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瓜达卢佩·内特尔有现实主义小说家的笔触和口吻，简练有如新闻写作，然而这是表面现象。以我们摘取的这篇《垃圾堆决战》举例：被失职父母寄养在中产阶级姨妈家的11岁小男孩，在半夜吃零食的时候发现了一只蟑螂，从此蟑螂在姨妈家繁荣昌盛，成为难言之患。在种种措施之后，姨妈上
瓜达卢佩·内特尔有现实主义小说家的笔触和口吻，简练有如新闻写作，然而这是表面现象。以我们摘取的这篇《垃圾堆决战》举例：被失职父母寄养在中产阶级姨妈家的11岁小男孩，在半夜吃零食的时候发现了一只蟑螂，从此蟑螂在姨妈家繁荣昌盛，成为难言之患。在种种措施之后，姨妈上了杀手锏：让全家人成为没有天敌的蟑螂的天敌。姨妈家的蟑螂宴就这样开始了……
有许多人分析这篇小说的隐喻，比如小男孩被视为蟑螂一样格格不入的入侵物，或者说小男孩在从生活习惯到价值观完全不同的姨妈家就像蟑螂一样孤独。总的来说，瓜达卢佩的妙处（如果你恰好欣赏这一点的话）在于每一篇小说都有一个“膈应”你的地方，这一篇里的吃蟑螂，下一篇女人出轨后染上的真菌……她的小说都有点怪怪的，阴阴的。
如果要说有什么可挑剔之处，那就是这部全部以动物作借喻的小说集有那么一点过于工整——她的另一本《真正的孤独》也是——会让你想起创意写作班，你会希望她更洒脱一些，不过，也有可能，她把力气用在了出其不意上，那些带着萨满氛围的隐喻，说白了，都是人性的幽暗难言之处。
顺便一提，装帧设计非常美，加分。
我们把其中一篇发布如下：
垃圾堆决战
我在墨西哥山谷大学担任生物学教授已有十余年，主攻昆虫学研究。几位同行曾向我指出，每当我走进实验室或教室时，我几乎总喜欢待在角落里；同样，当我走在街上时，靠近墙壁也会让我更有安全感。虽然我不知该作何解释，但我认为，这个习惯是我内心深处某种特质的衍生外显。我很早便对昆虫产生了兴趣：在童年过渡至青春期，大约十一岁的时候。那时我父母刚刚离婚，但由于二者的心理状况都不足以支撑他们为共同犯下的错误承担责任，所以他俩决定把我寄养在母亲的姐姐家。
姨妈克劳汀确实成功组建了一个模范家庭：她的两个儿子都是遵守纪律、言谈得体、出类拔萃的优等生。我非常熟悉他们的房子，正如我父亲所说，它位于一个崇洋仿美1的中产阶级住宅区，与我出生并度过了漫长十一年的地方有着天壤之 别。我家和姨妈家在各个方面都截然不同。我们住在罗马区内一处破败不堪的地方，其中一类住房现在被称为 Loft 公寓（当时名曰“ 艺术家工作室”），但因其厚重的窗帘（且基本都是印度布料）几乎完全阻挡了阳光，所以实际上更像是影棚暗房：我母亲时常受到偏头痛的困扰，无法忍受长时间暴露在光线下。
然而，姨妈家有好几扇巨大的落地窗，以及一座花园，我的表兄甚至可以在那里打乒乓球。当我们仨还在家中轮流打扫卫生时（然而没有一个人严格履行这项义务），姨妈和姨父已经聘用了一个和善、寡言的用人，她和母亲一起住在顶楼的房间：伊莎贝尔和克莱门茜亚⸺这是她们的名字。在姨妈家安顿下来后，这两个女人教会我的，比我整个学年收获的东西还要多。这不足为奇，因为我父母的冲突和争吵已令我的身心千疮百孔：任何对我的最低生存需求无关紧要的信息，例如小数除法或禾本科单子叶植物，都会掠过我那伤痕累累的大脑，从回路缝隙间溜走，最终不可避免地被永远遗忘。
