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就在两个月前的6月10日，正是在这里，王正钧的恩师与长官——“密使一号”吴石中将，倒在国民党当局的枪口下。

1950年8月10日，台北马场町刑场，26岁的王正钧戴着沉重的镣铐，一步步踏上被露水浸湿的石阶。

只见他身姿挺拔，尽管脸颊因狱中酷刑凹陷下去，眼神坚定刚毅，直视着远处熹微的晨光。

就在两个月前的6月10日，正是在这里，王正钧的恩师与长官——“密使一号”吴石中将，倒在国民党当局的枪口下。

而此刻，这位追随吴石多年的副官，也要用同样的姿态迎接了生命的终点。

值得一提的是，就在临刑前，王正钧留下了自己的最后绝笔字：“我无言可诉”。

可以说短短四字，道尽了乱世中无畏英雄的忠诚与悲壮，也彰显了英勇志士的革命情怀。

提起吴石与王正钧的渊源，应该深植于隐蔽战线的革命情谊，两人既是同乡、上下级，更是生死与共的战友。

由于同为福建福州人，王正钧通过聂曦（吴石早年副官）的引荐进入吴石的核心圈子。

而聂曦的堂兄聂能辉是新四军战士，他不仅引导聂曦走上革命道路，也影响了王正钧。

只不过遗憾的是，聂能辉在南京解放前夕牺牲于雨花台，但他播下的革命火种，让王正钧也树立了革命信仰。

1938年的长沙会战，让吴石与王正钧结下了生死情谊。

彼时，20岁的王正钧是国民革命军第十九集团军的一名通讯兵，在一次日军空袭中，为保护电台被弹片划伤左臂，恰巧被前来前线视察的参谋本部作战科长吴石撞见。

当时吴石见他身负重伤仍死死抱住电台不放手，当即脱下自己的军大衣裹在他身上，厉声命令卫生兵：“不惜一切代价救他！”

就是这句话，让王正钧下定决心忠心于吴石。而吴石也见他做事机敏、性格沉稳，就调至身边担任警卫员。

不过，在吴石身边期间，王正钧很快发现，这位留日归来的将军与其他国民党军官截然不同：

在深夜办公时，他的案头总摆着《资本论》的译本；而谈及时局时，他也常感慨“民族危亡之际，党派之争应退居其次”；甚至在军统特务监视严密的场合，仍敢私下接济进步学生。

虽然那时候王正钧不解其中深意，却深知，这位长官待他如父，值得自己用生命托付。

1946年全面内战爆发后，吴石被调往南京任国防部史政局局长，而王正钧也一路追随，升任副官，掌管吴石的私人文件与出行安排。

彼时的吴石，已秘密与中共地下党组织取得联系，成为潜伏在国民党核心机构的“密使一号”。

尽管他深知王正钧的忠诚度，却从不敢轻易透露身份，因为潜伏在敌人内部如同走钢丝，多一人知情，便多一分危险。

直到1949年春，国民党计划退守台湾，吴石突然对王正钧说：“正钧，你随我去台湾，往后的路，可能比抗日战场更凶险，你怕吗？”

谁知王正钧一听这话毫不犹豫地回答：“长官去哪，我就去哪，刀山火海，绝不退缩！”

或许他那时还不知道，正是这句承诺，将让他在一年后血洒刑场。

时日不久后，王正钧与随吴石随国民党一起到了台湾，起初，吴石利用国防部参谋次长的身份，频繁接触核心军事机密——台湾及金门、马祖的兵力部署图、海防要塞分布图、空军机场坐标等，通过地下交通员逐步传递给大陆。

