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台湾主流媒体对莫言的评价，并非单一维度的判断，而是呈现出多元交织、层次丰富的复杂面貌。其中，既有对其文学成就的深度认可与高度赞誉，将其置于国际文学坐标系中与经典作家并列；也不乏对诺贝尔文学奖评选背后潜在政治性的审慎质疑，试图拆解奖项与文学之外因素的关联；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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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题:台湾主流媒体对莫言的评价——以正面肯定为基调、以多元反思为补充

台湾主流媒体对莫言的评价，并非单一维度的判断，而是呈现出多元交织、层次丰富的复杂面貌。其中，既有对其文学成就的深度认可与高度赞誉，将其置于国际文学坐标系中与经典作家并列；也不乏对诺贝尔文学奖评选背后潜在政治性的审慎质疑，试图拆解奖项与文学之外因素的关联；同时，针对莫言等大陆文化名人访台时发表的“哈台”言论，台湾媒体亦保持着清醒的反思态度，既关注言论背后的善意，也不回避其可能存在的片面性。这种多面向的评价，不仅精准捕捉了莫言作品本身的文学厚度与思想张力，更折射出台湾文化界在两岸文学交流语境下，对诺贝尔文学奖评选标准、大陆文化名人话语表达，以及两岸文化互动深层逻辑的持续思考与立场表达。

一、莫言获诺奖时的台湾主流媒体报道

2012年10月，莫言斩获诺贝尔文学奖的消息传来，瞬间打破了台湾文化界与媒体圈的平静，各类报道、评论与解读迅速铺陈开来，形成了一股“莫言热”。在这股热潮中，台湾主流媒体的态度以积极关注与高度肯定为主，同时也夹杂着对相关议题的延伸思考。

《联合报》作为台湾极具影响力的综合性报纸，第一时间以社论形式发声，标题直接点明《莫言作品是了不起的文学成就》，立场鲜明。社论中不仅明确提出“莫言的作品是了不起的文学成就，可以和之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各国大家，无愧并列，平起平坐”，更深入剖析了其文学成就的核心——创造了一种“可以承载丰富意象与奇情幻想的乡土语言”。社论特别以《红高粱家族》为例，指出莫言笔下的“高密东北乡”并非简单的地理概念，而是一个“既亲切又陌生”的文学世界：亲切在于其中的乡土气息、民间故事与中国人的生存底色，能让华文读者产生强烈共鸣；陌生则源于其独特的叙事视角与魔幻笔法，将平凡的乡土生活赋予了超越现实的诗意与哲思，这种“熟悉与陌生的交织”，正是莫言文学魅力的关键所在。

时任台湾文化部门负责人、知名作家龙应台的反应，更添一份个人化的温度与专业认同。据媒体报道，她在听到莫言获奖消息时，当场开心大笑三声，脱口而出“莫言得奖，太棒了！”。作为同样深耕文学领域的创作者，龙应台的评价兼具感性共鸣与理性洞察，她提出“最泥土的人就最国际”的观点，精准概括了莫言创作的核心特质——扎根本土却能突破地域界限，贴近民间却能抵达人类共通情感。龙应台还透露，自己与莫言相识约20年，每次阅读莫言的小说都会产生“我不如他”的感慨，尤其对《生死疲劳》推崇备至，认为书中大量运用的方言，不仅没有构成阅读障碍，反而成为“彻底展现村落经验如何赋予人充沛生命力”的载体，比如书中通过驴、牛、猪等动物的视角，以方言化的叙事节奏还原乡村生活的细节，让读者能真切感受到民间生命力的坚韧与鲜活。

台湾《旺报》则以更大篇幅投入报道，直接开设5个专版聚焦莫言获奖事件，版面内容涵盖莫言生平梳理、代表作品解读、文学评论家访谈，以及诺奖评审委员会评语分析等多个维度。其中一篇核心报道明确指出：“莫言选择立足自己的土地和人民，描写他们的故事，用他的笔法建立起一个能够让全世界了解中国社会和中国人民面貌的桥梁”，并强调这一特质“在今天台湾的媒体中还是最主要被关注和评论的地方”。这种解读，既肯定了莫言创作的本土根基，也认可了其作品的国际传播价值——通过个人化的文学叙事，让西方世界得以跳出刻板印象，看见更真实、更复杂的中国社会。

