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我叫李卫国,那年十九岁,穿着崭新的绿军装,坐在那趟著名的、开往西边的绿皮火车上。
1972年的冬天,来得比以往更早,也更猛。
我叫李卫国,那年十九岁,穿着崭新的绿军装,坐在那趟著名的、开往西边的绿皮火车上。
车窗上结着一层冰花,用手哈一口气,才能勉强擦出一小块模糊的视野。
外面,是无穷无尽的黄。
那种土黄色,苍凉,单调,一直铺到天边,和灰蒙蒙的天连在一起,看得人心头发慌。
车厢里挤满了和我一样年轻的脸,兴奋、好奇,还有一丝藏不住的紧张,混合成一种独特的味道,像是没熟透的果子。
我们聊着天,吹着牛,说着到了部队要怎么怎么建功立业,好像那遥远的边疆,不是一片戈壁,而是一个等着我们去征服的舞台。
只有我自己知道,我心里是虚的。
来之前,我爹拍着我的肩膀,话说得挺硬气:“去了,就是国家的兵,别给老李家丢人。”
可我娘,背着人偷偷抹眼泪,给我塞了两个滚烫的煮鸡蛋,那温度,好像现在还烙在我的手心里。
火车“哐当哐当”地摇了三天三夜。
等我们终于被赶下车,一股夹着沙砾的狂风,劈头盖脸地就砸了过来。
真冷啊。
不是家里那种湿冷的、钻骨头的冷,这儿的冷是干的,硬的,像一把把小刀子,刮在脸上生疼。
接我们的是一辆解放牌大卡车,车斗是敞篷的。
我们就这么挤在后面,像一车准备过冬的土豆,在颠簸得快散架的土路上,朝着更荒凉的深处开去。
带队的是个老兵,黑得像块炭,脸上的褶子能夹死苍蝇,一句话不说,就那么蹲在车头,眼睛眯着,看着远方。
我当时心里就犯嘀咕,这地方,鸟都不拉屎,真能待下去?
我们的营地,与其说是营地,不如说是在戈壁滩上刨出来的几个地窝子。
土墙,土炕,土灶台。
除了人是活的,剩下的一切,都像是从土里长出来的。
我的班长,就是那个在卡车上黑得像炭一样的老兵。
他叫张援朝。
他话很少,分配完铺位,教我们怎么打背包,就再没多余的话。
他看人的眼神很特别,不凶,但有种说不出的沉。好像你心里那点小九九,在他面前都无所遁形。
我被分到的床铺,紧挨着他。
晚上熄了灯,整个地窝子里静得只能听见风声,还有身边战友们或轻或重的呼吸。
我睡不着。
想家,想我娘做的红烧肉,想院子里那棵老槐树。
越想,心里越酸,越觉得这地方不是人待的。
黑暗中,旁边床铺的张班长翻了个身。
“睡不着?”他的声音很低,有点沙哑。
我吓了一跳,赶紧应了一声:“嗯,班长。”
“想家了?”
“……没。”我嘴硬。
他没再说话,过了一会儿,我听见窸窸窣窣的声音。
他好像坐了起来,然后,一个硬邦邦的东西递到了我的枕头边。
“拿着。”
我伸手一摸,是个粗瓷大碗,里面是温热的。
一股淡淡的甜味飘了过来。
“班长,这是……”
“白天剩下的,喝了,暖暖身子,睡得踏实。”
那是一碗温热的白糖水。
在这天寒地冻的边疆哨所,糖是精贵东西。
我捧着那碗,手心里暖烘烘的,那股暖意顺着胳膊,一直流到我心里。
我没出息地鼻子一酸,眼泪差点掉下来。
张班长好像知道我在想什么,又低声说了一句:“新兵蛋子都这样,过一个冬天,就好了。”
从那天起,我好像就没那么怕他了。
我知道,这个外表像铁疙瘩一样的男人,心是热的。
张班长是老兵了,听说是第一批来这里的。
他对这片戈壁滩,比对自己家的后院还熟。
哪里的沙丘会移动,哪里的风口最要命,哪块石头下面能掏出蝎子,他都一清二楚。
他教我们巡逻。
戈壁滩上的巡逻,和我想象中完全不一样。
没有敌人,你的敌人就是这鬼天气,就是这走不到头的路。
一走就是一天,水囊里的水,喝到后面都带着一股沙土味。
我的脚很快就磨出了泡,一个叠一个,钻心地疼。
休息的时候,我脱了鞋,看着那一片血肉模糊,眼泪就在眼眶里打转。
张班长走过来,蹲下,看了一眼,什么也没说。
他从自己怀里掏出一个小布包,打开,里面是几根针,还有一卷白色的线。
