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李老首长的声音还和十八年前一样，没什么大的起伏，像块被岁月磨平了的石头。

“小王，水烫了。”

李老首长的声音还和十八年前一样，没什么大的起伏，像块被岁月磨平了的石头。

我把刚续上水的紫砂壶轻轻放在他手边的红木小几上，壶嘴的热气描出一条蜿蜒的白线，很快就散在了书房厚重的空气里。

“首长，温度正好。”我回答，声音压得也很低。

这是我最后一次为他续水了。

明天，我就要脱下这身穿了十八年的军装，离开这个我比自己老家还要熟悉的大院。

十八年，六千五百多个日夜，我像个影子一样跟在李老首长身后。他的作息就是我的作息，他的口味就是我的标准。他什么时候该吃药，什么时候该添衣，什么时候需要一杯恒温的白开水，我的身体比我的大脑先一步做出反应。

大院里的树，哪一棵是哪年栽的，哪块砖石有些松动，我闭着眼睛都能说出来。可我对院墙外的世界，已经有些模糊了。我弟弟的孩子都上小学了，我连他长什么样，都得靠照片。

“坐。”首长指了指对面的那张硬木椅子。

我依言坐下，腰杆挺得笔直，双手放在膝盖上。这是规矩。

他没看我，目光落在窗外那棵有些年头的海棠树上。他说：“出去以后，有什么打算？”

“报告首长，组织上已经安排好了，回原籍，进地方单位。”

“嗯，”他点点头，端起茶杯，用杯盖撇了撇浮沫，“也好。平平淡淡，才是生活。”

之后就是长久的沉默。书房里只有老式挂钟的滴答声，一声一声，敲在我的心上。我以为他会再说点什么，比如一些勉励的话，或者一些告诫。

但他什么也没说。

直到勤务员在门口轻声报告，说晚饭备好了，他才放下茶杯，站起身。

我立刻跟上，准备像过去无数次一样，搀扶他。

他的手抬了一下，却停在了半空，然后收了回去。

“以后，就没人管我这杯水烫不烫了。”他自言自语般说了一句，迈步走了出去。

我的脚像被钉在了原地。那一瞬间，我感觉自己这十八年的意义，好像就凝结在了那句轻飘飘的话里。

第二天，我办完了所有的手续。交还证件，上交配枪，换上了一身崭新的便装。衣服是前几天在外面买的，料子有点硬，穿着总觉得不自在，好像不是自己的皮。

我提着一个简单的行李包，里面只有几件换洗衣物和一本相册。

我没有和任何人告别。大院里的生活就是这样，人来人往，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我的离开，就像一片叶子落入一条大河，连个涟漪都不会有。

走到大院门口，站岗的哨兵给我敬了一个标准的军礼。

我立正，回礼。

阳光有些刺眼，我眯了眯眼，看着门口那块刻着字的巨大石头。转身，迈步，我以为自己会很洒脱。

但当我一只脚踏出大院门槛的时候，身后传来一个熟悉的声音。

“王诚同志，请等一下。”

我回头，是首长的秘书小刘，他正快步朝我走来，手里拿着一个厚厚的牛皮纸文件袋，用蜡封着口，上面没有写任何字。

我的心猛地收紧了。在这个地方，这种东西通常意味着非同小可。

小刘跑到我面前，气息有些不匀。他把文件袋递给我，神情严肃。

“这是首长让我交给你的。”

我接过来，文件袋很沉，里面似乎不是纸，而是更硬实的东西。

“首长还有什么指示？”我问。

小刘摇了摇头，他看着我的眼睛，一字一句地说：“首V长说，这是他交给你的最后一个任务。”

他顿了顿，补充道：“也是唯一一个，私人任务。”

我愣住了。私人任务？十八年来，首长从未有过任何“私人”的要求。他的一切都是工作的，是组织的。

“首长还说，出了这个门，就忘了他的身份，也忘了你自己的身份。办好这件事，就等于给你我这十八年，画上一个真正的句号。”