东森电视作为台湾主流电视台，也在第一时间播报了莫言获奖的消息，并迅速策划制作专题报道。考虑到《红高粱》作为莫言的成名作，不仅在大陆拥有广泛读者，其改编的电影更在两岸三地具有较高知名度，电视台最终决定以《红高粱》为切入点，邀请台湾文学学者、影视评论人共同参与专题录制。专题中，嘉宾们不仅分析了《红高粱》中“红色意象”的象征意义（如高粱酒、鲜血与生命的关联），还探讨了莫言作品为何能获得诺奖评委青睐——除了独特的叙事风格，更在于其作品中蕴含的“人类共通经验”，如对生命、苦难、历史的思考，能跨越文化与地域的界限，引发全球读者的共鸣。

台湾“中研院”院士、知名文学评论家王德威的评价，则更具学术深度。他从华文文学发展脉络出发，指出莫言的“乡土叙事、现实主义、民族形式”三者相互融合，让“我们至此更为理解莫言在当代中国小说里的书写位置”。王德威认为，莫言的乡土叙事并非简单的“怀旧”，而是通过魔幻手法重构乡土记忆，比如《丰乳肥臀》中以母亲的一生串联起不同历史时期的乡土变迁，既保留了现实主义的厚重，又兼具魔幻主义的灵动；同时，他强调莫言的获奖“为华文文坛众望所归”，标志着华文文学的创作高度获得了国际主流文坛的认可。

台湾作家张大春则从叙事创新的角度给予肯定，他表示“实至名归，莫言创造新的中国叙事体，诺贝尔文学奖看见中国了”。张大春解释，传统中国小说多以线性叙事为主，而莫言打破了这种模式，在《生死疲劳》中采用“轮回叙事”，在《红高粱》中运用多视角切换，这种“新的中国叙事体”既扎根于中国民间故事传统（如轮回观念、说书人的叙事节奏），又吸收了西方现代文学的技巧，形成了独特的文学风格，让国际文坛得以通过这种“新叙事”，看见更立体、更多元的中国。

值得注意的是，在一片赞誉声中，台湾部分媒体人也保持着冷静，开始反思大陆文化名人“哈台”言论的现象。他们指出，近年来大陆文化界人士访台后，往往会发表对台湾的高度评价，如称赞台湾有“民国风范”“传统家园”“世界上最好的华人地区”等，这类言论虽饱含善意，但有时存在“过度颂扬”之嫌，甚至让部分台湾文化名人感到尴尬。这种反思态度，在莫言获奖后对其过往言论的梳理报道中也有所体现，媒体并未回避这一话题，而是将其作为两岸文化互动中的一个值得探讨的现象，纳入整体报道框架中。

二、台湾文学界与出版界对莫言作品的评论

台湾文学界与出版界作为莫言作品在台传播的重要载体与解读主体，对其作品的评价更为细致、深入，既关注创作技巧与叙事风格，也重视学术价值与市场反响，同时对争议作品保持开放且理性的态度。

1.文学风格与叙事能力

台湾出版界人士对莫言的“说故事能力”普遍给予极高评价，认为这是其作品能在台湾市场获得读者青睐的核心原因。麦田出版总编辑涂玉云作为近距离接触莫言作品的出版人，曾多次在公开场合分享对莫言创作的观察。她透露，莫言的创作不仅“灵感与产量皆惊人”，更有着极强的叙事掌控力——在创作《生死疲劳》时，莫言曾表示“所有故事都在脑海里”，从构思到完稿，几乎一气呵成，最终完成55万字的长篇小说，且整体叙事节奏紧凑，极少出现逻辑漏洞或冗余情节。涂玉云认为，这种“胸有成竹”的创作状态，源于莫言对故事内核的深刻把握，以及对民间生活的充分了解；而台湾读者最着迷的，正是这种“沉浸式”的说故事能力——莫言能将读者迅速带入他构建的文学世界，让读者跟随角色的命运起伏，感受故事背后的情感与思想。