我对父母的付出心存感激：在那个一月的早晨，他们难得一起前往姨妈和姨父家，但最后没留下喝一杯就匆匆离开了⸺ 虽然他们向来不会拒绝此类邀约。他们将我的两个行李箱留在玄关 后便就此告别了。头天晚上，父亲跟我解释说，他俩在各种事情上的观点都完全不同，包括我的教育。他还向我保证，问题迟早会解决的，到时候我可以选择搬去与他们其中一人同住，然后再和另外一人共度假期，就像所有离异家庭的小孩那样⸺我在学校里观察这个群体已经有段时间了，在我眼中，他们就像内战受害者般吸引着我的注意。那天晚上，母亲则一言不发。
我记得她在地毯上抱膝而坐，托住下巴⸺那是她最喜欢的姿势。在开车送我去姨妈家的路上，我父母没有再做出更多解释。他们向姨妈和姨父打了招呼，却并未直视他们的双眼，然后当面要求我好好表现，并且凡事服从他们。之后，父母没有提及来接我的日期，也没有说下一次来看我的时间，就钻进车里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克劳汀姨妈牵起我的手，将我带到顶楼一个脏乱、逼仄的房间，它位于厨房与伊莎贝尔母女居住的用人房之间⸺从那一刻起，这便是我的卧室了。姨妈低声向我道歉，说她不得已才将我安置在这间陋室，我的到来实在令人措手不及，她也没有其他空余的房间来接待我了。但实际上，那个房间并非如此不堪。我一向是个善于观察的 孩子，了解住在井井有条的房子里的好处。这是我第一次拥有自己的房间，因为在我父母的公寓里，各个区域之间仅用屏风或纸帘隔开。一个人的时候，我关上门，拉上窗帘；我把床挪了挪，把衣服从行李箱里拿出来，放进斗柜的抽屉里，就像搬家一样。
帮我打包行李时，母亲向我保证，不会让我在姨妈家寄宿太久，因此我不必带走所有个人物品。“也许你父亲跟我最终会和解的。”我记得她 这样说道，带着一贯的犹豫口吻。然而，我更倾向于将这一改变视为定局。那天下午，比我略微年长的两个表兄上楼来和我打招呼，表现出一种可疑的友善，而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他们再也没有展现出这一面。随后，他们便回去忙自己的事了，直到晚餐时间才出现。当时正值一月，但天气已经不冷了。我记得那个周末就像一潭死水。令我惊讶的是，竟然还有没人争吵的地方⸺ 除了电视剧里的人物争吵的声音，通过用人房的窗户传到了我耳边。
我对克劳汀姨妈知之甚少，更不了解她的丈夫。她正是我母亲口中的“传统女性”：一位既不穿牛仔裤、肚皮舞裙， 也不吸大麻、不听英文歌的女士。她对世间大事置若罔闻，一心扑在家庭琐事和私人俱乐部的社交活动中。看着她，我不禁惊讶于她与我母亲是如此不同：据父亲说，母亲每天无法正确完成一项以上的活动。例如购物 或整理文件，而且她总是烧坏锅，让床单在洗衣机里烂掉，把钥匙忘在公寓锁孔里。简而言之，这是一场灾难，却是一场极其温柔的灾难，毋庸置疑，我对此仍然非常依恋。我记得的几次家庭聚会总是在克劳汀姨妈的家中举行。据妈妈说，大家不想来我们的公寓，因为这会让他们感到恶心。当我到达时，姨妈和姨父的迎接中夹杂着对我父母处境的惋惜，以及对他们抚养我的方式的担忧。
我姨妈是一个务实的女人，为了让自己的生活方便，那年她决定为我转学。我不会继续在自己的街区上小学，而是和我的表兄一起去美式私立学校。如同我新的人生那样，学院也分为不同的等级。包括我表兄在内的大多数金发学生都就读于学院的美国部，我则去了墨西哥部⸺一个更便宜且用西班牙语授课的学部，教室也不在顶楼，而是位于底层，也就是建筑物最暗的地方。每天早上，校车都会来接我们，我的两个表兄总是会占据后排座位，并骚扰我的同学们以消磨时间。
