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首先我们要明确一下，易子而食这事可不是在饥荒年代把自己的孩子卖了去换粮食吃，而是两户不同的人家交换彼此的孩子当作粮食吃，因为虎毒尚且不食子，但是吃别人家的不算！华夏的历史记载中出现这种现象一般是形容当时的饥荒到达了如何让惨烈的地步，人在那种程度饥饿下已经不能称
文/胡铁瓜
首先我们要明确一下，易子而食这事可不是在饥荒年代把自己的孩子卖了去换粮食吃，而是两户不同的人家交换彼此的孩子当作粮食吃，因为虎毒尚且不食子，但是吃别人家的不算！华夏的历史记载中出现这种现象一般是形容当时的饥荒到达了如何让惨烈的地步，人在那种程度饥饿下已经不能称之为人了，任何道德和人伦都已经不能去约束这些要饿死的人了！
易子而食的记载几乎贯穿了整个华夏历史上的王朝更迭，可是在西方的历史中我们却很难找到这样的记录！难道在古代西方的父母比华夏的父母更心疼和在乎自己的孩子吗？显然不可能是这样的！
中世纪的西班牙有一个这样的法律“父母为履行对于领主的义务（如守城、纳税等），吃掉自己的小孩，不算违法”，这特么简直可以说是令人发指！因为因饥荒而食人不少见，变成文法那就是另一回事，这足以证明这种现象在当时可能非常普遍。所以说西方历史上也许确实没有易子而食的情况，因为那些被饿昏了头的西方父母省略了“易子”这个步骤，自己就把孩子给吃了！
而要讲明白这事儿，我们得先从《圣经》里的《申命记》说起。要知道《申命记》可不是随便写的故事集，它是犹太教的核心律法书之一，当初是给以色列人定规矩用的，里面不少内容都是“如果你们不听上帝的话，就会遭报应”的警示。其中有一段是这么记载的：“她在两腿之间生下的婴儿——也就是她亲手生的儿女——因为缺乏一切食物，在被敌人包围、陷入极度困苦的城中，她会偷偷地把他们吃掉。” 这种宗教文本中的描述，为后世的历史记载提供了某种“模板”。当罗马、西班牙、叙利亚等地发生类似惨剧时，记录者会很自然地套用这一模式。
当时的神父们还特意给这段文字加上了解读，说孩子从妈妈肚子里出来，是“来到上帝创造的尘世”；要是被妈妈吃掉，就是“回娘胎里去”，这种里外颠倒的事儿，刚好证明“人背离上帝后，连生命最基本的秩序都乱了”。而且这种解读还不是私下说说，而是在教堂里公开讲的，听的人多了，慢慢就成了一种共识，那就是遇到饿到活不下去的时候，“妈妈吃自己孩子”才是“符合神意的苦难”，反而“换孩子吃”显得有点“刻意规避惩罚”，在当时的文化语境里，反而不被认可。
有人可能会问，这个宗教说法跟真事儿能扯上啥关系？咱们拿具体的历史事件来说，就知道这影响有多可怕了。公元410年夏天，西哥特王阿拉里克一世带着军队把罗马城围了个水泄不通，罗马城里的粮食本来就够吃三个月，可是围城到第二个月就见了底，先是粮价涨到普通人买不起，后来连大户人家的存粮都空了，饥荒致使饿死的死人堆成山，街头上到处是饿到走不动道的人。
当时有个叫奥林匹奥多罗斯的学者，躲在罗马城里把这事儿记了下来，他在日记里写：“人们互相扯着对方的胳膊腿，就为了弄点肉吃，有的人连死人的骨头都敲开吸骨髓。最吓人的是，连怀里抱着婴儿的妈妈，都没半点怜悯心，趁夜深人静的时候，把孩子捂死了煮着吃。” 这段记载后来被收进了罗马元老院的档案，不是野史，而是正经的官方记录。
巧的是，同年西班牙也遭了灾，而且是瘟疫加饥荒一起来。西班牙南部的安达卢西亚行省，原本是罗马的“谷仓”，每年要往罗马运好几万石小麦，可410年春天一场瘟疫，一下子杀死了近半农民，没人种地，夏天又赶上旱灾，地里的小麦全枯成了干草，到了秋天，就开始有人饿到吃孩子。当时西班牙的主教叫奥雷利奥，他在给罗马教皇的信里提到这事儿，说“妈妈们亲手把自己的孩子杀了，煮在锅里，有的还没等孩子断气就下锅，因为实在饿到撑不住了”。你发现没？这俩地方隔了上千公里，一个是罗马都城，一个是偏远行省，出事的时间差不多，可记载里的都是妈妈吃自己孩子，跟《申命记》里写的几乎一模一样，这绝不是巧合，而是大家都默认了这种苦难就该是这个样子。