从市场数据来看，莫言作品在台湾的销量也印证了其受欢迎程度。《红高粱家族》由台湾洪范出版社引进出版后，凭借其独特的叙事风格与浓厚的乡土气息，销量迅速突破2万册，成为当时台湾华文小说市场的“黑马”；麦田出版社后续引进的《蛙》《檀香刑》《生死疲劳》等作品，尽管题材更为厚重、叙事更为复杂，但每部作品的销量也均达到7000余册，这一成绩在大陆作家赴台出版的作品中，处于上游水平。有出版界人士分析，莫言作品“愈长愈畅销”的现象，恰恰说明台湾读者对其叙事能力的认可——越长的作品，越能展现莫言构建复杂故事、塑造丰满角色的能力，也越能让读者沉浸其中。

台湾作家骆以军在与莫言的公开对谈中，曾从创作共鸣的角度评价其作品。他表示，莫言的“魔幻”并非空中楼阁式的幻想，而是“扎根于现实土壤的真实”，因为莫言对民间生活有着“手术刀般的深刻观察”。骆以军以《丰乳肥臀》为例，指出书中描写的民间苦难、家族兴衰，虽带有一定的魔幻色彩（如母亲生下多个孩子的命运巧合），但每个细节都能在现实中找到对应的“民间经验”，这种“魔幻与现实的交融”，让莫言的作品既富有想象力，又充满烟火气。同时，骆以军认为，莫言的这种观察力与叙事风格，与台湾本土文学形成了“跨地域的对话”——台湾本土文学也注重对民间生活的描写（如陈映真、黄春明的作品），但莫言的视角更宏大，能将民间生活与中国历史变迁紧密结合，这种差异与共性，为两岸文学交流提供了更多探讨空间。

2.学术评价与奖项认可

台湾学术界对莫言作品的评价，始终坚持以文学价值为核心，较少受政治立场干扰，形成了一批具有深度的学术解读成果。台湾“中研院”院士王德威是较早关注莫言作品的学者之一，他从“新历史主义”视角出发，对莫言作品进行了系统分析。王德威认为，莫言的作品并非简单“还原历史”，而是通过乡土叙事与魔幻现实主义手法“重构历史”——在《红高粱》中，莫言打破了传统抗日战争叙事的宏大框架，转而聚焦普通村民（如余占鳌、戴凤莲）的个体命运，用民间视角重新解读历史；在《丰乳肥臀》中，他以母亲上官鲁氏的一生为线索，串联起从清末到改革开放的历史变迁，将历史的宏大叙事转化为个体的生命体验。这种“重构历史”的方式，不仅让历史更具“人性温度”，也展现了中国社会的复杂性与多面性，为读者理解历史提供了新的视角。

台湾学者张清华则对《丰乳肥臀》给予极高评价，称其为“新历史主义小说的扛鼎之作”。张清华在学术论文中指出，《丰乳肥臀》的“扛鼎”之处，在于其对历史建构的“独特性”——不同于传统历史小说以“英雄”“伟人”为核心，莫言将“母亲”这一民间形象置于历史中心，通过母亲的生育、养育经历，展现历史对个体的压迫与个体在历史中的抗争；同时，书中对“性”的描写并非低俗猎奇，而是作为“生命本能”的象征，用以对抗历史的残酷与荒诞。这种历史建构方式，既突破了传统历史小说的叙事范式，也深化了对历史与人性关系的思考。