的确如此⸺正如几个月后克劳汀姨妈在电话里向我父亲确认的那样⸺我并没有做出任何努力去融入。我本可以更多地参与家庭谈话，或者更频繁地出现在我其他亲戚也会出席的周日晚宴上；我本可以要求加入周六早上表兄会去的俱乐部；我本可以拓宽圈子⸺不说和两个表兄都成为朋友，但至少和其中一个建立友谊；我本可以不厌其烦地找出他俩哪一个更为友善。相反，我几乎总是将自己关在房间里，目不转睛地盯着天花板的裂缝，聚精会神地听着用人向她母亲八卦自己的雇主。
我的房间等级介于用人和家庭成员的规格之间，这也准确地反映了我在这片宇宙中的地位。
尽管从未有人直白地表达过，但在用餐时，我意识到自己的行为举止和餐桌仪态招致了大家的不 悦。姨妈不住地责备我表兄，尤其是年纪较小的那个，制止他们一边吃饭一边讲话，以及将胳膊肘倚在桌布上。然而，她却从未对我要求过什么，这也激发了两个表兄对我的敌意。正是出于这个原因，我开始在其他时间段吃饭。放学到家后，我便回到楼上的房间做作业，然后赶在伊莎贝尔将残羹剩饭放进冰箱之前，折返至楼下的厨房。同样地，我也会等到每个人都离开餐厅才去吃晚餐，虽然有时我很难抗拒飘到顶楼的饭菜香味。
所有人都离桌后，我会开灯为自己准备一份三明治，然后喝下伊莎贝尔为我留在炉边的那杯巧克力。我独自进食，仿佛平行时空中的一个幽灵，无人上前打扰。我喜欢那几个小时的寂静与安宁。有时，当我大声喝着热饮时，会发现伊莎贝尔留下的一些东西：一份购物清单、一本福音教会宣传册、一部追剧指南。我看着那些文件，以及那姑娘笨拙的笔迹和她犹豫不决的拼写，觉得非常有趣。吃过晚饭，我会清洗餐具，然后上楼去用人浴室洗漱⸺伊莎贝尔和她母亲使用过后，整个空间总是氤氲缭绕，弥漫着水蒸气和妮维雅霜膏的香气。
周六的时候，我的两个表兄会去俱乐部打网球，而我则陪伊莎贝尔去拉梅塞德市场进行一周的采购。我们通常搭乘一辆公交车，到离家几个街区的地方，然后换乘另外一辆，继续沿着贝尔蒂斯大道行驶。拉梅塞德市场比我之前一直光顾 的小超市有趣得多，后者跟我父母的公寓在同一条街上。与伊莎贝尔一同外出时，我最喜欢的部分就是搭乘公交穿越城市，并观察同行的乘客。各个年龄段、社会阶层迥异的人在同一车厢内摇晃、碰撞。乞者的身影也随处可见，类型繁多：从跛足的孩童，到面容庄重、衣着体面的主妇，无不在其中。我曾亲眼看见一名武装小丑实施抢 劫，他挟持了司机，并威胁我们把值钱物品都放进了他同伙的包里。伊莎贝尔也喜欢去购物。一出家门，她的心情就会变好，并且和我谈论沿途的一切。她还会乐不可支地与卖家讨价还价。
毫无疑问，在那所房子里生活的所有人中，克莱门茜亚无疑是最谨慎的，甚至比我还要拘谨。她不跟任何人交谈，并尽可能躲着家庭成员，如果在用人楼梯上偶遇我的某个表兄，也从不与他说话。只有在夜间，我才能听见她和女儿在房间里窃窃私语。然而有时，特别是当她注意到我愁容满面或忧心忡忡，并出于习惯在顶楼来回踱步时，她便递给我一支烟⸺平时她会瞒着伊莎贝尔，在距离煤气罐几步之遥的地方吞云吐雾。我从未接过她的烟，但当她点燃烟草时，我一直陪在她身旁。德里卡多斯牌无滤嘴卷烟的气味，让我想起我父母的公寓。
不知是因为伊莎贝尔厨艺精湛，还是由于厨房中的佳肴太多，或者只是临时准备的零食不够我吃，在姨妈家，我化身饕餮。我不再只是偶尔离开房间去吃点东西，而是在同一个晚上多次下楼，取一罐可口可乐、一包饼干、一杯果酱酸奶，无论几点。我清晰地记得那种自由的感觉，我怀疑开头谈到的靠墙行走的习惯就是从那时开始的。
