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30块钱，在东莞的夏夜能买到什么？可能是一份快餐，也可能是一场足以毁掉人生的灾难，和一个明知自己是“移动传染源”却蓄意为之的灵魂。

30块钱，在东莞的夏夜能买到什么？可能是一份快餐，也可能是一场足以毁掉人生的灾难，和一个明知自己是“移动传染源”却蓄意为之的灵魂。

“失联”的六年

2018年，广东女子王某的人生被一份HIV检测报告劈成了两半。

阳性。

医生当着她的面，逐字逐句解释了《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健康管理告知书》上的每一个字。传播途径、防护义务、法律责任……她都听得清清楚楚，最后，亲手签下了自己的名字。

那一刻，她不仅是一名患者，更成了一位对公共健康负有特殊责任的公民。

按规定，她应该定期复诊，接受抗病毒治疗。这不仅是为了她自己的命，更是为了让体内的病毒载量降低，大大减少传染给他人的风险。这是一条科学的、免费的、能让她几乎像正常人一样生活的路。

但她选择了另一条路消失。

从2019年起，她就再也没有出现在疾控中心的记录里。电话停机，住址人去楼空。整整六年，她就像一颗从监控网络里脱轨的卫星，带着致命的病毒，在茫茫人海中隐秘穿行。

这六年里，她没有接受任何规范治疗。这意味着她体内的病毒在疯狂复制，她的免疫系统在节节败退，而她对他人，尤其是在性接触中，传染风险被推到了一个极高的水平。她把自己活成了一个行走的、无人知晓的隐患。

而这个隐患，最终在一个湿热的夏夜，以30元的价格，引爆了。

30元的交易，与被拒绝的安全套

东莞，深夜的小巷。

黏腻的空气、斑驳的灯影，王某穿着洗得发白的碎花连衣裙，坐在石墩上，眼神在过往的行人中搜寻。

夜班结束的陆某，带着一身疲惫路过。四目相对，她主动上前，沙哑地问：“要不要休息一下？30块就行。”

30块。

陆某心存侥幸，点头了。

他被带进一间十平米的出租屋，空气里混杂着汗味、霉味和廉价清新剂的味道。就在这张铺着褪色床单的木板床上，陆某曾随口问了一句：“要不要用套”。

这是他自我保护的最后一次机会，也是王某良知被拷问的最后一刻。

王某的回答是：“麻烦”、“不会有事”。

她当然知道会有事。她比世界上任何人都清楚，自己未经治疗的身体，对于一个毫无防备的陌生人来说，意味着多大的风险。但她选择了隐瞒和搪塞。

为了30块钱。

就在这笔肮脏的交易发生时，门外传来了警察的声音。东莞警方的夏夜治安巡查，撞破了这间屋子里的罪恶。

警察破门而入时，现场没有发现任何安全套。一切都和预想的一样，又比预想的更令人心寒。

一份冰冷的检测报告

派出所里，当民警拿出王某2018年的确诊记录时，她一直紧绷的否认，瞬间崩塌了。

疾控人员为她抽血时，她的手紧紧握成拳，指尖因为用力而泛白。

两小时后，检测结果出来了。

HIV-1抗体阳性，病毒载量高达5.2×10^4 copies/mL。

我来给大家翻译一下这个数字的恐怖之处。通常，接受规范治疗的感染者，病毒载量可以低到检测不出的水平，传染性极低。而王某体内的病毒载量，是一个天文数字，这个数字，冰冷地宣告了她极强的传染能力。

另一边，是几乎崩溃的陆某。他在等待自己初筛结果的48小时里，一遍遍地刷着手机，查询艾滋病的所有信息。那个“窗口期”的提醒，像一把达摩克利斯之剑，将悬在他的头顶，悬上好几个月。

他的一时糊涂，换来的是可能伴随一生的恐惧。

而这一切的始作俑者，王某，面对铁证，终于要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代价了。

法律的底线，没有“如果”

法庭上，王某的律师试图以“家庭经济困难”为由，博取同情。

这个理由听起来似乎有点道理，但被公诉人的一番话驳斥得体无完肤。

公诉人指出，我国对艾滋病感染者有“四免一关怀”政策。免费抗病毒治疗、免费咨询检测……国家早就为这个群体铺好了路。王某在六年里，从未向任何部门求助过。

她不是走投无路，她是选择了那条最错的路。

贫穷，绝不能成为漠视他人生命健康的通行证。

最终，法院判决王某犯传播性病罪，处有期徒刑十个月，罚金2000元。

这个判决告诉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事实：传播性病罪的成立，并不需要“已经造成他人感染”的既定后果。只要你明知自己有严重性病，还进行卖淫嫖娼等行为，就已经构成了犯罪。法律惩罚的，正是这种置他人于高度危险之中的恶意。

这起案件，与其说是审判王某，不如说是对社会上所有心存侥幸者的一次公开警告。

它像一面镜子，照出了人性深处的自私与冷漠，也照出了我们公共卫生管理体系中可能存在的漏洞。王某的“失联”六年，提醒着我们，对于这类特殊人群的管理，必须更精细、更人性化，也更具强制性。

而对于每一个普通人来说，这更是最直白的一次警示教育。洁身自好，永远是保护自己最坚固的铠甲。千万别为了一时的冲动和侥幸，去赌一个你根本输不起的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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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小琴爱说说娱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