他把线在针上穿好,在煤油灯上燎了燎,然后捏住我的脚。
“忍着点。”
他手上的茧子很厚,像砂纸一样,但动作却很轻。
针尖刺破水泡的那一下,我还是疼得“嘶”了一声。
他没理我,专注地把线从水泡里穿过去,留下一小截,让里面的脓水顺着线流出来。
“明天就好了。”他做完这一切,站起身,把东西收好。
“班长,谢谢你。”我小声说。
他摆摆手,背对着我,只留给我一个宽厚的、沉默的背影。
“当兵的,哪有那么娇气。”
那一刻,我看着他的背影,心里忽然觉得,这个男人,像这戈abi滩上的胡杨。
沉默,坚韧,深深地扎根在这片土地里。
转眼,就到了年底。
这是我在部队过的第一个年。
没有鞭炮,没有春晚,甚至没有一顿像样的年夜饭。
炊事班长老王想尽了办法,给我们炖了一大锅土豆炖肉,肉是过年分的定量,切得薄薄的,在锅里都快找不着了。
但我们还是吃得很高兴。
张班长那天破天荒地喝了点酒,是偷藏的白酒,用小搪瓷杯喝。
他的脸喝得通红,话也比平时多了点。
他跟我们讲他刚来时候的事。
那时候,连地窝子都没有,就是挖个坑,上面搭个棚子,几个人挤在一起,冬天雪能埋到屋顶。
“那时候啊……”他眯着眼,像是看着很远的地方,“苦是真苦,但心里亮堂。”
他说,他有个战友,叫林峰,也是第一批来的。
“那小子,文化人,戴个眼镜,斯斯文文的,一来就说要写诗,写这大漠戈壁。”
“后来呢?”我忍不住问。
张班长的眼神暗了一下,他端起杯子,把剩下的酒一口喝干。
“后来……牺牲了。”
整个地窝子都安静了下来。
牺牲。
这个词,我以前只在书上和电影里见过。
现在,从张班长的嘴里说出来,那么轻,又那么重。
“怎么牺牲的?”另一个新兵小声问。
“巡逻,遇上白毛风了。”张班长说得很平静,“为了找一个掉队的兵,他冲进风里,就再也没出来。”
“找到他的时候,人都冻成冰坨了,怀里还护着那个新兵。”
“那个新兵,活了。”
那天晚上,我才知道,我们营地外面不远处,有一小片墓地。
几十个小小的土包,每个土包前都立着一块木牌。
张班长口中的林峰,就睡在那里。
从那以后,每次巡逻路过那片墓地,我们都会停下来,对着那些木牌,敬一个礼。
张班长会站得最久。
他什么也不说,就是看着,那眼神,像是在跟老朋友唠嗑。
时间过得真快。
一转眼,我就从一个新兵蛋子,熬成了一个老兵油子。
我已经习惯了这里的风沙,习惯了巡逻路上啃干粮,习惯了在地窝子里听着风声入睡。
家信里,我娘总问我苦不苦,我每次都回信说,这里一切都好,战友们都对我很好,班长像亲哥哥一样。
这不是假话。
在这里,战友,是真的能把后背交出去的人。
而张班长,在我心里,早就不只是班长了。
他像我哥,也像我爹。
我快要退伍的那一年,张班长也要退伍了。
他的兵役早就到期了,但他一年一年地打报告,留了下来。
他说,他习惯了这里。
但那一年,上面下了死命令,他们这批最老的兵,必须退伍了。
消息传来的那天,整个班里都闷闷的。
我们谁也笑不出来。
张班长要走了。
这个念头,像一块石头,压在每个人的心上。
他走的前一天晚上,没有搞什么欢送会。
他还是像往常一样,检查我们的内务,检查我们的枪。
熄灯后,他又把我叫了出去。
外面的月亮很亮,戈壁滩被照得一片银白,像铺了一层霜。
“卫国。”
“到!班长。”我下意识地立正。
他笑了笑,摆摆手,“别紧张,坐。”
我们俩就在营地门口的一块大石头上坐下。
“要回去了,高兴不?”他问我。
“报告班长,还……还好。”我不知道该怎么说。
回去,当然想。
但离开这里,离开他们,我又舍不得。
人就是这么矛盾。
张班长没再问,他从怀里,非常郑重地,掏出了一个用油布包着的东西。
他把油布一层一层地打开,里面,是一封已经泛黄的信。
信封上没有地址,没有收信人,什么都没有。
“这个,你拿着。”他把信递给我。
我愣住了。
“班长,这是?”
