压抑在心底的呐喊。

而我，只是做了我应该做的事。

后来，王建国老师没有离开教学一线，也没有再担任年级组长。他成了一名普通的班主任，把更多的精力放在了和学生们的交流上。听说，他成了学校里最受学生欢迎的老师之一。他还特意给我发过一条短信，只有一句话：谢谢您，让我找回了自己。

而我，也在这条路上，继续前行。我知道，前方还有很多挑战，很多困难。但每当我觉得疲惫的时候，我就会想起那个闷热的下午，想起女儿在会场下颤抖的肩膀，想起她那条被撤回的短信。

它们像一座灯塔，时刻提醒着我，我为何出发。

不仅仅是为了GDP的增长，城市的繁荣，更是为了，让这片土地上的每一个人，都能活得更有尊严，更有温度，更有希望。

来源：博学多才的辰星一点号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