小刘说完，朝我点了点头，转身快步返回了院内。

我站在原地，手里捏着那个沉甸甸的文件袋，感觉它像一块烧红的烙铁。

刚刚迈出大院的我，本以为是走向了新生。

可这个文件袋，却像一条无形的线，又把我从那个崭新的、属于我自己的世界里，给拽了回来。

我回到了组织给我安排的临时招待所。一间十几平米的屋子，一张床，一张桌子，一把椅子。墙刷得很白，白得有些晃眼。

我把行李包放在墙角，坐在床沿上，手里还紧紧攥着那个牛皮纸袋。

我盯着那个蜡封看了很久。上面没有任何印章，就是一个普通的、光滑的红色蜡滴。这说明，这件事，和任何公家单位都没有关系。

我的手指有些颤抖。十八年的习惯，让我对“机密”这两个字有着近乎本能的敬畏。不该看的，不该问的，不该想的，这是我骨子里的第一准则。

可现在，这个“机密”就躺在我的手上，指名道姓地交给了我。

我深吸一口气，用指甲小心地抠开蜡封的边缘，一点点撕开了文件袋。

我把里面的东西倒在床上。

没有我想象中的文件或者信函。

首先掉出来的是一本已经褪色的红皮荣誉证书。上面写着“特等功臣”四个大字，下面是一个我陌生的名字：林建军。

然后是一张黑白照片。照片上是两个穿着旧式军装的年轻人，勾肩搭背，笑得牙不见眼。其中一个，是年轻时的李老首长。另一个，应该就是那个叫林建军的。

照片的背面，有一行用钢笔写的字，字迹已经有些模糊了：一九六零年，昆仑山下。

接着，是一沓用牛皮筋捆着的信。信封已经泛黄发脆，上面的邮票是我小时候才见过的图案。收信人是李老首长，寄信人，都是林建军。

最后，文件袋里还掉出来一个小小的、用布包着的东西。

我打开布包，里面是一枚军功章，很旧了，上面的红星都有些掉漆。

我坐在那里，看着床上的这几样东西，脑子里一片空白。

林建军是谁？他和首长是什么关系？为什么要把这些东西交给我？

我拿起最上面的一封信，小心翼翼地抽出信纸。信纸很薄，几乎要透明了。

信是首长写的，但没有称谓，也没有落款，更没有日期。

“小王，当你看到这封信时，你已经离开了大院，成为了一个普通人。这样很好。”

“我交给你这些东西，是要拜托你一件事。这件事，我查了四十年，动用过一些不该动用的关系，但始终没有结果。现在我老了，剩下的时间不多了，能信任的人，也只有你。”

“照片上的人，叫林建军，是我的战友，我的救命恩人。那一年在昆仑山，我们小队遭遇了暴风雪，所有人都失散了。我滑下了一个冰坡，摔断了腿，是他，背着我，在零下四十度的风雪里走了三天三夜，把我们两个人都带了回来。他自己，却落下了一身的病根。”

“后来，他因为身体原因，提前退伍了。我们一直保持通信。他回了老家，娶妻生子，日子虽然清苦，但信里总是乐呵呵的。他说他儿子，叫林远，‘志存高远’的远。”

“最后一封信，是一九七八年寄来的。他说他要去一个很远的地方做工程，安顿好了就给我写信。可我再也没有收到他的信。”

“我开始调查。几年后，我才得到确切消息。他所在的工程队，在西南边陲遇到了泥石流，整个队伍，都没了。”

“我找到了他的妻子。她告诉我，林建军走后没多久，她也查出了重病。她知道自己时日无多，就把当时只有七岁的林远，托付给了她娘家的一户远房亲戚。她把家里所有的积蓄，连同建军的抚恤金，都给了那户人家，只求他们能把孩子养大成人。”

“她去世后，那户亲戚举家搬迁，从此音讯全无。我派人去找过，地址是假的，名字可能也是假的。线索，到这里就断了。”

“四十年了，小王。我一想到林远，那个英雄的儿子，不知道流落到了什么地方，过着什么样的日子，我就睡不着觉。我欠建军一条命，我不能让他唯一的血脉，就这么不明不白地消失了。”

“我能动用的力量，都用尽了。再查下去，就是违规。所以，我只能拜托你。你现在是普通人了，你可以用一个普通人的方式，去做这件事。去找林远，找到他。不需要为他做什么，我只想知道，他还活着，他过得好不好。”

“这件事，不要对任何人提起。找到他，或者找不到，都到我坟前，告诉我一声就够了。”