“一封信。”
“给我的?”
“不是。”他摇摇头,“是让你替我保管的。”
我更糊涂了。
“保管?”
“嗯。”他看着我的眼睛,眼神是我从未见过的严肃和郑重,“卫国,我信得过你。”
我心里一热,“班长,有事您吩咐,刀山火海我……”
“没那么严重。”他打断我,“你听我说完。”
他顿了顿,像是在组织语言。
“这封信,你收好,千万,千万不能弄丢了。”
“嗯!”我重重地点头。
“也千万,千万不能提前打开看。”
“好!”
“十年。”他伸出一根手指。
“十年后,你再打开它。”
我彻底懵了。
“十……十年?”
这是什么奇怪的要求?一封信,要等十年才能打开?
“为什么啊,班长?”
“别问为什么。”他的语气不容置疑,“到时候,你就知道了。”
他把信塞进我的手里。
那封信不厚,但我感觉,它重得像一块铁。
“打开信之后,信里会告诉你该怎么做。算我老张,拜托你的最后一件事。”
“你,能做到吗?”
他盯着我,月光下,我能看见他眼里的血丝,和他鬓角藏不住的白发。
我还能说什么?
我猛地站起来,对着他,敬了一个我这辈子最标准的军礼。
“保证完成任务!”
他笑了。
那是我见过他笑得最轻松的一次,脸上的褶子都舒展开了,像一朵在戈壁滩上绽放的沙拐枣花。
第二天,张班长走了。
还是那辆解放大卡车,还是那条颠簸的土路。
我们全班都去送他。
他还是像来时那样,一个人蹲在车头,没回头,只是对着后面,挥了挥手。
卡车扬起的尘土,像一阵黄色的雾,很快就把他的身影吞没了。
我站在原地,站了很久很久。
手里,紧紧地攥着那封信。
十年。
一个多么漫长的词。
我把那封信,和我娘给我缝的贴身小布包放在一起,藏在了军装最里面的口袋里。
它贴着我的胸口,有时候我能感觉到它的棱角。
我退伍了。
回到了那个我离开了好几年的小城。
一切都好像变了,又好像什么都没变。
我爹老了,背有点驼了。我娘的头发,也白了一大半。
我被分配到了市里的棉纺厂,当了一名保卫科的干事。
每天的工作,就是骑着一辆二八大杠,在厂区里一圈一圈地转悠。
日子平淡得像一杯白开水。
有时候,我会恍惚。
尤其是在午夜梦回的时候,我总能听见戈壁滩上的风声,看见那漫天的星斗。
然后,我会下意识地摸一摸胸口。
那封信还在。
它像一个坐标,提醒着我,我生命里,曾经有过那样一段岁月。
有过一个叫张援朝的班长。
有过一个长达十年的约定。
第一年,我充满了好奇。
我无数次地想,那信里到底写了什么?
是张班长的什么秘密?还是一个未了的心愿?
我甚至把它拿到灯光下,想看看能不能透光看清里面的字迹。
但那信封很厚,什么也看不见。
每次我快要控制不住自己的时候,我就会想起张班长那双严肃的眼睛,想起我那个标准的军礼。
“保证完成任务!”
这六个字,像一道紧箍咒,牢牢地锁住了我的好奇心。
第二年,第三年……
时间就像厂里纺纱机上的线,一圈一圈,不知不觉就过去了。
我结了婚,娶了厂里广播站的播音员,一个声音很好听的姑娘。
后来,我们有了自己的孩子,一个胖小子。
生活变得忙碌而具体。
柴米油盐,孩子的哭闹,工作的琐碎,慢慢填满了我所有的时间。
那封信,被我从贴身的口袋里拿了出来,郑重地放进了一个上了锁的小木盒里。
有时候,夜深人静,老婆孩子都睡了,我会拿出那个小木盒,摩挲着上面的铜锁。
十年之约,还在继续。
但它已经不像当初那样,时时刻刻都占据着我的脑海。
它沉淀了下来,变成了我心底一个安静的角落。
我常常会想,张班长现在怎么样了?
