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中国，99%的人知道延安，但99%的人不知道，在湖北丹江口的深水之下，曾藏着一座被誉为“鄂西北小延安”的传奇小镇，草店。

在中国，99%的人知道延安，但99%的人不知道，在湖北丹江口的深水之下，曾藏着一座被誉为“鄂西北小延安”的传奇小镇，草店。

1968年丹江口水库蓄水，草店这个地方永远沉入汉江之底，只留下一个码头的名字，和一段几乎被遗忘的热血记忆。

然而，1938年的冬天，这里却是另一番景象。

群英荟萃、歌声嘹亮、抗日旗帜高扬！

短短半年间，这个偏居武当山脚的山乡是鄂西北最耀眼的“红色之都”。

这一切，是如何发生的？又为何终结的呢？

武汉沦陷后，他们为何集体涌向这个山沟？

1938年10月，武汉失守，鄂西北岌岌可危。靠近前线的襄樊顶上了前线，面对日军的咄咄攻势，整个抗日战线急需一个更安全的“战略根据地”。

这时，草店进入了中共湖北省委的视野。

它地处武当山北麓，汉水南岸，背靠崇山峻岭，前有道教宫观群可作掩护，东连老河口、西通汉中，是天然的“进可攻、退可守”之地。更重要的是，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驻节襄樊，对中共抗日团体相对宽容，为“抗日力量”的聚集提供了宝贵空间。

于是，从1938年11月起，一支支由中共党员和进步青年组成的救亡团体，如潮水般涌入草店：

“乡促服务团”进驻武当小学；500多名难童和40多位教员组成的“战时儿童保育院”安家遇真宫；

五战区文化工作站在此设立，儿童剧团在古戏台上演活报剧；妇女救亡会组织姐妹结拜，绣慰问袋送往前线；甚至国民党77军副军长何基沣（中共秘密党员）也率部驻扎周府庵……

一时间，这个只有2000人的小镇，人口暴增，临时搭起的“草房街”“新马路”成了战时奇观。草店，俨然成了鄂西北的“小延安”。

很多人以为，这些团体只是搞搞宣传、办办识字班。其实不然，中共湖北省委的真正目标，是把草店打造成未来武当山抗日根据地的战略支点！

早在1938年6月，鄂北工委就在报告中明确提出：“均县武当山为我们游击根据地”，“可成为最大的游击区”。省委甚至计划：一旦襄樊失守，省委机关就迁往均县（草店所在），以武当山为依托，开展敌后游击战。

为此，中共在草店迅速建立了统一领导机构，均州中心县委书记赵石直接传达省委“以草店为中心，准备沦陷后建立抗日根据地”的指令。他们发展党员、培训骨干、发动群众，短短几个月，党员从几人发展到百余人，覆盖均县、郧阳、竹山等地。

草店，不只是一个避难所，更是一个正在孵化的红色战斗堡垒！

然而，历史没有给草店更多时间。

1939年1月，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召开，正式确立“溶共、防共、限共”方针。蒋介石派特务头子张元良进驻第五战区，草店很快开办了“特务训练班”。

李宗仁迫于压力，下令解散所有抗日救亡团体。特务开始监视、抓捕共产党人。1939年4月，保育院被迫迁往重庆；春夏之交，“乡促”“战教会”“文化站”相继停摆。

1939年6月1日，交通员王述宏被捕，宣告着“草店红色根据地”就此落幕。

更致命的是，1939年5月的随枣战役，成功将日军击溃，鄂西北并没有如同想象的那样沦陷。中共战略重心也转移到已成气候的鄂中敌后，武当山根据地计划彻底搁浅。

草店的“红色火焰”虽只燃烧了半年，但它的功绩，绝不该被遗忘：

它是鄂西北抗日救亡的“心脏”：点燃了武当山区的抗战热情，播下无数火种；

它是国共合作的典范：在李宗仁默许下，中共得以合法开展群众工作，展现了统一战线的力量；

它是干部的“摇篮”：赵石、郑绍文、张执一等大批骨干从草店转战鄂中，成为新四军第五师和鄂豫边区的中坚；

它是武当山腹地斗争的起点：草店撤退后，中共转入南区农村，坚持斗争至1942年，成为鄂西北坚持最久的红色据点之一。

今天，当我们站在丹江口水库边，望着碧波万顷，或许很难想象，水下曾有一座小镇，承载过如此炽热的理想与牺牲。

它没有等到沦陷，没有打响游击战的第一枪，但它为抗战积蓄了力量，为革命保存了火种。它的存在本身，就是一种胜利。

草店虽沉，精神永存。

来源：酒歌说文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