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李宗仁、白崇禧看来，与其向中共“投降”，还不如同蒋介石妥协。于是，第二天即4月17日，在征得李宗仁、白崇禧同意后，何应钦即派张群携带《国内和平协定》飞赴溪口向蒋介石请示，共谋对策。蒋介石看罢，拍案大骂：“文白无能，丧权辱国！”

在李宗仁、白崇禧看来，与其向中共“投降”，还不如同蒋介石妥协。于是，第二天即4月17日，在征得李宗仁、白崇禧同意后，何应钦即派张群携带《国内和平协定》飞赴溪口向蒋介石请示，共谋对策。蒋介石看罢，拍案大骂：“文白无能，丧权辱国！”

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共匪对政府代表所提修正条件二十四条款，真是无条件的投降处分之条件。其前文叙述战争责任问题数条，更不堪言状矣。黄绍竑、邵力子等居然接受转达，是诚无耻至极者之所为，可痛！余主张一方面速提对案交共匪，一方面拒绝其条件，同时全文宣布，以明是非与战争责任之所在。”

4月19日，在国民党和谈指导委员会会议上，张群、居正、朱家骅、徐永昌、童冠贤、吴忠信、吴铁城根据“在溪口与蒋总统研究和平问题所获之结论”，反对接受和平协定。张群称“应根据中央常会与立法院及张文白临行前曾请示总裁之原则，另拟草案提出”。《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对当前和谈声明》强调李宗仁无权签字：“今日李代总统与何院长，对国家所负之任务实基于中华民国之宪法，而其对本党所负之任务则为执行本党之决议。”

4月20日深夜，直到中共所规定的最后签字时刻到来之际，李宗仁、何应钦才致电南京代表团，称：“综观中共所提之协定全文，其基本精神所在，不啻为征服者对被征服者之处置。以解除兄弟阋墙之争端者，竟甚于敌国受降之形式，且复限期答复，形同最后通牒，则又视和谈之开端，为战争之前夕。政府方面纵令甘心屈辱予以签署，窃恐畏于此种狭隘与威压作用，刺激士气民心，同深悲愤。不特各项条款，非政府之能力所能保证执行，而由此引起之恶劣影响与后果，亦决非政府能力所能挽救。希望中共方面，确认人民利益高于一切之原则，对此项协定之基本精神与内容，重新予以考虑。”

“虽然政府在联合政府成立之前继续负责国家行政事务，但是仅能惟中共军事总部之命是从。关于政协，政府只能在中共认为推行和平协定‘满意’的情况下加入；加入联合政府，也须取决于中共的推荐。”

然而，等到南京代表团接到李宗仁的电报，并将此电抄送给中共，请其“再加考虑”时，毛泽东、朱德已发布了《向全国进军的命令》，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已经开始渡江。至此，国共北平和谈正式宣告破裂。

此次国共和谈的结果，是在意料之中的。因为双方所定的和谈目标实在相距太远，根本无法进行调和折中。中共将和谈方针定为“北平方式”，实际是要南京政府“投降”。李宗仁、白崇禧虽与蒋介石不同，确有谋和诚意，但绝非准备投降，而是希望通过和谈，与中共实现“划江而治”，并取蒋介石而代之。由此可见，双方目标南辕北辙，和谈如能成功才是奇迹呢！

北平和谈破裂后，按照毛泽东的指示，周恩来诚恳地挽留张治中等人留在北平。

21日深夜12时，张治中接到李宗仁的电报，要求他将代表团起飞回南京的时间确定一下。

周恩来得到南京和谈代表团将于24日回南京的消息后，立即与李立三、林伯渠驱车直奔六国饭店。

代表团成员担心回去后国民政府会“秋后算账”，表示愿意留在北平，可是张治中却认为：“代表团是南京政府派来和谈的，和谈既然决裂,理应回去复命。大家行动完全可以自由决定，但我是首席代表，不能不回去复命。”

周恩来与张治中也算是多年的挚友了，知道他的想法，赶忙劝阻道：“现在，你无论是回南京、上海或广州，国民党的特务都不会放过你。‘西安事变’，我们已经对不起一位姓张的朋友了，今天再不能对不起你这位姓张的朋友了！我看，你这个人还是封建，你为什么只对某些人存幻想，而不为中国革命、中国人民着想呢？你留下来，对尚未解放地区的起义，特别是新疆的和平解放是有作用的。至于嫂夫人和家里人，由我安排，尽管放心。”

23日，从上海起飞的接和谈代表的专机飞到了北平上空，请求降落。周恩来亲自指示机场指挥台回话：“飞机跑道正在修理，无法停机，过两天后再来。”飞机在北平上空盘旋几圈过后只好返回。

此时，在周恩来的指示和亲自安排下，中共南京和上海地下组织马上行动起来，与张治中家属取得联系，尽快安排将他们接到北平。

中共地下党员沈世酉，公开身份为国民政府国防部参谋。当时张治中夫人洪希厚、小女儿张素久，张治中弟弟张文心的夫人郑淑华、儿子张一伟都在南京。沈世酉接到指示后，立即找到正在南京师大附中教室里上课的张素久和张一伟，再接上洪希厚和郑淑华，把他们一起送到了南京火车站。这时的火车站早已人山人海，沈世酉就把他们一个个从车窗里塞进车厢，送上开往上海的火车。