他回老家了吗?结婚了吗?过得好不好?
我只知道他是北方人,但具体是哪里,他从来没说过。
茫茫人海,我就这样,彻底失去了他的消息。
我也想过去找他。
但我连个地址都没有。
唯一的线索,就是那封要等十年才能打开的信。
时间走到了第八年。
那一年,我儿子生了一场重病,肺炎,高烧不退,住进了医院。
那是我人生中最黑暗的一段日子。
看着孩子小小的身体插着管子,在病床上难受得哼哼唧唧,我心如刀绞。
医院,花钱如流水。
我和我老婆那点微薄的工资,很快就见了底。
我们借遍了所有的亲戚朋友。
到最后,是真的山穷水尽了。
那天晚上,我一个人坐在医院的走廊里,兜里只剩下几块钱。
绝望,像潮水一样,把我淹没。
我一个大男人,忍不住蹲在地上,抱头痛哭。
就在那个时候,我想起了那封信。
我想,会不会……会不会信里有什么……
比如,张班长留了一笔钱?
这个念头一冒出来,我自己都吓了一跳。
太荒唐了。
但人在绝望的时候,是会抓住任何一根稻草的。
我疯了一样跑回家,找出那个小木盒,钥匙因为手抖,捅了好几次才插进锁孔。
我打开盒子,拿出了那封信。
它静静地躺在我的手心,信封已经泛黄得更厉害了,边角都有点磨损了。
我的手指,已经摸到了信封的封口。
只要轻轻一撕……
撕开它,也许就能解决眼前的困境。
但是,也就违背了那个十年的承诺。
我的手,在发抖。
脑子里,两个小人儿在打架。
一个说:救儿子要紧,承诺算什么!
另一个说:李卫国,你是个兵!说话要算话!
我看着那封信,眼前浮现出的,是张班长那张黝黑的、布满皱纹的脸。
是他递给我那碗白糖水的夜晚。
是他给我挑破脚上水泡的下午。
是他站在漫天风沙里,教我怎么辨别方向。
是他离开时,那个沉默的、挥手告别的背影。
“卫国,我信得过你。”
这句话,像一道雷,在我脑子里炸开。
我猛地一哆嗦,把信重新放回了盒子里。
“啪嗒”一声,锁上了锁。
不能。
我不能这么做。
如果我连一个承诺都守不住,我还有什么脸面,说自己曾经是个兵?
我还有什么资格,当那个孩子的父亲?
我坐在地上,喘着粗气,浑身都是冷汗,像是刚打了一场恶仗。
天无绝人之路。
第二天,厂里知道了我的情况,工会组织了捐款。
车间里的工友们,你一块,我五毛,凑了三百多块钱给我。
我们科长老王,更是把自己准备买自行车的钱,全都塞给了我。
他说:“卫国,难关总会过去的。”
我拿着那笔沉甸甸的、带着所有人情暖意的钱,眼泪再也忍不住了。
儿子的病,后来慢慢好了。
生活,又回到了原来的轨道。
但经过这件事,我好像一夜之间,长大了不少。
我更加珍惜现在的生活,也更加明白了,什么叫情义,什么叫担当。
而那个小木盒,那个十年的约定,在我心里,变得更加神圣了。
终于,到了1982年的冬天。
十年之期,已到。
那天,我特意请了假。
我把自己关在房间里,像是要进行一个非常重要的仪式。
我洗了手,擦干净桌子。
然后,我拿出了那个小木盒。
打开它,拿出那封信。
十年了。
它终于可以被打开了。
我的心,跳得很快。
这十年里,我幻想过无数种可能。
或许,是张班长的一份遗嘱。
或许,是一段尘封的爱情故事。
又或许,只是一个老兵的恶作剧。
现在,谜底马上就要揭晓了。
我用一把小刀,小心翼翼地,划开了信封的封口。
里面,有两样东西。
一张折叠得整整齐齐的信纸。
还有一块用红布包着的小小的、硬硬的东西。
我先打开了那块红布。
里面,是一枚军功章。
样式很老了,上面的红星都有点褪色了。
然后,我展开了那张信纸。
信上的字,是钢笔写的,笔迹刚劲有力,是张班手的字,我认得。
但是,信的开头,却让我愣住了。
那不是写给我的。
信的开头写着:
“亲爱的小雅:”
“当你看到这封信的时候,你已经十八岁了。请原谅我,用这样一种方式,来打扰你的生活。”
“我是张援朝,你父亲林峰的战友。”
林峰!