有天凌晨，我走进厨房打算给自己倒一杯牛奶时，在橱柜旁发现了一只深棕色的巨大蟑螂。那只爬虫似乎也盯着我，在它眼中，我认出了自己感同身受的惊讶与不信任。紧接着，它便慌张地四处逃窜。它的紧张让我反胃，同时也让我产生了一种熟悉的感觉。或者说，正是这种熟悉感让我觉得厌恶？我不知该如何解释。我只是将玻璃杯留在桌上，随后惊恐地跑回房间，却迟迟无法入眠。有两件事令我困扰：我在一只可怜虫面前的懦弱行为，以及我将那杯牛奶留在了桌上。思考良久，我终于鼓足勇气再次下楼。我发现那只虫子还在地上。这次我不再感到恐惧，只觉得无比厌恶。我抬起脚，用拖鞋底将它踩在地砖上。
在一片寂静中，这嘎吱一响，显得格外洪亮刺耳。我正准备再次上楼，便听见几步之外克莱门茜亚带着不悦说道：
“如果你不将它拾起并毁尸灭迹，它的亲属会来找它的。”
老妇人轻轻弯下身子，亲手将蟑螂的遗骸捡起，并用餐巾纸将它裹上。她神情严肃，仿佛在举行一场葬礼。事后，她打开我们与邻居共用的后院大门，将它扔在了花坛中。
我们默不作声，只是上楼回到各自的房间。到达顶楼后，克莱门茜亚开始哀叹。
“怎么会这样呢？”她近乎自言自语，“现在，它们很可能会来入侵我们。”
我辗转反侧，几个小时里都在反复思考这件事。哪怕对一个十一岁的男孩来说，克莱门茜亚的话听起来也略显荒唐。彻夜难眠时，我问自己，如果克莱门茜亚真是对的，那接下来我们会面对什么？以及，蟑螂的家庭关系如何？它们在氏族中又拥有怎样的义务和权利？这个家族是一个无尽的整体，居住在整片大地上，还是说不同的分支之间也有差异呢？等我终于入睡，我梦见了它们的送葬仪式。我用脚踩死的那只蟑螂长眠于游行队伍中，那阵仗跟一位英雄或深受爱戴的诗人逝世时一样。我确信它们永远不会原谅我。
克莱门茜亚没有错。很快，蟑螂就入侵了克劳汀姨妈的房子。它们并未像维京海盗般蜂拥而至，企图征服这片土地，而是如游击队一般，在无人察觉时暗中占据了橱柜，最终攻陷了整个厨房。几天后，伊莎贝尔将这个消息告知了她的雇主。我当时就在她们身旁，得以看见了姨妈严肃且威严的苦笑。我始终无法释怀，因为蟑螂入侵是我造成的。我本以为姨妈会解雇伊莎贝尔，出乎意料的是，当她最终决定说些什么时，却是宣布了一个除虫计划。她们准备从最常规的杀虫剂开始，如果在接下来的七十二小时不见效，就打电话给熏蒸除虫员。伊莎贝尔无比赞同。她双腿并拢，身板笔直得像一名士兵。临走之前，克劳汀停在门口，让伊莎贝尔沏杯椴树花茶并送去她的床上。
“不要把这件事告诉任何人，”她说，“这应该成为你我之间的秘密。”
然而，姨妈并没有按照最初的计划行事。也许是为了维护尊严，或是怕在邻居面前丢脸，实际上熏蒸除虫员从未踏足她的房子。相反，在接下来的几周里，我们看见各种陷阱和杀虫剂遍布家中，以试图减轻虫灾的影响。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是一种黏胶：一些蟑螂落入圈套，留下一片甲壳，有时甚至是一条腿。遗憾的是，陷阱并没能杀死它们，也未让它们丧失生殖能力。蟑螂们身残志坚，继续疯狂地繁殖，占领了橱柜和所有存放香料的架子。
姨妈负责出谋划策，伊莎贝尔则扮演着执行者的角色，她把此次蟑螂事故当成个人事务，也是一个期待已久的对这个家庭表忠心的机会。对伊莎贝尔的共情使我选择与她并肩作战。每天晚上，我协助她在房子的犄角旮旯喷洒一种白色、无味的产品，理论上可以赶走昆虫。然而，这种新物质的唯一功效就是毒死了一只老鼠，但它的死活对我们来说无关紧要。