信不长，我却看了很久。每一个字，都像一块石头，压在我的胸口。

我终于明白，首长在书房里那句“以后，就没人管我这杯水烫不烫了”，是什么意思。他不是在说生活，他是在说他心里这件压了四十年的事，以后，也要交给我来“管”了。

我把东西重新收好，放回文件袋里。

我的退伍生活，我那“平平淡淡”的未来，还没开始，就被赋予了一个沉重的使命。

我没有选择。

十八年的服从，已经成了我的本能。首长的嘱托，就是命令。

我看着窗外陌生的城市夜景，第一次感到了茫然。世界这么大，人海茫茫，四十年过去了，一个七岁的孩子，如今也快五十岁了。我该去哪里找一个叫“林远”的人？

我做的第一件事，是回到我的老家。

我需要一个身份，一个合理的理由，去进行一场漫无目的的寻找。

父母见到我，很高兴。他们张罗了一大桌子菜，叫来了所有的亲戚。饭桌上，他们骄傲地跟每一个人说，我是在北京给大领导当警卫员的。

我只是笑，不解释。

他们问我今后的打算，我说单位还没最后定，想先休息一阵，在全国各地走走，看看。

他们表示理解。在他们看来，我亏欠了自己十八年，是该好好放松一下。

我给了家里一笔钱，是我这些年所有的积蓄。然后，我背上了一个比来时更重的行囊，里面装着那个牛皮纸袋，踏上了火车。

第一站，是林建军烈士的档案所在地。一个位于中原省份的小县城。

我以拥军模范家属的身份，想去烈士陵园拜祭。这个理由很正当，地方民政部门很支持。

在陵园里，我找到了林建军的名字。一块冰冷的石碑，上面刻着他的生卒年月。

我站在碑前，敬了一个军礼。

通过民政部门，我查到了他妻子当年的户籍信息，以及她娘家亲戚的一些模糊线索。正如首长信里所说，那户人家在她妻子去世后不久，就注销了本地户口，不知去向。

唯一的线索是，那户人家的男主人，好像是个木匠。

木匠。

这个词像一根针，扎进了我的脑海里。

在那个年代，手艺人是流动的。他们可能会跟着工程队，或者被某个大厂招走。

我开始了我漫长的寻找。

我去了很多地方。东北的老工业基地，南方的沿海城市，西北的戈壁小镇。我像一个不知疲倦的旅人，每到一个地方，就去当地的木材厂、家具厂、建筑公司打听。

我编造了各种各样的理由。有时候说自己是来寻亲的，有时候说自己是来拜师学艺的。

我见了很多木匠，老的，少的。我跟他们聊天，听他们讲过去的故事。我学会了分辨各种木材的纹理，学会了听刨子划过木头的声音。

我的皮肤被晒得黝黑，手上也磨出了茧子。我不再像一个刚从大院里出来的警卫员，更像一个四处漂泊的打工者。

几个月过去了，我花光了身上大部分的钱，却一无所获。

那个年代，户籍管理不完善，人口流动又大，想找一个四十年前就消失的人，无异于大海捞针。

我开始感到疲惫和动摇。

在一个下着小雨的傍晚，我坐在一个南方小城招待所的窗前，看着窗外湿漉漉的街道，第一次对自己产生了怀疑。

我这么做，有意义吗？

首长只是想求个心安。可为了这个心安，我就要赔上我自己的下半辈子吗？我的父母还在等我回家，我的人生也该有自己的轨道。

我拿出那个文件袋，看着照片上林建军和首长年轻的笑脸，心里五味杂陈。

这是一种我从未有过的感觉。在大院里，我的人生是一条直线，目标明确，指令清晰。而现在，我走在一条没有尽头的路上，充满了不确定。

我甚至开始想，如果我放弃了，回到老家，安安稳稳地过日子，谁会知道呢？首长年事已高，也许等不到我找到的那一天。

这个念头一出来，就像藤蔓一样，迅速缠住了我的心脏。

我痛苦地闭上了眼睛。

我不能。

如果我放弃了，我就背叛了首长最后的信任，也背叛了我自己坚守了十八年的东西。

那不仅仅是纪律，更是一种承诺。

我重新振作起来。我意识到，我的方法不对。我不能再像无头苍蝇一样乱撞。

我需要一个支点。

我回到招待所，把所有的线索重新摊在桌子上。林建军的信，他妻子的信息，那个木匠亲戚。

我一遍又一遍地读着林建军写给首长的信。信里都是些家长里短，说他儿子多调皮，说他妻子多贤惠，说他又学会了做什么新菜。

突然，在一封信的末尾，我看到了一句不起眼的话。

“……前几天，我那个远房表哥来了，还是老样子，三句话不离他的‘鲁班’。他说南边机会多，木匠吃香，说得我都心动了。不过我这身体，还是守着老婆孩子热炕头吧。”