我的心脏,猛地一缩。
那个在张班长口中,为了救新兵,牺牲在白毛风里的英雄。
我继续往下读。
“小雅,我知道,在你的记忆里,你的父亲,可能只是一个模糊的影子,和一个烈士的称号。他们告诉你,他是在一次巡逻任务中,不幸牺牲的。”
“他们没有说谎。但他们,没有告诉你全部的真相。”
“因为,那是一个秘密。”
“你的父亲,林峰,他不是一个普通的士兵。他是我见过的,最勇敢,最聪明,最有才华的人。他本可以有更好的前程,但他选择了来到这片最艰苦的土地。”
“我们牺牲的那次任务,不是一次普通的巡逻。我们是在追踪一伙越境的间谍。那伙人很狡猾,也很凶残。”
“我们追了他们三天三夜,最后在边境线上,把他们堵住了。但是,我们也被他们发现了。”
“交火中,我负了伤,倒在了一块石头后面,动弹不得。”
“敌人有三个人,火力很猛。我们只有一个弹夹了。”
“是你的父亲,他做了一个决定。”
“他把身上唯一的一件防弹衣脱下来,盖在了我的身上。他把剩下的子弹,都留给了我。”
“他对我说:‘援朝,你听着,你枪法比我好。我冲出去,吸引他们的火力。你抓住机会,干掉他们。’”
“我说不行!要去也是我去!”
“他笑了,他说:‘你傻啊,你受伤了,跑得动吗?再说,你家里还有老娘等着你,我孤家寡人,没牵挂。’”
“我当时就急了,我说你胡说,你不是还有……”
“他没让我说下去。他只是看着我,说:‘援朝,答应我一件事。如果我回不去了,帮我照顾好她。别告诉她真相,就说我……就说我是个懦夫,在部队当了逃兵。我不想她等着一个死人,耽误一辈子。’”
“说完,他没等我回答,就猛地从石头后面冲了出去。”
“他一边跑,一边大声地喊,吸引着所有人的注意。”
“枪声响了。”
“我永远也忘不了他倒下去的那个瞬间。他就那样,直挺挺地倒在了雪地里,像一棵被砍倒的树。”
“我哭不出来,也喊不出来。我只知道,我必须完成他用命换来的机会。”
“我打光了所有的子弹。”
“任务完成了。敌人被全部歼灭。”
“我也活了下来。”
“但是,你的父亲,他永远地留在了那里。”
读到这里,我的眼睛已经模糊了。
我仿佛看到了那个风雪交加的日子,看到了那个叫林峰的男人,冲出去的决绝背影。
我擦了擦眼泪,继续读下去。
“回去以后,因为任务的保密性,我们不能公开全部的细节。林峰的牺牲,被记录为‘因公殉职’。”
“我遵守了和他的约定。我找到了你母亲,告诉她,林峰……林峰他犯了错误,逃跑了。”
“我记得你母亲当时的眼神,从震惊,到不信,再到绝望。她不相信,她认识的那个林峰,会是一个逃兵。”
“但我只能咬着牙,一遍一遍地重复着谎言。”
“因为,这是他对我的嘱托。他说,他宁愿被心爱的人恨着,也不愿她活在无尽的等待和悲伤里。”
“我成了那个拆散你们家庭的罪人。我看着你母亲带着年幼的你,默默地离开了那个她和林峰共同生活过的城市。我心里,像刀割一样。”
“这些年,我一直活在愧疚里。我替他活着,替他看着这个世界。我无数次想把真相说出来,但我不能。我答应了他。”
“现在,十年过去了。我想,你应该长大了。你应该有权利知道,你的父亲,究竟是一个怎样的人。”
“他不是逃兵。他是一个英雄。”
“一个真正的,顶天立地的英雄。”
“他爱你,也爱你的母亲。正是因为爱,他才做出了那样残忍的选择。”
“这枚军功章,是后来部队为他追授的,因为涉及机密,一直没有办法交给你们。现在,我把它交给你。这是属于他的荣誉,也应该由你来保管。”
“小雅,原谅我,也请你,理解你的父亲。”