克劳汀姨妈更倾向于使用气溶胶。儿子和丈夫都不在家时，她便戴着口罩、拿着管子出现在走廊里，威武的姿态仿佛是持有大口径武器的士兵。喷洒气溶胶的声音传到我的房间，让我直冒冷汗。伊莎贝尔和姨妈不再谈论任何其他事情，仿佛思绪已完全被蟑螂占据。我的两个表兄则从未提及过这个话题。我多次问过，究竟是克劳汀坚持对他们闭口不提此事，还是他们自己更愿意装作不知。我怀疑他们心知肚明，但由于害怕母亲的神经质，或者纯粹出于冷漠，宁愿装作毫不知情。直到姨妈公开谈论这件事，并加倍采取预防措施，他们才敢发表看法。
“重要的是，”克劳汀告诉我们，“吃东西时要更加注意。禁止将脏盘子留在客厅或观影室。我不想看到地板上有任何面包屑。”
我的表兄认真执行了母亲要求的卫生措施，我也照做了，自己都对此感到诧异。以前在校园里看到蜘蛛或甲虫时，我的反应从容而淡定。但现在我将这些虫子视为关乎生死的大事。很快，我的表兄也受到了感染。每当浴室或某个房间的地毯上有蟑螂出没时，全家人，包括伊莎贝尔和我，都会齐心协力消灭它。这不再是社会阶级的问题，而是真正的物种战争。这些虫子不仅侵入了抽屉和橱柜，还侵入了我们的每一根神经。任何有过类似遭遇的人都知道，我并没有夸大其词：蟑螂最终几乎总会变为梦魇。
克莱门茜亚是唯一没有卷入这场风波的人。她的态度出乎我的意料⸺ 尤其是在第一天晚上她脾气爆发之后。很明显，她对我们的敌人十分了解，然而她什么也没透露。她唯一做的就是不时讽刺我们用力过猛。
“这就是有钱人的德行，”她说，“他们总是因为这样的小事而苦恼。看看他们，就好像真的大难临头了。”
她忘了，攻击虫子的“ 主力”之一，便是她自己的女儿。
正如那晚提到的，蟑螂有自己的规章法则，至少在葬礼中是。我告诉自己，更系统地观察它们的行为尤为重要，从中就能找出消灭它们的方法。
然而，敌人似乎并没有被我们的攻击吓倒。蟑螂在房子里横行霸道，厚颜无耻，近乎傲慢。也许是因为，至少在数量上，它们远胜于我们，又或许是因为，与人类不同，它们不惧死亡。最让我害怕的正是这一点，而不是它们甲壳的颜色或丑陋、紧张的脚。有件事是肯定的：如果我们不驱逐它们，它们就会这样对待我们。
一个星期六的早上，我和伊莎贝尔坐在厨房里聊天。我们把面包放进微波炉中解冻。当她向我解释新型杀虫剂的好处时，我们听到微波炉里传来异常的噼啪声。我们打开炉门，发现有三只蟑螂的尸体躺在面包标签上。显然，微波炉的顶部⸺我们很少使用的地方，是蟑螂的主要据点之一。这一幕让我震惊：我们已经尝试了一切方法，处境却丝毫没有改变。伊莎贝尔却表现得异常冷静。
“别担心，”她用安抚的语气告诉我，“我们终会赢得这场战役……”
那一周，伊莎贝尔停用了杀虫剂。她始终保持着最近寻得的冷静，开始捕捉虫子，并将它们 放进一个空的酸奶瓶里。接下来的那个星期六，姨妈没有乘公交车，而是开车陪我们去了拉梅塞德市场。我们像往常一样购物，但这次，在离开之前，伊莎贝尔将我和克劳汀带到了一个我之前从未去过的交易厅。这个大厅里的摊位不带卷闸 门，也没有其他库棚中的那种展台。在这里，商贩们把商品直接摆放在地上。只需要一条床单或一张垫子就足够展示他们的货物。有些人卖草药，有些人卖小堆的野果，像是枇杷或李子⸺显然是他们自己采摘的。还有些人卖篮子。在一众简 陋的摊位中，其中一个尤其吸引了我的注意。那里站着一个面容美丽、皮肤黝黑的女孩，她正在帮母亲卖昆虫。