莫言作品在台湾获得的多个重要文学奖项，也从侧面印证了台湾文学界对其创作价值的肯定。1988年，莫言的短篇小说《白狗秋千架》凭借细腻的乡土描写与深刻的人性思考，获得台湾联合文学奖，这是莫言作品首次在台湾获得重要文学奖项，也为其后续作品在台传播奠定了基础；2001年，《檀香刑》因独特的叙事结构（以“刑罚”为核心串联历史）与浓厚的民间色彩，入选台湾《联合报》“年度十大好书”，评选评语称其“以民间视角解构历史，用文学手法展现人性，是一部兼具思想性与艺术性的佳作”；此外，根据《红高粱》改编的同名电影，还获得了台湾东京电影节金麒麟奖，电影的成功也进一步带动了小说在台的传播，让更多台湾读者通过影像了解莫言的文学世界。

3.争议作品《丰乳肥臀》的报道

莫言的早期作品《丰乳肥臀》，因题材敏感、内容尖锐，在大陆曾引发争议，而台湾媒体对这一争议事件的报道，始终保持客观中立的态度，既呈现大陆批判者的观点，也传递莫言的辩解与台湾学界的理性声音。1996年，大陆文学杂志《中流》从第5期到第12期，连续发表十多篇批判文章，对《丰乳肥臀》提出严厉指责。这些文章认为，小说存在“反共产党”的倾向——书中对不同历史时期（如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改革开放）的描写，被认为“抹黑”了共产党领导下的历史进程；同时，文章还指责书中存在“性变态”的内容，认为部分情节（如对母亲生育过程的细致描写）“低俗、色情”，违背了文学的审美原则。台湾媒体在报道这一事件时，完整转述了这些批判观点，并未进行主观评判，而是将其作为争议的一方呈现给读者。

2005年，莫言在接受台湾媒体人蔡康永访谈时，首次公开聊起这一争议事件的细节，台湾媒体对此次访谈进行了全程报道，重点传递了莫言的辩解观点。莫言表示，自己在创作《丰乳肥臀》时，始终站在“人类立场”看待历史，而非“某一政治立场”——他想通过母亲上官鲁氏的一生，展现“普通人在历史洪流中的命运转折”，写出“人性的复杂与坚韧”，而非故意与某一群体对立。对于“性变态”的指责，莫言引用了大陆学者邓晓芒的观点，认为这种指责其实是国民性中“长不大的婴儿”心态的隐喻——部分人无法接受文学作品对“生命本能”的真实描写，习惯用“道德审判”代替文学审美，将正常的人性表达曲解为“低俗”。莫言强调，文学的价值在于“真实反映人性与生活”，而非“回避敏感话题、迎合某种标准”。

与大陆的争议态度不同，台湾出版界对《丰乳肥臀》的态度更为开放。尽管该书在大陆曾被禁，但台湾麦田出版社仍顶住压力，将其引进出版，并保持小说的原貌，未做任何删减。出版社负责人表示，选择出版该书，是因为“认可其文学价值”——《丰乳肥臀》作为莫言的代表作之一，展现了极高的叙事技巧与思想深度，不应该因政治立场的差异而被埋没；同时，台湾作为多元文化社会，读者有能力“以文学的眼光”阅读这部作品，而非陷入政治化的解读。

台湾学界也对《丰乳肥臀》给予理性辩护，其中以王德威为代表的学者，通过“新历史主义”理论为该书正名。王德威认为，《丰乳肥臀》的争议，本质上是“文学与政治的边界之争”——部分批判者将文学作品等同于政治宣传工具，要求文学“为政治服务”，而忽略了文学的独立性与审美性。他强调，从新历史主义视角来看，《丰乳肥臀》通过个体命运展现历史变迁，是对“宏大历史叙事的补充与修正”，而非“抹黑历史”；书中对“性”的描写，是“生命本能的象征”，用以对抗历史的残酷与荒诞，具有深刻的文学意义。王德威的观点在台湾学界得到广泛认同，也影响了更多台湾读者对《丰乳肥臀》的理解，让该书在台湾逐渐摆脱“争议作品”的标签，成为研究莫言文学创作的重要文本。