“他不希望你活在仇恨里,而是希望你,能带着他的那份勇敢和骄傲,好好地活下去。”
信的最后,是一个地址。
是小雅和她母亲后来搬去的地址。
还有一个签名。
张援朝。
我把信纸放下,整个人都像是被抽空了力气。
我终于明白了。
所有的一切,都明白了。
为什么张班长要在部队留那么多年?因为他觉得,那是他替林峰站的岗。
为什么他要让我等十年?因为他在等林告的女儿长大,等一个可以让她承受真相的年纪。
这十年,他把这个秘密,一个人,烂在了肚子里。
他承受着战友的误解,承受着良心的煎熬,只是为了遵守一个对逝者的承诺。
而我,李卫国,何其有幸,成了这个沉重秘密的最后传递者。
我看着桌上的军功章,和那封信。
我感觉,我手里的,不是纸和金属,而是一个人一生的重量。
我没有耽搁。
第二天,我就向厂里请了长假。
我跟老婆说,我要去办一件非常非常重要的事。
她看着我严肃的表情,什么也没问,只是默默地帮我收拾了行李。
“路上小心。”她说。
我踏上了去往南方的火车。
信上的地址,在杭州,一个我只在画报上见过的城市。
火车坐了两天一夜。
当我从杭州火车站走出来的时候,一股温暖而潮湿的空气扑面而来。
这里和我的家乡,和遥远的戈壁,完全是两个世界。
这里是春天。
杨柳依依,小桥流水。
我按照地址,在一条条纵横交错的小巷子里,寻找着。
最后,我在一条叫“柳絮巷”的巷子深处,找到了那个门牌号。
那是一座很老旧的江南民居,白墙黑瓦,木制的门窗已经有些斑驳。
门口,种着一架蔷薇。
我站在门口,深吸了一口气。
心里,前所未有的紧张。
我抬起手,敲了敲门。
“咚,咚,咚。”
过了好一会儿,门“吱呀”一声,开了一条缝。
一个中年妇女探出头来。
她看上去四十多岁,面容清秀,但眼角已经有了细密的皱纹,眼神里带着一种挥之不去的忧郁。
“你找谁?”她问我,语气很警惕。
“请问……这里是林雅的家吗?”我小心翼翼地问。
信里的小雅,全名叫林雅。
中年妇女的眼神闪烁了一下。
“你是?”
“我……我叫李卫国,是……是张援朝的战友。”
当“张援朝”这三个字说出口的时候,我清楚地看到,那个女人的身体,猛地一颤。
她的脸色,瞬间变得苍白。
眼神里,流露出一种极其复杂的情绪,有惊讶,有怨恨,还有一丝不易察ार的……期待?
“你找我们有什么事?”她的声音,都有些发抖了。
“我……是受张班长所托,给你们送一封信。”
我说着,从怀里,掏出了那个被我保护了十年的信封。
女人看着那封信,嘴唇哆嗦着,却迟迟没有伸手来接。
就在这时,屋里传来一个清脆的年轻女孩的声音。
“妈,是谁啊?”
随着话音,一个十八九岁的姑娘从屋里走了出来。
她很高挑,扎着一个马尾辫,穿着一件白色的连衣裙。
她的眉眼,和开门的女人有几分相似,但更加明亮,充满了青春的朝气。
她应该就是林雅了。
“小雅,你回屋去。”女人立刻对女儿说。
“妈……”
“听话!”女人的语气很严厉。
林雅有些不解地看了看我,又看了看她妈妈,但还是听话地转身回屋了。
“信,给我吧。”女人终于伸出了手。
她的手,也在抖。
我把信递给她。
她接过信,捏得很紧,像是怕它飞走一样。
“谢谢你。”她低声说了一句,然后就想关门。
“阿姨,请等一下。”我急忙叫住她。
“还有事吗?”
“信里……还有一枚军功章,也是给你们的。”
我把那块用红布包着的东西,也递了过去。
女人的眼睛,死死地盯着那块红布。
她的眼眶,一下子就红了。
她没有接,只是看着我,声音嘶哑地问:“他……他都告诉你了?”