再往后，这种按圣经剧本走的记载越来越多，连记录的人都不自觉地往宗教象征上靠。537年到538年的冬天，利古里亚那地方（就是现在意大利北部靠近法国的区域）被东哥特人的军队围了，那是个特别冷的冬天，多瑙河都结了冰，粮食运不进来，饥荒一上来，妇女们又开始吃自己的孩子。当时有个叫保罗的执事，是当地教堂的文书，专门负责记录地方大事，这哥们在《利古里亚纪事》里写这事儿的时候，还特意改了改措辞，不说“吃孩子”，而是说“妈妈吃了自己可怜孩子的部分身体”——看似多此一举，其实是在往《圣经》的说法上靠，强调“亲手害自己孩子”这个点，生怕别人没get到“这是上帝对人类的警示”，毕竟他是教会的人，记录的时候自然要考虑宗教意义。
还有687年的叙利亚，那场大旱旱了整整三个月，从春天一直旱到夏天，地里的庄稼全死了，连野草都长不出来，饥荒闹得比之前的都凶。当时叙利亚有个叫约翰的修士，住在安提阿城的修道院，他在《修道院日记》里记录得特别详细：“妈妈把孩子煮了吃，煮的时候还得躲着邻居，怕被人抢。饿到没力气的人，连死人的葬礼都办不了，只能把尸体拖到街上，小孩子们跟羊似的，在地里啃草根，有的连土都往嘴里塞，街上到处是尸体，没人管，野狗白天就敢拖着尸体跑。” 这段文字读着就像《申命记》的现实版，不光有妈妈吃孩子，还加了一堆“世界末日”似的细节，把宗教里“人类堕落会遭报应”的说法，跟真实历史事件捆绑得更紧密了。
最有名的还得是545年到546年，托提拉带兵围罗马那回。托提拉是东哥特王国的国王，当时跟拜占庭帝国打仗，把罗马围了快一年。当时拜占庭有个历史学家叫普罗柯比，他不是普通的书呆子，是跟着拜占庭大将贝利撒留出征的随军史官，亲眼见过战场的惨状，他在《战史》里写罗马饥荒的时候，细节特别真实，比如“我亲眼见过有人在街头啃食尸体，有的人因为吃了人肉，脸上长了毒疮；而母亲们把孩子藏在屋里，不是为了保护，而是为了在最后时刻有‘食物’，免得被别人抢去”。
普罗柯比这大兄弟是个搞历史的，按说该客观记录，可他偏偏选了“连他们自己都想吃自己的孩子”这个说法，没提半句“换孩子吃”——为啥？因为在当时的文化里，只有吃自己孩子才够得上极端绝望，才符合《圣经》里定义的苦难顶点。要是写“换孩子吃”，读者会觉得还有伦理底线，就体现不出“人类已经堕落到底，需要上帝拯救”的意思了，这不符合当时的叙事逻辑。
这里就得说个关键问题：为啥西方没发展出“易子而食”？核心还是宗教对亲情的定义不一样。咱们中国讲“百善孝为先”，爹妈对孩子的责任是天经地义的，就算饿到要吃人，也得找个“易子”的办法，避开道德人伦的坎儿。可早期基督教不这么看，他们更看重“信仰共同体”，也就是信上帝的人都是一家人，比血缘关系重要多了。《新约·马太福音》里就写过：“爱父母过于爱我的，不配作我的门徒；爱儿女过于爱我的，不配作我的门徒。” 这种话不是随便说说，而是当时神父们经常讲的，听多了，大家对血缘的看重就淡了——极端情况下，妈妈对自己孩子下手，心里的道德负担没那么重，觉得“这是上帝让我经历的考验”，反而“换孩子吃”会被认为“心里还有私心，没完全信靠上帝”。
有人可能会质疑：“会不会是西方也有易子而食，只是没人记？” 这话是站不住脚的。看前面的例子，从410年到687年，两百多年里，罗马、西班牙、利古里亚、叙利亚，这么多地方出事，记录的人也不一样——有普罗柯比这种世俗历史学家，有保罗这种教会里的文书，有奥雷利奥这种主教，还有更早的犹太学者约瑟夫斯，他们记的都是“妈妈吃自己孩子”，没一个提“换孩子”。要是真有易子而食的事，不可能这么多人都“恰好”没记，毕竟记录历史的人身份不同，关注点也不一样，总该有人提一句吧？
说到约瑟夫斯，还得专门提他记录的一件事，这事儿后来成了基督教作家的“万能例子”。公元66年到70年，罗马军队围攻耶路撒冷，当时约瑟夫斯是犹太起义军的将领，后来投降了罗马，他在《犹太战争》里写了个特别具体的故事：有个叫玛丽的犹太妇女，在被围的第14天，家里的粮食全没了，饿到快死的时候，把仅存的儿子杀了，煮着吃了一半，另一半藏起来，结果被邻居发现，吵着要分，最后闹到罗马军队那里。