远房表哥。木匠。鲁班。

我立刻意识到，这个“表哥”，很可能就是后来带走林远的那个人。

而“鲁班”这个词，在木匠行里，不仅仅是祖师爷的名字，有时候也代指一些同乡或者同门的匠人组织。

我立刻把搜索范围，锁定在了“鲁班”这个关键词上。

我开始查阅地方志，寻找那些以木工闻名的“匠乡”。

功夫不负有心人。我查到，在湘西的一个偏远山区，有一个叫“鲁班镇”的地方。自古以来，那里就以出木匠闻名，镇上的男人，十有八九都会这门手艺。

我的心跳开始加速。

这会不会就是我要找的地方？

我立刻买票，坐上了去往湘西的绿皮火车。

火车在崇山峻岭中穿行，窗外的景色越来越荒凉。

经过两天一夜的颠簸，我终于抵达了那个叫鲁班镇的地方。

镇子很小，也很破旧，夹在两座大山之间。镇上的建筑，很多都是木质的，飞檐翘角，带着一种古朴的气息。空气里弥漫着木头的清香和桐油的味道。

我找了一家小旅馆住下。

我没有急着去打听。我知道，在这样封闭的小地方，一个外乡人冒然打听几十年前的旧事，很容易引起警觉。

我开始在镇上闲逛。我和茶馆里的老人聊天，和木器店的老板套近乎。我买当地的木雕，称赞他们的手艺。

我告诉他们，我是来学习的，想找个好师傅。

几天下来，我和镇上的人混熟了。他们不再用审视的眼光看我。

时机差不多了。

一天，我在镇上最大的一家木器店里，和老板喝着茶。老板姓潘，五十多岁，是镇上木匠行里的头面人物。

我状似无意地提起：“潘老板，我听人说，你们这儿的木匠，以前都兴往外跑，闯天下？”

潘老板呷了口茶，点点头：“是啊。年轻的时候，谁不想出去见见世面。我年轻时也去过广东那边几年。”

“那您认不认识一个姓钱的师傅？大概七十多岁了。听说手艺特别好。”我根据林建军妻子的姓氏，编了一个姓。

潘老板想了想，摇摇头：“姓钱的？没什么印象。我们这儿大姓是潘、是向，姓钱的很少。”

我的心沉了一下。

“不过，”潘老板话锋一转，“几十年前，镇上倒是有个外来户，是个木匠，好像就是姓钱。不过他不是我们这儿的人，是入赘过来的，后来老婆死了，他就带着个孩子走了，再也没回来过。”

我的手猛地一抖，茶水洒了出来。

“他带的那个孩子，是他的吗？”我 cố gắng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平静。

“不是。听老辈人说，是他老婆那边一个亲戚的孩子，托付给他养的。那孩子也怪可怜的，爹妈都没了。”

我感觉自己的血液都快要凝固了。

“那……那孩子叫什么，您还记得吗？”

潘老板挠了挠头：“名字记不清了。不过那孩子有个外号，大家都叫他‘小木头’。因为他一天到晚不说话，就喜欢蹲在角落里看他那个后爹做木工，跟个木头桩子似的。”

小木头。

林远。

一定是他！

我强压住内心的激动，问道：“潘老板，那您知道他们后来去哪儿了吗？”

潘老板摇了摇头：“那就不知道了。走了就跟断了线的风筝一样。那个年代，人一走，就找不着了。”