尽管王正钧不了解文件的具体用途，却凭着军人的直觉察觉到长官在做正确的事。

因此，当吴石将标有“绝密”的档案交给王正钧后，他从未问过“为什么”，只是严格执行命令。

1950年1月，地下交通员朱枫（化名“陈太太”）从香港来台接收情报，王正钧按照吴石的安排，以“送公文”为由，将装有兵力部署图的密码箱送到她手中。

而王正钧也记得，那天他看到吴石站在窗前，一直在远着自己离去。

然而，危险还是在暗中滋生了。

1950年1月，台湾地下党负责人蔡孝乾被捕叛变，随即朱枫在舟山也被捕，而吴石的身份彻底暴露。

3月1日清晨，保密局特务包围了吴石的住所，破门而入时，吴石正坐在书桌前整理文件，王正钧下意识地挡在吴石身前，厉声喝道：“你们凭什么逮捕次长！”

“王副官，你还是先顾好自己吧。吴石通共，你作为他的贴身副官，能脱得了干系？”特务头目毛人凤冷笑道。

随即，冰冷的手铐也铐住了王正钧的手腕，他回头望向吴石，只见将军面色平静，眼神中带着一丝歉意与嘱托：“正钧，委屈你了。”

在保密局的审讯室里，王正钧经历了常人难以想象的酷刑。鞭抽、烙铁、老虎凳……

特务们软硬皆施，逼他承认“参与通共”，逼他指证吴石的“罪行”，甚至以他远在大陆的父母妻儿相要挟。

但王正钧始终咬紧牙关，虽然被折磨的遍体鳞伤，但还是一口咬定：“我不懂，不知道。”

他心里清楚，吴石是为了国家和民族在做事，自己如果松口，不仅会牵连更多地下工作者，更会玷污吴石的清白，哪怕牺牲自己也不会吐露半个字。

当时王正钧被关押在台北看守所的单人牢房里，与吴石的牢房仅一墙之隔。

起初，两人还能通过敲击墙壁传递简单的信号——三长两短，是“安好”；两长三短，是“坚持”。吴石曾用指甲在墙壁上刻下“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八个字，王正钧看到后，在自己这边的墙上回应：“追随长官，生死与共。”

然而，令人悲痛的一刻还是来了。

1950年6月10日，吴石、朱谌之等四人被判处死刑的消息传到了牢房。

当王正钧听到隔壁传来沉重的脚步声，他猛地扑到墙上，用力敲击：“长官！长官！”而墙的另一边，传来了吴石最后一次回应——一声悠长的叹息，随后是坚定的脚步声远去。

很快，当刑场的枪声透过厚重的墙壁传来，王正钧没有哭出声，只是用拳头一遍遍捶打着地面，直到指骨渗血。

也就从那天起，他不再与外界交流，每天蜷缩在牢房的角落，要么闭目沉思，要么用指甲在墙上刻画，反复写着“忠”“义”二字。

最终，看到油盐不进的王正钧，特务们渐渐失去了耐心。

1950年8月，台北地方法院以“知情不报、协助通共”的罪名，判处王正钧死刑。

接到判决书的那天，王正钧异常平静，他向狱警要了一支笔和一张纸，却没有写上诉状，也没有写遗书，只写下了六个字：“我无言可诉，以死明志。”

可以说王正钧其实早已做好了与吴石并肩赴死的准备，千言万语，都化作了最后的沉默。

1950年8月10日清晨，王正钧被带出牢房，他昂首走到刑场门口时，他停下脚步，望向大陆的方向，那里有他的父母妻儿，有他魂牵梦萦的故土。

当刽子手端起枪，喝令他跪下。王正钧挺直了脊梁，大声道：“我是军人，只站着死，不跪着生！”

随即他转过身，面向吴石牺牲的方向，整理了一下领口的纽扣，缓缓闭上了眼睛。

很快枪声响起，鲜血溅落在铺满碎石的刑场上，与两个月前吴石的血迹融为一体。

王正钧用26年的生命，书写了一段“士为知己者死”的传奇。

或许他没有吴石那样的高位与谋略，却有着最纯粹的忠诚与勇气；或许他不知道自己所追随的“信仰”具体是什么，却用生命守护了心中的正义。

“无言可诉”，这简短的四个字，早已超越了时空的界限，成为了英雄们无声的呐喊——他们的忠诚，天地可鉴；他们的英名，永垂不朽。

来源：人物故事图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