三、台湾媒体对“哈台”言论的反思

2013年9月，莫言应台湾文化界邀请访问台湾，期间在多场演讲与交流活动中发表对台湾的看法，其中一句“台湾‘乱’只乱在小圈子，老百姓‘处处是雷锋’”的言论，在台湾引发广泛讨论。这一言论不仅成为当时台湾媒体的热点话题，也进一步引发了台湾媒体对大陆文化名人“哈台”言论的集体反思——既肯定这类言论背后的善意与友好，也不回避其可能存在的片面性与误导性。

台湾《中国新闻网》在报道莫言访台言论时，特别引述了一位资深台湾记者的观点：“拜托！别再夸我们了，我真疑惑你们要捧杀台湾。”这位记者表示，近年来大陆文化名人访台后，往往会发表对台湾的高度赞美，如称赞台湾有“民国风范”“传统家园”“最有人情味的地方”等，这类言论虽让台湾民众感受到善意，但有时“过度美化”，甚至与台湾的真实社会状况存在差距。比如“民国风范”的说法，忽略了台湾社会在现代化进程中面临的文化断层问题；“传统家园”的描述，也未能涵盖台湾社会的多元文化特质（如原住民文化、外来文化的影响）。这位记者强调，这种“过度赞美”不仅可能让外界对台湾产生误解，也会让台湾民众陷入“自我满足”，忽视社会中存在的问题，本质上是一种“捧杀”。

为了支撑这一反思，台湾媒体还列举了台湾社会对大陆人存在的“制度性歧视”现象，作为“过度美化”言论的反证。具体而言，这类歧视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

一是大陆学生赴台读书的“六不准”政策——不准打工、不准考公务员、不准参与台湾地区的政治活动、不准获得台湾的奖学金、不准在台实习、不准毕业后留台工作，这一政策使得大陆学生在台的待遇远低于其他境外学生（如东南亚、欧美学生）；

二是大陆配偶取得台湾身份证的“特殊限制”——大陆配偶需在台居住满6年才能申请身份证，而其他境外配偶只需居住满4年，且大陆配偶在申请过程中还需额外接受“入境面谈”，审查更为严格；

三是两岸艺人在对方市场的“待遇差异”——台湾歌星凭借成熟的娱乐产业体系，已占据大陆演出市场的半壁江山，不仅能举办大型商业演唱会，还能参与各类综艺节目、影视剧拍摄；而大陆艺人到台湾演出，大多只能参与公益活动，商业演出的审批流程极为复杂，且常受到各种限制；

四是部分台湾商家对大陆游客的“不诚信行为”——有媒体曝光，部分台湾旅游景点的商家，会向大陆游客高价出售假茶（如将普通茶叶冒充高山茶），甚至有餐厅将“回锅的剩菜”重新端给大陆游客，这类行为虽不代表台湾社会的整体风貌，但也反映出台湾社会中存在的“逐利性歧视”。

台湾媒体的这种反思，并非仅针对莫言一人，而是延伸到了所有发表过“哈台”言论的大陆文化名人。比如台湾文化名人陈文茜，曾在自己的电视节目中直言“韩寒把台湾说得太好了”。陈文茜表示，韩寒访台后曾在文章中称赞台湾“自由、包容、有人情味”，但这种描述“过于理想化”，忽略了台湾社会的现实问题——如高房价、低薪、青年就业难等，这些问题让许多台湾青年感到焦虑，而韩寒的言论未能触及这些内容。香港文化名人梁文道也在专栏文章中评论网络红人赵星的博客，称其“把台湾赞美得受不了了，连我们这些在台湾住过的人都觉得有点尴尬跟害羞了”。梁文道指出，赵星的博客中充满了对台湾的“浪漫化描述”，如“台湾人都很友善，路上不会有人吵架”“台湾的街道一尘不染”等，但这些描述与台湾的真实状况存在差距——台湾也有民众吵架、街道脏乱的情况，这种“滤镜式”的赞美，本质上是“将台湾塑造成自己想象中的‘乌托邦’”，而非真实的台湾。