线索，似乎又在这里断了。

但我没有气馁。至少，我知道了方向。那个姓钱的木匠，带着林远，离开了这里。

我向潘老板打听那个姓钱的木匠更多的信息。潘老板告诉我，那个人手艺很好，尤其擅长做一种精巧的木锁，叫“鲁班锁”。

鲁班锁。

我记住了这个名字。

我在鲁班镇又待了半个月。我几乎拜访了镇上所有上了年纪的老人。

终于，一个八十多岁的老木匠，给了我一条关键线索。

他告诉我，那个姓钱的木匠，年轻时曾经在三线建设时期，去过川西的一个大型工厂当过技术工人。后来工厂效益不好，他才辗转来到鲁班镇。

他还说，那个姓钱的木匠有个习惯，他做的每一件得意作品上，都会用刻刀，在不起眼的角落里，刻下一个小小的“钱”字。

川西。三线工厂。鲁班锁。姓钱的木匠。

这些碎片化的信息，在我脑海里，逐渐拼凑出了一张新的地图。

我告别了潘老板和鲁班镇的乡亲们，再次踏上了征程。

这一次，我的目标明确了许多。

我坐火车到了川西。那片地区，曾经遍布着大大小小的三线工厂。如今，大部分已经废弃或者改制，只剩下一些斑驳的厂房和苍老的家属区。

我开始一个厂一个厂地找。

我不再说自己是来寻亲的。我换了一个身份，我说自己是一个民间工艺品收藏爱好者，专门来收集那些有年代感的老物件，特别是木工制品。

这个身份，让我更容易和那些退休的老工人们搭上话。

他们很乐意跟我聊过去的故事。在那些被遗忘的角落里，我淘到了很多旧家具，旧的木质工具箱。

每一次，我都会仔-细地检查，希望能找到那个小小的“钱”字。

时间一天天过去，我几乎跑遍了川西所有叫得上名字的老厂矿。我的积蓄已经见底，不得不在当地打零工，一边挣路费，一边继续寻找。

我当过搬运工，当过餐馆服务员。晚上，我就睡在最便宜的招待所里，研究地图，规划第二天的路线。

有时候，我也会感到绝望。

我觉得自己就像那个追着太阳的夸父，永远也到不了终点。

就在我快要放弃的时候，事情出现了转机。

在一个叫做“红星机械厂”的废弃家属区，我认识了一个看门的老大爷。他也是厂里的老工人。

我像往常一样，跟他聊起收藏旧木器的爱好。

老大爷听了，一拍大腿说：“那你可来对地方了！我们厂以前有个木匠，姓钱，那手艺，绝了！他做的那个鲁班锁，九九八十一环，厂里没几个人能解开。”

我的心，瞬间提到了嗓子眼。

“大爷，这位钱师傅，他……还在厂里吗？”

老大爷叹了口气：“早就不在了。八十年代末，厂子就不行了，他带着个儿子，回东北老家去了。”

东北！

我一直以为他是南方人，没想到他的根在东北。

“大爷，那您知道他儿子叫什么吗？”

“好像叫……钱远？对，就叫钱远。那孩子不爱说话，但手巧，跟他爹一样，是个做木匠的好料子。”

钱远。

他跟着继父姓了钱。

我终于找到了他的名字。

我向老大爷打听他们东北老家的具体地址。老大爷想了很久，说只记得好像是吉林省一个叫桦树沟的地方。

我拿出了身上最后一点钱，买了一张去吉林的硬座票。

火车开了三天两夜。

当我拖着疲惫的身体，站在桦树沟这个小山村的村口时，我感觉自己像做梦一样。

村子不大，几十户人家。

我走进村里，找到村委会。我拿出了林建军的荣誉证书，说明了我的来意。

这一次，我没有隐瞒。我说我是受英雄后人所托，来寻找失散多年的亲人。

村委会的人很重视。他们立刻帮我查了村里的户籍档案。

很快，他们就找到了一个叫“钱远”的人。

“没错，就是他。他和他爹是八十年代末迁过来的。他爹前几年过世了，现在就他一个人，在村东头开了个小木匠铺。”村干部告诉我。

我的眼眶，一下子就热了。

一年多了。我走了大半个中国，终于找到了他。

在村干部的带领下，我来到了村东头。

那是一个很小的院子，院子里堆满了木料。一间低矮的平房，门口挂着一个木牌，上面写着“钱氏木工”。

一个穿着蓝色工作服的男人，正背对着我，在院子里刨着一根木头。他身材不高，但肩膀很宽，背影看上去很结实。

他的头发已经有些花白了。

村干部喊了一声：“钱远，有客人找！”