我点了点头。
“是。”
她闭上眼睛,两行清泪,顺着脸颊,无声地滑落。
过了很久,她才重新睁开眼。
“进来吧。”她说。
我跟着她,走进了那个小小的院子。
院子里打扫得很干净,角落里放着几盆花草。
屋里的陈设很简单,但一尘不染。
林雅正坐在桌边看书,看到我们进来,她站了起来。
“妈?”
女人没有说话,她走到桌边,拉开椅子坐下,然后,用颤抖的手,把那封信,放在了桌上。
“小雅,你过来。”
林雅走了过去。
“妈,这到底是怎么回事?那个人是谁?”
女人抬起头,看着自己的女儿,眼神里充满了爱怜和痛苦。
“小雅,这封信……是你爸爸写给你的。”
“我爸爸?”林雅愣住了,“他不是……”
“你先看看吧。”女人把信,推到了女儿面前。
林雅疑惑地拿起信,拆开。
我和她的母亲,就那么静静地站着,看着她。
时间,仿佛在这一刻静止了。
我看到,林雅的表情,在飞快地变化着。
从疑惑,到震惊,到难以置信。
她的呼吸,变得急促起来。
她的肩膀,开始微微地颤抖。
当她读到最后的时候,眼泪,像断了线的珠子一样,滚落下来。
她抬起头,泪眼婆娑地看着她的母亲。
“妈……这……这是真的吗?”
她的声音里,带着哭腔。
“我爸爸……他不是逃兵?”
女人再也控制不住了,她一把抱住自己的女儿,放声大哭起来。
“不是……他不是……你爸爸是英雄……他是英雄啊……”
母女俩抱头痛哭。
那哭声里,有压抑了十年的委屈,有真相大白后的释放,有失去亲人的痛苦,更有为亲人感到的无上骄傲。
我站在一旁,悄悄地退了出去,把空间留给了她们。
我站在那个小小的院子里,抬头看着那片被屋檐切割成四方形的天空。
我的眼眶,也湿了。
张班长,你的任务,我完成了。
过了很久很久,哭声才渐渐停了下来。
门开了,林雅和她的母亲走了出来。
她们的眼睛都哭肿了,但眼神,却亮得惊人。
“李……李大哥,”林雅走到我面前,对我深深地鞠了一躬,“谢谢你。”
我赶紧扶住她,“不用,我只是……做了我该做的事。”
“不,”她摇摇头,抬起头,眼睛里闪着光,“你不知道,这封信,对我们来说,意味着什么。”
她的母亲也走了过来,她手里,正捧着那枚军功章。
她用指腹,一遍又一遍地摩挲着。
“这么多年……我一直以为……”她哽咽着,说不下去。
“我恨过他,真的恨过他。我恨他为什么那么狠心,抛下我们母女。我也恨那个叫张援朝的人,是他告诉我,我爱的人,是个懦夫。”
“现在我才知道,我错了……我们都错了……”
“他不是懦夫,他是把所有的苦,都自己扛了。”
她看着我,郑重地说:“同志,谢谢你。也替我们,谢谢张援朝同志。谢谢你们,还了林峰一个清白,也解开了我们母女十几年的心结。”
那一刻,我感觉我胸口那块压了十年的大石头,终于,被搬开了。
一种前所未有的轻松和释然,传遍了我的全身。
我在杭州待了两天。
林雅的母亲,非要留我吃饭。
她做了一大桌子菜。
饭桌上,她跟我讲了很多林峰年轻时候的事。
说他怎么追的她,说他多么喜欢写诗,说他最大的愿望,就是天下太平,他可以安安心心地当一个老师。
林雅就在一旁静静地听着。
她的脸上,带着笑,也带着泪。
那是一个女儿,在重新认识自己从未真正了解过的父亲。
第二天,她们带我去了西湖边。
林雅说:“李大哥,我爸爸的骨灰,就撒在西湖里。以前,我们每次来,心里都是怨。从今以后,不一样了。”
我们站在湖边,春风拂面。
湖光山色,美得像一幅画。
我仿佛看到,那个叫林峰的年轻诗人,正站在湖边,对着我们微笑。
我要走了。
林雅和她母亲把我送到火车站。
临上车前,林雅递给我一个本子。
“李大哥,这是我爸爸以前写的诗,我妈一直收着。我想,你应该看看。”
我接过本子,很厚。
“还有,这个,请你一定转交给张援朝叔叔。”
她递给我一封信。
是她写给张班长的。
我重重地点了点头。
“我一定送到。”
火车缓缓开动。