台湾媒体普遍认为，大陆文化名人访台后的“哈台”言论，之所以存在片面性，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短期印象”的局限——多数大陆文化名人访台时间较短，且活动范围多集中在台北、高雄等大城市的文化圈、学术界，未能深入台湾的基层社会（如偏远乡村、工业区），无法全面了解台湾的社会状况，只能基于“短期、局部”的印象发表看法；二是“想象投射”的影响——部分大陆文化名人对台湾的认知，带有一定的“理想主义投射”，将自己对“传统文化”“社会和谐”的期待，投射到台湾身上，从而形成“过度美化”的言论。台湾媒体强调，真正的台湾社会“既有值得称赞的地方，也有需要改进的问题”，不应简单地以“捧杀”或“抹黑”的方式评价，而应秉持“客观、理性”的态度，既看到台湾的优势，也正视台湾的问题，这样才能促进两岸社会的真正理解与交流。

四、李敖对莫言获奖的质疑

在台湾主流媒体对莫言获奖的正面评价中，台湾著名作家李敖的质疑声音显得尤为突出。李敖作为以敢言、善辩著称的文化名人，其观点虽不代表台湾主流媒体的态度，却也引发了台湾社会对诺贝尔文学奖评选机制的讨论，为莫言获奖的评价增添了另一重维度。

李敖对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质疑，主要集中在“诺奖的政治性”上。他在自己的专栏文章与电视节目中多次表示：“中国的作家不贬低自己的国家和民族，是不会获得诺贝尔奖的。”这句话直接暗示，莫言的获奖并非完全基于其文学成就，而是与其作品中对中国历史、社会的“负面描写”有关——李敖认为，诺贝尔文学奖评委带有一定的“西方中心主义”倾向，更倾向于将奖项颁给那些“批判本国体制、揭露社会黑暗”的作家，而莫言的作品（如《丰乳肥臀》《蛙》）中，确实存在对中国不同历史时期社会问题的描写，这成为其获奖的“重要因素”。李敖还以索尔仁尼琴为例，称其因批判苏联体制而获得诺奖，以此佐证自己的观点——诺奖在评选过程中，往往会将文学价值与政治立场挂钩，甚至让政治立场凌驾于文学价值之上。

李敖的这一观点在台湾引发了一定范围的讨论，其中不乏反对与反驳的声音。有台湾文学评论家在《联合报》发表评论文章，指出李敖的逻辑存在明显漏洞。该评论家表示，西方国家（如美国）也有大量作家通过作品批评本国政府或社会现象（如海明威的《永别了，武器》批判战争，马克·吐温的《竞选州长》讽刺美国政治腐败），但这些作家并非都能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相反，许多获得诺奖的西方作家，其作品并未涉及对本国的批判（如加西亚·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聚焦拉丁美洲的魔幻现实，而非批判某一国家体制）。因此，“不贬低国家就不能获诺奖”的说法，显然不符合事实，是一种“以偏概全”的判断。

此外，有媒体还指出，李敖的质疑可能带有一定的“个人情绪”。李敖本人曾因《北京法源寺》一书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提名（2000年），当时该书因对中国历史与文化的独特解读，受到诺奖评委的关注，但最终未能获奖。未获奖后，李敖曾多次对诺贝尔文学奖的评选机制提出质疑，认为评委“不了解华文文学”“存在偏见”。因此，此次对莫言获奖的质疑，可能是其对诺奖“长期不满”的延续，而非单纯针对莫言个人。

值得注意的是，李敖的批评始终聚焦于诺贝尔文学奖的评选机制，而非对莫言个人作品的具体文学价值进行否定。他在节目中曾坦言：“莫言的小说写得不错，有自己的风格，这一点我不否认。”但他坚持认为，莫言的文学成就“不足以获得诺奖”，其获奖背后“一定有政治因素的推动”。同时，台湾主流媒体也并未将李敖的观点作为主流评价——多数媒体仍将报道重点放在莫言的文学成就上，仅将李敖的质疑作为“多元声音”之一进行简要提及，避免过度放大其观点，影响对莫言作品的客观评价。