那个男人停下了手里的活，直起身，转过头来。

那是一张饱经风霜的脸。额头上有很深的皱纹，眼神平静，甚至有些木讷。他的年纪看起来比实际年龄要大很多。

他看到我，又看了看我身边的村干部，眼神里有些疑惑。

我走上前，张了张嘴，却发现自己一个字也说不出来。

我该怎么介绍自己？我该怎么跟他解释这迟到了四十年的寻找？

我从包里，慢慢地，拿出了那张已经泛黄的黑白照片。

我递到他面前。

他低头看了一眼，起初没什么反应。但很快，他的目光就凝固了。

他的手，不受控制地颤抖起来。他伸出手，想要触摸照片，却又缩了回去，仿佛那张照片有千斤重。

他抬起头，看着我。那双平静的眼睛里，第一次有了波澜。

“你……是谁？”他的声音很沙哑，像是很久没有说过话。

“我……”我深吸一口气，“我是你父亲，林建军的战友，派我来的。”

我把“首长”两个字，换成了“战友”。

他没有说话，只是死死地盯着我，眼神里充满了审视和不信。

我把那个牛皮纸袋里所有的东西，都拿了出来。荣誉证书，军功章，还有他父亲写给首长的那些信。

我把东西一件一件地摆在他面前的木墩上。

他拿起那枚掉漆的军功章，用粗糙的手指，一遍又一遍地摩挲着。

然后，他拿起一封信，抽出信纸。

信里，是他父亲的笔迹，在跟一个远方的朋友，絮絮叨叨地讲着他小时候的趣事。

“……我们家阿远，今天又淘气了，把我的墨水瓶打翻了，弄了一身，像个小黑猴……”

“……阿远今天在幼儿园，得了五角星，回来高兴坏了，举着给我看，说长大了要当个比我还厉害的兵……”

钱远，不，是林远。

他看着信，肩膀开始微微耸动。

一个快五十岁的男人，一个在别人眼里像木头一样沉默的男人，就那样站在自家的院子里，看着一封来自四十多年前的信，无声地流泪。

眼泪滴落在他脚下的刨花上，很快就洇湿了一片。

我没有打扰他，只是静静地站在一旁。

过了很久，他才抬起头，用手背抹了一把脸。

他看着我，问了第二句话：“他……为什么现在才来找我？”

这个问题，像一把锥子，扎在了我的心上。

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

我能告诉他，首长找了他四十年吗？我能告诉他，首ou长为了找他，动用了所有能动用的关系，却依然无果吗？

这些话，在一个吃尽了苦头的人面前，听起来，可能更像是一种辩解，一种苍白的借口。

我沉默了。

他看我没说话，嘴角扯出一个苦涩的笑容。

“算了，都过去了。”

他把东西小心翼翼地收起来，抱在怀里，像是抱着什么稀世珍宝。

“进来坐吧。”他转身，走进了那间低矮的屋子。

屋子里很简陋，除了木工工具，几乎没什么像样的家具。但收拾得很干净。

他给我倒了一杯水，用一个搪瓷缸子装着。

我们相对而坐，一时无话。

“我继父，对我很好。”他先开了口，像是在解释什么。“他把我养大，教我手艺。没有他，我活不到今天。”

我点点头：“看得出来，您手艺很好。”

“他临走前，把我的身世告诉了我。他说，我爹是个英雄。他说，那些东西，是我娘交给他保管的，让我以后，一定要找到我爹的部队，把东西还回去。”

他指了指怀里的那个牛皮纸袋。

“我没去找。”他低着头，看着自己满是老茧的双手，“我不知道去哪儿找。也觉得，没必要了。英雄……离我太远了。”

“这些年，你过得好吗？”我问。

他抬起头，看了我一眼，眼神很平静。

“不好也不坏。就是活着。”

他说得很淡，但我能听出那四个字背后的分量。

一个七岁的孩子，失去了父母，跟着一个陌生的继父，四处漂泊。其中的艰辛，不是外人能够想象的。

他没有抱怨，没有愤怒。岁月好像已经把他的所有情绪都磨平了。

“他……还好吗？”他问，他没有说名字，但我知道他问的是谁。

“他年纪大了，身体不太好。”我说。

“他想见我？”