“ 她们卖的是什么？”我难以置信地问伊莎贝尔。
“ 是食用蝽，”那个女孩回答，声音甜美得让我当场脸红，“你要尝尝吗？”
我惊讶地看着眼前的情景。那个女孩卖的是一些圆滚滚、活蹦乱跳的虫子，它们被装在纸筒里，买家就在现场加点柠檬和盐，直接吃掉，根本不用费心烹饪。
“快点，等什么呢？”在姨妈带着笑意的注视下，伊莎贝尔责备我道，“你难道要拒绝这个小天使吗？她给你免费品尝呢！”
我伸出手，那女孩把盛满食用蝽的小纸筒放在我手里，并亲自为我加了调料。
尽管姨妈常说我父母行为古怪，但我从来没吃过昆虫，连蚱蜢也没有。就在我犹豫要不要尝试的时候，其中一只虫子跳了出来，开始沿着我的前臂往上爬。我再也忍不住了，猛地把那个纸筒扔到地上，转身就跑。伊莎贝尔在分界门处找到了我，那里隔着库棚和我们常去的水果市场。
那个大厅里售卖的可不只有食用蝽，还有蜜蜂（那天早上我才知道，蜂毒可以用来消肿和退烧）、紫色的蟋蟀、玉米虫、水生昆虫卵，以及一种名为奇卡塔纳的巨型蚂蚁。据我工作的大学学院统计，我国记录在案的可食用昆虫多达五百零七种。
“瞧，吃昆虫没什么不好吧？”伊莎贝尔对我姨妈说，后者仍以一种沉思的态度观察着一切，“我向您保证，夫人。如果我们开始吃蟑螂，它们都会吓得逃之夭夭。”
“ 可是，我们要怎么说服我丈夫和孩子去吃呢？”克劳汀问道，这让我感到惊讶。
“我们先不告诉他们，悄悄给他们吃。等他们习惯了，再向他们解释清楚。要不然，就带他们到这里来，让他们亲眼看看。”
星期一放学回家后，我明白姨妈已经下定了决心。午饭时间，伊莎贝尔端上了生菜沙拉和面包糠炸小鱼。为了方便调味，她拿来了几种辣酱、盐和几片柠檬。我从厨房里看到，亲人们跟以往一样狼吞虎咽地吃着这道新菜。我姨妈也吃了一些，但吃得不多，只是勉强下咽，脸上带着殉道者般的神情，完全沉浸在她的献祭仪式中。我一口都没吃。第二天，他们端上了中式炒菜，到了星期三，则是用干辣椒酱调味而成的各种蘑菇。整整一周，伊莎贝尔都在不断创新美食。几天之后，无缘无故地，我们食品储藏室里的蟑螂数量减少了。姨妈很高兴，打电话给她的两个儿子解释新的情况。
“先别告诉你们的爸爸，”她叮嘱说，“我觉得他还没准备好。”
一开始，我的表兄对此非常反感。那天下午，年纪较小的表兄甚至吐了出来，接下来的几天都拒绝吃饭。然而，很快全家都抛开了偏见，开始痛快地主宰蟑螂的生杀大权。我们对蟑螂的厌恶如此之深，以至于想出了各种折磨它们的办法。家里最受欢迎的一道菜，是伊莎贝尔当众制作的“ 酸橘汁腌蟑螂”。她先像处理蚱蜢那样，用芳香草料让这些可怜虫禁食，清理干净之后，再把它们泡在柠檬汁中腌制数小时。现在我知道，很多人会对蟑螂过敏。
光是它们的存在就会引发眼睑水肿和持续流泪，有时甚至会诱发哮喘。不过，也许是因为伊莎贝尔料理得十分细致，我们家没有人出现这样的反应。吃蟑螂不仅帮我们彻底消灭了虫害，还增进了家庭成员之间的感情。我重新开始和大家一起按时吃饭，变得更加注意用餐礼仪，而我的表兄也不再因为我的不雅仪态而孤立我。没什么比一个家庭秘密更能促进成员间的团结了。
克莱门茜亚是唯一没有参与这些“盛宴”的人。如果说她以前就和我们保持距离，那么她在饮食上的忌口更是彻底将她孤立了。一天晚上，我被一阵低声的交谈吵醒了。伊莎贝尔和她母亲正在房间里激烈地争论着。我穿上拖鞋走过去，打算在门外偷听。