我看着窗外,那对母女的身影,越来越小,越来越远。
她们一直在挥着手。
脸上,带着我来时,从未见过的,灿烂的笑容。
回到家,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给张班长写信。
我不知道他确切的地址,只能寄到他当年留下的,那个模糊的北方老家的公社。
信里,我详细地讲述了去杭州的经过。
我告诉他,林雅母女很好,她们已经知道了真相,她们不恨他,只感谢他。
最后,我把林雅写给他的信,一起夹在了里面。
做完这一切,我打开了林雅给我的那个诗集。
翻开第一页,是一首写在戈壁滩的诗。
“我的爱人,请不要为我哭泣。”
“我将自己,种在这片土地。”
“如果有一天,你看到风沙扬起,”
“那是我,在遥远地呼唤你。”
“如果有一天,你看到红星闪烁,”
“那是我,在黑暗中守护你。”
我的眼泪,再一次,落在了纸上。
几个月后,我收到了张班长的回信。
信很短,只有寥寥几句话。
“卫国,辛苦你了。我的心,终于踏实了。勿念。”
信纸上,有几处模糊的印记。
我想,那应该是,一个老兵的眼泪。
从那以后,我和张班长,恢复了通信。
我们聊得不多,就是像老朋友一样,说说各自的生活。
我知道了,他回乡后,一直未娶,在一个林场当护林员,一个人,守着一片大山。
我和林雅一家,也成了朋友。
我们每年都会通信,她会告诉我她的学习,她母亲的身体。
她的性格,越来越开朗。
后来,她考上了大学,读了她父亲最希望她读的师范专业。
她说,她以后,要当一名老师。
时间,又过去了很多年。
我也从一个保卫科的小干事,熬成了科长。
我的儿子,也长大了,考上了军校,像我当年一样,成了一个兵。
有一年,我去北京出差,顺路,去张班长的老家看了他。
七拐八绕地,终于在深山里的一个护林站,找到了他。
他比我想象中,老得更快。
头发全白了,背也驼了,但那双眼睛,还是那么有神。
我们俩,坐在林场的小木屋前,喝着他自己泡的药酒。
谁也没提当年的事。
但我们都知道,那件事,已经成了我们生命里,一道共同的,无法磨灭的印记。
临走的时候,他送我到山口。
夕阳下,他的身影,被拉得很长。
“卫国。”他叫住我。
“班长。”
“替我,守好这片林子。”他指着身后那片无边无际的绿。
我愣了一下,随即明白了。
他守了一辈子边疆,又来守这片林场。
在他心里,这都是在为国家,站岗。
我对着他,又敬了一个军礼。
就像很多很多年前,在戈壁滩的月光下一样。
“是!班长!”
后来,张班长不在了。
是在一个冬天,平静地,在睡梦中走的。
林场的人说,发现他的时候,他脸上还带着笑。
手里,捏着一张泛黄的照片。
照片上,是两个穿着军装的年轻人,并排站着,在戈壁滩上,笑得像个孩子。
其中一个,戴着眼镜,斯斯文文。
是林峰。
另一个,就是年轻时的张援朝。
我把这个消息,告诉了林雅。
电话那头,她沉默了很久很久。
最后,她说:“李大哥,我知道了。我们会永远记着他。”
如今,我也老了。
退休了,每天养养花,带带孙子。
有时候,孙子会缠着我,让我讲当兵时候的故事。
我就会给他讲那片无边无际的戈壁滩,讲那里的风,那里的沙,那里的胡杨。
讲那些和我一起巡逻的战友,讲那个黑得像炭一样的张班长。
每次讲到那封信的故事,我都会停下来,喝口水。
我会告诉他,承诺,有时候,比生命更重要。
而有些情义,可以跨越十年,甚至更久的时间,依然滚烫。
我的书房里,一直挂着一幅字。
是我自己写的,字写得不好,歪歪扭扭。
上面只有八个字:
“家国天下,此生无悔。”
这是林峰写在他诗集扉页上的话。
也是张援朝守了一辈子的话。
更是我们那一代人,刻在骨子里的,共同的信念。
来源:小七闲谈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