我看着他，不知道该怎么回答。首长的信里说，只想知道他过得好不好。

可我能感觉到，首长内心深处，一定是想见他的。

我点了点头。

林远沉默了。

他站起身，走到窗边，看着院子里堆着的木料。

“我不想去。”

他的声音很轻，但很坚定。

“为什么？”

“去了，说什么呢？说谢谢他记得我？还是问他，我吃不饱饭的时候，他在哪里？我被人欺负的时候，他在哪里？”

他转过身，看着我：“我不是在怪他。我知道，他有他的难处。那个年代，大家都不容易。”

“我只是觉得，没必要了。我现在的生活，挺好。我很平静。我不想让一些过去的事情，再来打乱我的生活。”

“我不想去见一个大人物。我只想安安稳稳地，当我的木匠。”

他的话，让我无法反驳。

我能理解他。

一个被命运抛弃过一次的人，会对任何突如其来的“馈赠”都抱有警惕。他害怕希望，因为希望的背后，可能跟着更大的失望。

他用四十年的时间，给自己建了一个坚硬的外壳。他不想让任何人，再把它敲碎。

我感到一阵无力。

我千辛万苦地找到了他，可他却拒绝了这次相认。

我的任务，算是完成了吗？

我不知道。

我在桦树沟待了三天。

林远没有赶我走。他照常开工，吃饭的时候，会多做一份我的。我们很少说话，大多数时候，我就坐在院子里，看他做木工。

他的手艺确实好。一块普通的木头，在他手里，刨、凿、磨，很快就变成了一件精巧的玩意儿。

我发现，只有在做木工的时候，他那张木讷的脸上，才会有一些生动的表情。那是一种专注，一种投入，一种和世界融为一体的安宁。

我渐渐明白，木工，是他的避难所。是这门手艺，让他在颠沛流离的岁月里，找到了一个可以安放心灵的地方。

第三天，我要走了。

他把我送到村口。

“替我谢谢他。”他说，“也谢谢你。”

我看着他，心里很难受。

“你真的，不再考虑一下吗？”

他摇了摇头。

“我这里，”他指了指自己的心口，“已经满了，装不下别的东西了。”

我从包里拿出一个相机。这是我出发前特意买的。

“我能……给你拍张照片吗？”我说，“他只想知道，你过得好不好。”

林远犹豫了一下，然后点了点头。

他站直了身体，背后的背景，是这个养育了他后半生的小山村。

我按下快门，把他那张平静而沧桑的脸，定格了下来。

回去的路上，我的心情很复杂。

我找到了林远，但他拒绝相认。我手里拿着他的照片，却感觉这个任务，只完成了一半。

我辜负了首长的期望吗？

我回到北京，没有直接去见首长。

我先去了林建军的陵园。

我把林远的照片，放在了墓碑前。

“老班长，”我对着石碑说，“我找到林远了。他很好。他成了一个手艺很好的木匠，能养活自己。他没有忘记你。请你安息。”

说完，我深深地鞠了一躬。

然后，我拨通了小刘的电话。

我没有说我回来了，我只是问，首长身体怎么样。

小刘在电话那头沉默了很久，才说：“首长……上个月，住院了。”

我的心，咯噔一下。

“情况不太好。医生说，让我们做好准备。”

我挂了电话，立刻赶往医院。

在医院的特殊病房外，我见到了小刘。他瘦了很多，眼圈发黑。

他看到我，愣了一下，然后把我拉到一边。

“你……找到了？”

我点了点头。

“他……怎么样？”

“他还活着，在东北，是个木匠。”

小刘的眼睛一下子就红了。

“首长……他等不了多久了。他现在大部分时间都是昏迷的，偶尔清醒过来，嘴里念叨的，还是那个名字。”

我的心像被一只手紧紧攥住。

我做错了吗？

我应该强行把林远带来的。哪怕他不愿意，我也应该把他“绑”来。

这样，至少能让首长在最后的时间里，没有遗憾。

可我看着手里的那张照片，照片上林远平静的眼神，我又觉得，我没有做错。

我不能为了满足一个人的心愿，而去打扰另一个人四十年的平静。

这不公平。

我让小刘安排一下，我想进去看看首长。

我换上无菌服，走进了病房。

首长躺在病床上，身上插着各种管子。他瘦得脱了相，曾经那么挺拔的一个人，现在陷在白色的床单里，显得那么脆弱。

我走到床边，轻轻地叫了一声：“首长。”