“这或许是个办法，但你没有权利这么做。你这样太不公平了。”老妇人几乎带着哭腔。
我对克莱门茜亚足够了解，知道她根本不在乎这屋子里的其他人吃什么。让我难以置信的是，她居然会为蟑螂辩护。然而，伊莎贝尔显然没有意识到她母亲站在哪一边，还是一遍又一遍地坚持说，这是消灭它们的唯一办法。我曾在电视上看过昆虫之间是如何互相残杀的。消灭一个物种 的最佳方式，就是让另一个物种吃掉它。伊莎贝尔是对的，事实证明她的方法确实有效。
几天后，当我陪她抽德里卡多斯牌无滤嘴卷烟时，克莱门茜亚满脸钦佩地告诉我有关蟑螂的事情。
“ 这些动物是地球上最早的居民，即便明天是世界末日，它们也会生存下来。它们是我们祖先的记忆。它们是我们的祖母，也是我们的子孙。你知道吃它们意味着什么吗？”
克莱门茜亚问这个问题时并不是在开玩笑。对她来说，亲缘关系的问题显然是个无法忽视的重点。我回答说，伊莎贝尔和我并没有想要灭绝这个物种，我们只是想把它们从家里赶走。
“而且，吃昆虫也没什么不好，”我借用伊莎贝尔的话说道，“市场上也有卖的。”
克莱门茜亚沉默了片刻，在这期间，她用一种充满指责和怨恨的目光看着我。
“除了你们，没有人会去吃蟑螂。但我们在这世上所做的一切，终究都是要付出代价的。以后别为自己的坏运气感到奇怪。”
我回到自己的房间，因这个老妇人的威胁而感到恐惧。因为我以前见过她那些听起来荒诞的话真的变成了现实。
星期五上午，姨妈到学校接我回家。我问是不是发生了什么不好的事，但她只是摇了摇头。我看她一脸严肃，也不敢再多问。我们一路无言地开车回家。在玄关，我认出了母亲的大衣。从客厅深处传来一股她特有的深色香烟的气味。我惊讶于她穿得光鲜亮丽。在这个住宅区的几个月里，我已经习惯了中产阶级的衣着配色和他们一尘不染的家具。
母亲比以前消瘦了许多，紧张地坐在沙发一角。她违反了家里的规则（即使她对这些规则心 知肚明），一根接一根地抽着烟，用力地吸着，仿佛想在进入肺部的烟雾中找到直视我眼睛的勇气。她并不是来找我的。她更感兴趣的似乎是我表现得好不好，有没有履行家里和学校的义务，以及姨妈是否愿意继续收留我。她提到了一个什么银行账户，说那可以用来支付她的开销或者我的开销。我没太明白。但我很清楚地感受到了她的恐惧。一如她一贯务实的性格，姨妈道出了她妹妹无法言明的解释。
“你母亲决定去一家诊所住院治疗，”她对我说，“我们都同意这个决定，而且会支持她。”
没等我回答，克劳汀就离开了客厅，让我们母子独处。母亲依然沉默地颤抖着。我小心翼翼地走近沙发，拥抱了她。就在那一刻，我所有的疑虑都消失了：无论我多么适应这个新家庭，我终究是属于她的，我也希望和她一起生活。我用极低的声音，像在诉说秘密一样，向她讲述我的两个表兄，说和他们一起坐校车有多么糟糕。我尽可能夸大了生活中的各种难处，只为让她把我带走⸺无论是带到她的公寓、诊所，还是别的什么地方。我承诺会照顾她，而她唯一的回应是带着焦油气息的温热呼吸。几分钟后，我姨妈回到客厅，将她带走了。
我记得，那天晚上下了一场很久的倾盆大雨。
伊莎贝尔和克莱门茜亚敲了好几次我的房门。一把伞的剪影映在我的一扇窗户上。我并不是不想见她们，也不是不想和她们说话，只是没有力气从床上爬起来去开门。那一刻，唯一陪伴我的，是一只非常小的蟑螂，它整夜停留在角落的床头柜旁。那只无依无靠的蟑螂，大概也感到害怕，不知道该去往何处。
来源：正面精选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