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他走的时候，身边没有金光闪闪的奖章，也没有排成行的荣誉证书。流传下来的，只有一本字迹粗糙的回忆录和一笔设在家乡的助学基金。后来有人在报纸上看到他的名字，才把这个长期被人当成谜的人拉进了真实世界：李时雨，一个在敌营里潜伏了十五年的人。
1999年他在北京去世，终年九十一岁。
他走的时候，身边没有金光闪闪的奖章，也没有排成行的荣誉证书。流传下来的，只有一本字迹粗糙的回忆录和一笔设在家乡的助学基金。后来有人在报纸上看到他的名字，才把这个长期被人当成谜的人拉进了真实世界：李时雨，一个在敌营里潜伏了十五年的人。
说他低调，真是轻描述。解放以后，他回到组织，没有抢着上台，也不爱讲“战功”。能掏给组织的细款一分不落都没私吞，能往家乡学校捐的都捐了，成立了奖学金。那些年在敌营里干了啥，他把能写成字的都写进了回忆录，交给组织和档案馆，留个接口、留个证据。他对外面的态度一直很简单：问起就说“做了该做的事”，说完了也就散了。很多人听了觉得怪怪的，怎么会这么不爱张扬；但你别忘了，他在敌营每一步都像在刀尖上走，这样的低调，也就说得过去了。
把他潜伏的那一段理一遍，就知道那些年并不平常。抗战末期到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情报系统多次想把他拉过去，军统的人对他套话、谈条件，嘴上说“合作”，背后藏刀。组织安排他继续做“空壳”的组长，潜进军统里边，表面上没什么声张，实际上能听到、看到的东西比外人想的多得多。时间一长，军统内部斗争也开始盯上他。1946年，形势变得更糟，军统有人开始怀疑他不够“忠心”，嫌他离戴笠那边不近。戴笠飞机出了事，内部震荡之后，他就被逮捕了。狱里那段日子不好过，关押、审讯、折磨一阵接一阵，军统正想找个名义把他定罪。狱中他屡次把自己说成“中立政客”，把身份讲得含糊，让对方一时找不出把柄。最后，还是以“汉奸”的名义判了七年半。
判刑并没画上终点符号。随着战局和形势变化，国民党政权开始走下坡路，他被提前释放。出狱后第二天，报纸就把他的真实身份写了出来：李时雨，原来是地下党员。那会儿很多线索才连成片儿，大家才知道他在敌营里到底做了多少“看不见的事”。
回到组织以后，他没去争什么显眼岗位。继续在安全和档案、文献方面工作，生活过得简单。把多年积蓄拿出来办奖学金，没要功名，没上报章。那本回忆录，写得没有修辞，都是操作层面的记录：什么时候把情报送出，怎样把枪弹从军火库调走，怎样在伪政权办公室里把同志的案卷处理掉。都是细致到门道儿的东西，不用渲染就够震撼。
要说那些“实打实”的行动，得从他在汪伪政府和伪保安司里的那段讲起。他披着立法委员、保安司一把手的名头混进核心圈，最后甚至挂了个少将军衔——这头衔对他个人来说绝对荒诞，但正是因为有了这个位置，他能接触的机密才多。1942年，日伪合力拟定了所谓的“清乡计划”，要对新四军动大手笔。文件下来后，他第一时间把材料送给中共。新四军据此提前部署，把敌人的行动打了个折返。这次情报转交，后来被多方提到，确确实实挽救了一批同志和战斗力。
再说那次调军火的事。几百把枪、几万发子弹，本来是摆在军火库里准备对付共产党的，结果按照他的安排，经由一套线路运到了新四军手里。要从军火库里把东西合法调走，手续得过得去，还要有人配合，检查站也要过一遍，风险非常大。他能把这些物资调出来，既靠着头衔带来的便利，也靠细致的布置和几分运气。每一步都需要把风险算准确，不敢有半点马虎。
他在伪法院当检察官时的操作，更像电影里的桥段，但是真真发生了。他把一个被捕共产党员的案卷在流转过程中“消失”了，不是硬把案子推翻，而是在程序上做手脚，使得追查的人找不出头绪。做完这步，他还顺手借来院长的车，把几箱电台设备悄悄运走。现场看上去像是偶然，实则每一步都安排妥当。要在特务的眼皮底下做这种事，胆量加冷静缺一不可。
更早以前，他以“北方代表”的名义参加过几次重要会谈，趁着机会抄下会议里提到的协议、人员安排一类的关键内容，传回给中共中央。这些看似小的笔记，后来成了决策参考。组织对他的评价，简单到一句话：大胆往上爬。这五个字给了他继续钻进敌人核心的勇气和策略。
说到人的根，得回到他的成长。1908年，他出生在黑龙江巴彦县一个地主家庭。家里不像那种横眉怒目的乡绅，倒有点读书人的气质。原名李亭芳，他嫌“亭芳”听着太文弱，改叫李时雨，想着当个“及时雨”，年轻人那会儿有种想法：要在别人需要时撑把伞。小时候爱看《水浒传》，崇拜宋江一类“仗义”的人物。学生时代性子直，爱讨论国事。1925年五卅运动那阵，他和同学罢课、上街，街头的喊声让他对“民族”这两个字有了更深的认识，觉得读书不能只为自己。
后来进了天津南开，后到北京法政大学继续读书。学校里头脑活跃，接触了不少进步思想。1931年日本进东北，他的家乡被占，那事儿直接把他推到了一个选择点：他决定加入中国共产党。最初做学生工作，做宣传，慢慢显露出记忆好、应变快的特点，组织就把他派回东北参与武装建设。那会儿他拿起武器，干过游击战，也被列入通缉名单。为了安全，党又让他改成“学生身份”，调回北平潜伏，这也算是他转向情报工作的分水岭。
在张学良麾下的东北军里，他不是军官，算个办事员。但人聪明、会做人，很快得到重视。他利用这层身份传递军情，传播抗日思想。西安事变后，东北军整编，他的原来身份不适合继续留在那儿，组织把他调到天津，安排进伪法院当检察官，从而进入另一个潜伏层面。
这一路走来，险事不断。身边有同志被捕、被打成汉奸的记录不少。有一次在军统被捕，狱中受刑，回想起来还是让人心慌。他每次都靠一点到为止的策略和组织的掩护过来。外人看他的日子像双面人：白天穿敌人的制服，晚上还是共产党人。但对他自己来说，穿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把情报和物资送出去，把同志们从危险里拉出来。
他的回忆录里，情绪很少，写得干净利落。写到某次被特务盘查会提到手心出汗，但随后的文字就是一套冷静的处置办法。读起来像在看一个人做一道长算术题：步骤清楚，风险都算好了。那本手稿被交到档案馆，字里行间尽是时间、地点、方式，没啥浪漫的修辞。
有个小片段挺暖的。晚年回家乡，他去参加学校的开学典礼，台下坐着由他设立奖学金资助的孩子们。几个学生代表上台递了一封感谢信，他接过，点点头，没多说什么。场面不大，那一刻却很真实。跟那些枪林弹雨的日子比起来，他最在乎的，可能就是这类能看到成果的小事：有人因为他的存在而有机会读书。
他去世后，档案里多了几页材料，回忆录被放进档案室，奖学基金还在运作。那些记录、那些信件、那几页案卷，都是他留下的最直接的证据。
来源：山谷觅清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