这个故事本来是约瑟夫斯记录的战争惨状，可后来基督教的作家们，比如圣奥古斯丁、 Eusebius（优西比乌斯，基督教早期历史学家），翻来覆去引用这个例子，要么当真实历史说，要么当“人类没救了，得靠上帝”的证据。你想啊，要是这个故事不符合《圣经》的模板，能被这么多人反复用吗？这就形成了一个循环：符合宗教说法的记载，更容易被传下来，甚至被收录进重要的典籍；不符合的，就算有，也慢慢被遗忘，时间长了，后人就以为“从来没有过”。
还有就是在古代中国，虽然强调孝道，但“易子而食”的做法暗示了一种观念：亲子关系可以通过某种“交换”而被重新配置。这与中国传统宗法社会中，孩子某种程度上属于家族而非仅仅父母的观念可能有关。《孟子·离娄上》中“易子而教”的概念，反映了这种交换的合理性。既然可以交换教育，极端情况下交换食用也被视为一种无奈的选择。
而西方在基督教影响下，亲子关系被视为神圣不可转让的纽带。孩子是上帝赐予的礼物，父母只是托管者。这种观念下，食用自己的孩子是一种终极的罪孽，但食用别人的孩子同样是不可想象的。中世纪神学家托马斯·阿奎那在《神学大全》中详细讨论过各种罪孽的严重程度。虽然他没有直接讨论食人，但他对杀亲罪的论述暗示：杀害与自己有血缘关系的人，比杀害陌生人罪孽更重。
其实说到底，这不是“西方比东方更残忍”或者“东方比西方更讲伦理”的问题，而是宗教怎么定义苦难的问题。中国文化里，就算到了绝境，也想保住最后一点伦理秩序，易子而食是悲剧，但也是对血缘伦理的最后坚守。而早期基督教文化里，苦难是上帝给的警示，得用“妈妈吃孩子”这种极端到吓人的事，来提醒大家离了上帝不行，只有让人们看到连母子亲情都没了，才会觉得自己有罪，需要悔改。两种说法，都是人类饿到极致的悲剧，只是被宗教和文化塑造成了不同的样子。
这里必须说清楚：咱们讲这些，不是要黑西方文明，也不是要捧东方伦理，而是想让大家知道，历史记载从来不是“拍照片”，而是被文化、宗教“修过图”的。那些“妈妈吃孩子”的记录，既是真的饿到没办法了，也是按宗教的剧本写出来的——既让后人知道当时多惨，也让后人记住“要信上帝”，这两种目的混在一起，才成了我们今天看到的历史。
现在再回头看这些历史，你可能会有新的疑问：要是当时有个西方妈妈，不想吃自己孩子，想跟别家换，会不会被当成违背上帝的警示？要是中国古代有个妈妈，饿到吃了自己孩子，会不会被骂连禽兽都不如？这些问题没有标准答案，但能让我们明白，同样的苦难，在不同的宗教文化里，会变成完全不同的记忆，甚至连怎么记录都会被规定好。
另外西方除了饥荒导致的食人，欧洲历史上还存在着更为系统化的“药用食人”。从16世纪到18世纪，欧洲上层社会盛行服用“木乃伊粉”——由古埃及木乃伊磨成的粉末，以及由新鲜人体脂肪、骨骼和血液制成的各种药物。
英国国王查理二世就特别青睐一种被称为“国王之滴”的药物，其主要成分是从人类头骨中提取的液体。这种“药用食人”在文艺复兴时期达到高峰，甚至催生了一个特殊的产业链——从战场上收集人骨，从刑场上收集鲜血。1639年，德国药典中仍收录了多种含有人体成分的药物。这种习俗一直延续到18世纪才逐渐消失。
与饥荒中的食人不同，这种“药用食人”是有计划、有组织的，且被当时的医学界认可。它反映了西方文明对食人行为的一种特殊态度——在特定条件下，食用人体可以是被接受的，并不一定是因为饥饿！
不过到了现代社会，无论任何理由的吃人都是一件令人发指的事情，这也是因为如今生产力大幅度提高，物质水平极为丰富的原因！吃饱了肚子的人再也不可能想象到饥荒年代的可怕，不过文明与野蛮之间的距离，其实也就是几顿饱饭而已！
来源：胡铁瓜一点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