他没有反应。

我从口袋里，拿出了那张照片，放在了他的枕边。

然后，我俯下身，在他耳边，把我的整个寻找过程，原原本本地，都说了一遍。

我讲了鲁班镇，讲了三线工厂，讲了那个叫桦树沟的小山村。

我讲了林远现在叫钱远，讲他是个好木匠，讲他有一个自己的小院子。

我讲他拒绝来看他，不是因为怨恨，而是因为害怕。

我讲了很久很久，讲到我自己都口干舌燥。

当我讲完最后一个字的时候，我看到，首长的眼角，滑下了一滴眼泪。

他的手指，微微动了一下，似乎是想去触摸那张照片。

我把照片，塞进了他的手里。

他紧紧地握住了。

监护仪上，他的心跳，开始变得平缓。

我退出了病房。

小刘在外面等着我。

“谢谢你，王诚。”他拍了拍我的肩膀。

我摇了摇头。

那天晚上，首长走了。

走得很安详。

他的手里，还紧紧地攥着那张照片。

首长的追悼会，办得很简单。

我没有穿军装，以一个普通朋友的身份，参加了。

我站在人群的最后面，看着他的遗像。照片上的他，还穿着军装，眼神威严而慈祥。

我突然觉得，我好像从来没有真正地了解过他。

十八年来，我看到的是一个作为“首长”的他。而那个在信里，跟战友絮叨着家长里短，那个为了一个承诺，寻找了四十年的“李大哥”，我直到最后，才窥见一斑。

追悼会结束后，小刘找到了我。

他交给我一个信封。

“这是首长早就准备好的，说如果你完成了任务，就交给你。”

我打开信封，里面是一张银行卡，还有一封信。

信还是首长的笔迹，但比之前那封，要潦草了许多，看得出，写的时候，身体已经很差了。

“小王，当你看到这封信，我应该已经走了。”

“辛苦你了。我知道这件事很难，但你还是做到了。你比我想象的，还要出色。”

“我没有别的可以留给你。这张卡里，是我这些年所有的积蓄和稿费。密码是建军的生日。你拿着，去过你自己的生活吧。不要为我，也不要为任何人，就为你自己。”

“至于林远，不要再去打扰他。他能平静地活着，就是对建军最好的告慰。我们这些人，欠那个时代的，欠那些牺牲的战友的，太多了。能弥补一点，是一点。”

“最后，谢谢你，小王。谢谢你这十八年的陪伴。你是我最信任的兵。”

我捏着那封信，站在人来人往的街头，眼泪再也忍不住，流了下来。

我没有动那张卡里的钱。

我把它寄给了林远。

我在信里告诉他，这不是补偿，也不是馈赠。这是一个老兵，留给另一个老兵的儿子的，一点心意。

我没有留自己的地址。

做完这一切，我感觉自己身上那副无形的担子，终于卸了下来。

我回到了我的老家。

我用自己的退伍金，在家乡的小城里，开了一家很小的安保公司。

我不再是任何人的影子。我开始学着，过自己的生活。

我学着跟父母撒娇，学着跟朋友喝酒聊天，学着去菜市场讨价还价。

这些曾经被我视为“平淡”的东西，现在，我却觉得无比珍贵。

一年后，我收到了一个包裹。

是从吉林桦树沟寄来的。

我打开包裹，里面是一个用红布包着的东西。

我打开红布，是一个制作得无比精巧的鲁班锁。

锁是用上好的黄花梨木做的，上面还带着木头的清香。

在锁的一个不起眼的角落里，我看到了一个用刻刀刻下的小小的字。

不是“钱”，也不是“林”。

是一个“诚”字。

我的名字。

包裹里还有一张纸条，上面只有一句话。

“谢谢。好好生活。”

我拿着那个鲁-班锁，坐在阳光下，笑了。

我知道，那个叫林远的木匠，也终于从他的过去里，走了出来。

而我，王诚，一个当了十八年警卫员的退伍兵，也终于找到了属于我自己的，那片最真实的人间。

来源：屿枫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