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提到清代科举，你是不是觉得县试（科举入门考）肯定是 “严丝合缝防作弊，规规矩矩选人才”？毕竟是朝廷选官的第一步，按《大清会典事例》写的，出题、阅卷、排名都有章法，怎么看都该是严肃又规范。

提到清代科举，你是不是觉得县试（科举入门考）肯定是 “严丝合缝防作弊，规规矩矩选人才”？毕竟是朝廷选官的第一步，按《大清会典事例》写的，出题、阅卷、排名都有章法，怎么看都该是严肃又规范。

可翻完杜凤治的《望凫行馆宦粤日记》，才发现完全不是这么回事 —— 这位广东知县主持了 N 次县试，日记里记的全是 “意外”：童生雇枪手代考，考场上题纸刚发就飞出去，武试考生一人顶三四个名字，连阅卷都得找亲属帮忙。可以说，这不是普通日记，完全算得上《大清科举作弊手法大全》。

壹

先说说县试的 “官方设定”。按规矩，县试是科举第一关，由知县（或知州）亲自主持，从出题到排名全归他管，连考几场、哪天考，都得知县定。杜凤治在广宁县当知县时，就把这套表面功夫做足了。

同治九年闰十月，广宁县试要开考，他先搞资格审查，再派 “家人”（亲信仆人）管考场杂事，到了廿四日开考那天，天没亮就到仪门外点名，典史（管治安的官）在旁边帮忙维持秩序。点完名，他坐大堂出题，还特意悬牌通知：“二十八日下午出榜，十一月初一日复考，初二日加考《孝经》—— 这是奉旨加的场，不来的直接取消资格！”

光看流程，确实严：头场收了 843 份卷子，除了 3 份没交的，840 人进复考；复考分 “内外场”，头 50 名进宅门内考，剩下的坐二堂、关帝殿，连大堂外都坐满了人，杜凤治还特意说 “内外场分开，防作弊”。阅卷也有章法，头场卷子廿七日黄昏就阅完，廿八日准时出榜，连 “携卷私出” 的几个人都挨个扣除，看着一点不含糊。

更讲究的是排名 —— 大案（最终榜）的前三名很关键，按惯例，案首（第一名）去考府试、院试基本能中，第二名、第三名机会也大。

杜凤治是个讲究人，定排名时，连考生的家境都考虑进去：广宁有个叫莫子珍的考生，41 岁，家里特别穷；还有个薛赓飏，36 岁，之前考了好几次都没中。杜凤治 “踌躇久之”，最后还去神前拈阄，硬是把莫子珍排到了案首，想帮他 “成全功名”。

可这套 “规矩”，到了实际运作中，很快就露了破绽。

贰

你可能想不到，刚说完 “内外场分开防作弊”，杜凤治转头就在日记里写：“广宁童试，有雇倩代笔者，入场时眉语目成，书吏佯作不知”（同治九年闰十月廿六日）。

为了防这个，他只能临时换题，可架不住漏洞太多 —— 广宁有个 18 岁的童生谭淦，本来没什么名气，结果头场居然考了案首，全考场的人都在说 “这肯定是枪手代作的”。

果不其然， “三覆”（第三次复考）时，杜凤治特意关门面试，谭淦写的文章一下子就露了馅：笔路跟之前完全不一样，水平差了一大截。杜凤治没客气，直接把他降到第三榜，还贴告示说 “再发现枪手，直接捆送官府”。

南海县试更夸张。南海是大县，每次考童生有三四千人，跟番禺县一起在省城贡院考。杜凤治和番禺知县出题后根本没法一直在考场盯着 —— 首县公务太多，只能请些没差事的官员帮忙监场。

结果呢？“封门就是虚样子，枪手要么进场代作，要么在外面传答案，听其所为”，杜凤治自己都在日记里笑：“南海、番禺县试在贡院举行，枪手或入内代作，或在外传递，听其所为”（光绪二年二月初六）

光绪三年，番禺有个著名的老枪手沈俪徐，居然被取了案首。杜凤治跟番禺知县袁祖安聊天时还开玩笑：“给他案首，等他入了学，小考就不能当枪手了，也算断了他一条财路。” 这话里的无奈，谁都听得出 —— 不是不想管，是根本管不过来。

武试的混乱更没边。武童考射箭、开弓、耍大刀，结果杜凤治发现，有人射箭能重复射两三次。问了兵房书吏才知道，武童们一人能报两三个甚至四五个名字，哪个名字考得好就用哪个，“希冀用最优成绩入选”。这么明显的作弊，官员们也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 考生太多，根本查不过来。

叁

你可能会问，杜凤治明明想好好主持县试，怎么会乱成这样？答案很现实：没钱、没人，制度本身就是个 “半拉子工程”。

首先是 “人手不够”。县试的所有环节，基本就靠知县一个人扛。广宁县试头场有 846 人，复考、三覆、四覆下来，光卷子就有一千多份，杜凤治根本看不完，只能找亲属帮忙 —— 他让四哥杜凤筠（附贡生）、儿子杜子榕（童生），还有教读师爷诸青田一起阅，事先定好 “勾、圈、叉” 的批阅符号，自己只看前列考生的卷子。

到了罗定州试，童生有 1700 人，他请的师爷又不靠谱 —— 教读师爷赵步瀛 “一辈子只教蒙学，根本不会阅卷”，州学学正黄怡又草率了事，杜凤治在日记里吐槽：“一个判得太松，一个判得太严，肯定有很多人受委屈，也有很多人侥幸上榜！”

更头疼的是经费得自己出。清代县试没有专门的财政拨款，从考场布置到给帮忙人员的工钱，全得知县自己想办法。杜凤治主持广宁县试时，光 “家人” 的补贴、笔墨纸砚的费用就花了不少，他自己都在日记里没提过 “经费”，但想也知道 —— 一个穷县的知县，养廉银到手才三百多两，哪有闲钱把考场管得严丝合缝？

最后是制度漏洞。按《大清会典事例》，县试要 “逐人点名、封门监考”，可实际情况是，考生太多（南海、番禺一次就七千多人），官员太少，根本做不到 “逐人核对”。杜凤治在广宁搞 “内外场分开”，已经是尽力了，可大堂外 “处处可通”，他也没办法 —— 总不能把全县的衙役都调过来守考场吧？

肆

看完杜凤治的日记，你会发现，清代县试的混乱，不是因为知县不负责，也不是因为考生太狡猾，而是整个制度从根上就 “撑不住”—— 想选人才，却不给足够的人手和经费；定了严格的规矩，却没考虑基层能不能落实。

那些 “枪手代考”“一题多传” 的乱象，看似是 “小漏洞”，实则是清代科举底层运作的真实写照：上层典章写得再漂亮，到了州县一级，也得跟着现实妥协。杜凤治努力想把县试管好，可他能做的，也只是 “扣掉几个缺考的”“把明显的枪手降榜”，至于那些没被发现的，只能听天由命。

现在再想清代科举，就不是 “十年寒窗苦，一举成名天下知” 的浪漫画面了，而是杜凤治日记里的琐碎与无奈：一个知县在大堂上出题，题纸转眼飞出去；一个老童生靠枪手混到复考，面试时露馅逃走；一场县试下来，官员累得够呛，却还是管不住混乱。这些细节，才是清代科举最真实的 “里子”。

来源：六得飞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