张治中长子张一真钱妩夫妇、三女儿张素初和小儿子张一纯此时都在上海。洪希厚一行到达上海后，马上与这里的家人会合。24日一早天还没亮，一行9人就赶往机场，由于走得匆忙，每人只带了随身换洗衣服，并无其他行李。由于种种原因，张治中的长子张一真夫妇选择留在了上海，没有同机飞往北平，后来他们去了台湾

上海方面负责人、中共地下党员邓世章的公开身份是中央航空公司营业部主任。到达机场后，起初洪希厚等聚在一起很是显眼，邓世章的夫人就说道：“你们几个在一起目标太大，先分散到各个角落，等飞机快起飞时，你们再一起上飞机。”

邓世章的夫人叮嘱她们遇到熟人要少说话，一旦有人问起，就说到兰州或者说接兰州来的客人。因为张治中曾在兰州任职多年，这样说可以减少许多麻烦。没曾想，张治中的夫人还真的遇到了一个熟人，这人是时任国民政府交通部长的俞飞鹏。俞飞鹏见到张治中的夫人，就关切地询问道：“张夫人，你们这是去到哪里？”

张夫人按照事先的安排回答道：“接兰州来的客人”。

“今天没有兰州来的飞机了。”

“飞机场说有的，怎么就没有了呢？”

“我是交通部长，我还不知道？！兰州来的飞机早就走了！”

俞飞鹏因有急事，打完招呼就急着走了，并没有深究。

邓世章为此捏了一把冷汗。怕被特务发现，安排其他几个地下党员把机场的特务都支去吃饭，还把他们灌醉。第二天清晨，等他们酒醒了的时候，洪希厚乘坐的飞机已经飞走了。

上海市警察局长，京沪杭警备总司令部二处（情报处） 处长毛森得知后，急忙向汤恩伯报告道：“接代表团的飞机走了，张治中一家也跟着去了。汤司令，赶快派飞机去追吧！”

汤恩伯大骂道：“饭桶，这么多人，连一架飞机都看不住，都飞走了，还追什么？！”

实际上，当时派战斗机去拦截是可以办得到的，因为在北方的青岛等地还有国军的飞机场。汤恩伯之所以不愿意这么做，可能因为他与张治中一家一直关系不错。他早年与张文心同在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学习，两人交往颇深。张治中对汤恩伯又有所提携，所以汤恩伯对张治中十分尊重，尊称洪希厚为师母。

洪希厚一行有惊无险地登上飞机并顺利起飞。飞机上也有一位地下党员负责她们的安全，他担心国军派飞机追来，一个劲催促驾驶员快飞。经过一个多小时的飞行，张治中家属搭乘的飞机降落在由共产党控制的青岛城外机场。民盟领导人沈钧儒、华北人民政府主席董必武在这里登机，一同前往北平。

毛森受到汤恩伯一阵痛骂之后，还是派了飞机去追。但是由于当时青岛有两个机场，一个是由国军控制的城内机场，一个是共产党控制的城外机场，接代表团的飞机降落在了城外机场，而前去追击的飞机却降落在了国军控制的青岛城内机场，刚好错开。

4月25日，周恩来又来到张治中的住处，愉快地说道：“文白兄，我们一起去接一位客人吧！”

张治中问道：“什么客人，我认识吗？”

周恩来笑了笑，说道：“你当然认识，而且是你最熟悉的人。”

张治中随周恩来来到机场，他万万没有想到，从飞机上走下来的竟是他的夫人洪希厚和孩子一纯、素素，以及弟弟张文心的夫人郑淑华和三个孩子。

张治中欣喜万分道：“恩来先生，你是真会留客啊！”

看到张治中跟家人团聚，周恩来认真地说道：“现在文白先生的家人安全了，我们也放心了。至于您是走是留，我们不会强求的。您如果选择离开，我马上给你们全家安排飞机……”

此时，张治中望着自己的家人，说道：“不要说了，恩来先生，我决定留下来了！”

张治中，原名本尧，字文白，1890年生于安徽巢县（今巢湖），1949年加入民革。1949年后，曾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西北行政委员会副主席，国防委员会副主席等职。民革第二届中央常委，第三、四届中央副主席。第一、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第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第一至四届全国政协常委，1969年4月6日在北京病逝。

4月24日，苏联各报刊登了毛泽东、朱德向全国进军的命令和新华社关于人民解放军渡江的报道，但未作评论。

5月2日，欧洲九国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机关刊物才发表社评指出：“中国人民解放军曾经力求以和平方法求得在中国树立民主制度，为此目的，中国共产党提出了八项条件，在这八项条件的基础上是会达到和平解决的”，然而“国民党反动分子企图利用和平谈判而得到喘息时机，以便做改编反革命力量的新企图”，“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和平条件，为国民党政府拒绝了”。

来源：外星人自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