五、台湾媒体对莫言“不被大风吹倒”心态的报道

2025年1月，莫言在大陆某文学期刊发表题为《不被大风吹倒》的文章，文中结合自己的创作经历与人生感悟，强调面对逆境与争议时，应保持坚韧、从容的心态，这一观点迅速引起两岸媒体的关注。台湾《联合报》《旺报》等主流媒体纷纷对该文进行报道与解读，认为莫言的“不被大风吹倒”心态，不仅是其个人面对人生困境的智慧，更是其能在文学道路上持续深耕、最终获得国际认可的关键。

莫言在《不被大风吹倒》一文中，引用佛家哲学中的“八风”概念，作为阐述自己心态的核心。他解释，“八风”即利、衰、毁、誉、称、讥、苦、乐，这八种情境是日常生活中最易让人心神不定、迷失方向的因素——“利”是利益诱惑，“衰”是境遇衰败，“毁”是他人诋毁，“誉”是外界赞誉，“称”是他人称赞，“讥”是他人讥讽，“苦”是人生痛苦，“乐”是生活喜乐。莫言表示，自己在创作生涯中，曾多次遭遇“八风”的冲击：创作《丰乳肥臀》时，面临“反共产党”“性变态”的诋毁；获得诺奖后，又遭遇“政治获奖”的讥讽；日常创作中，还需面对市场利益与文学理想的权衡。但他认为，“如果有了足够好的修养和原则，便能有超常的定力，做到宠辱不惊、毁誉随人”——这种定力，不是对“八风”的回避，而是对“自我原则”的坚守。

台湾媒体在报道中，特别关注了莫言“不被大风吹倒”心态的具体表现，尤其是其面对《丰乳肥臀》争议时的应对方式。媒体指出，1996年《丰乳肥臀》引发争议后，莫言并未因外界的批评而放弃创作，也未刻意迎合批判者的观点修改作品，而是选择“沉下心来，继续深耕文学”。在此后的十年间，他陆续创作了《檀香刑》《生死疲劳》《蛙》等多部重要作品，每部作品都延续了其“关注普通人命运、直面社会现实”的创作风格，并未因争议而“妥协”。台湾学者在解读这一过程时表示，莫言的这种“坚韧”，并非“固执己见”，而是对“文学价值”的坚定信念——他坚信，文学的意义在于“真实反映生活、深刻思考人性”，只要自己的创作符合这一原则，就无需因外界的评价而动摇。

同时，台湾媒体还提炼出莫言坚守的“两个基本内心原则”，认为这是其“不被大风吹倒”的核心支撑。第一个原则是“不忘根本”——牢记自己的农村出身。莫言在文章中提到，自己出生于山东高密的一个农民家庭，农村生活的经历是其创作的“源头活水”，无论获得多少荣誉、身处何种境遇，他都会定期回到家乡高密，与乡亲聊天、参与农活，感受农村的变化。台湾媒体指出，这种“不忘根本”的态度，让莫言始终保持对“普通人”的关注，其作品也始终充满“乡土气息”与“人性温度”，避免了因获得国际声誉而“脱离现实”。第二个原则是“坚持原则”——形成可靠的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莫言表示，自己的人生观源于农村生活的体验：“农民面对苦难时的坚韧、面对利益时的淳朴，让我明白‘人性的善良’与‘生活的真实’是最珍贵的”；而他的文学价值观，则是“文学应服务于‘人’，而非‘政治’或‘市场’”。台湾媒体认为，这种清晰、坚定的原则，让莫言在面对“八风”冲击时，能迅速判断方向，不被外界干扰——比如在面对市场利益诱惑时，他拒绝为了销量而创作“快餐文学”；在面对政治质疑时，他坚持以“人类立场”而非“政治立场”创作。

台湾媒体普遍认为，莫言的“不被大风吹倒”心态，是其能从争议中走出来、最终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关键因素”。《旺报》在评论文章中指出：“文学创作是一场漫长的修行，途中难免遭遇风雨。莫言的可贵之处，在于他能在风雨中坚守自我，不被外界的声音裹挟。这种心态，让他的作品始终保持着‘纯粹性’与‘深刻性’，也让他最终获得了国际文坛的认可。”同时，台湾媒体还将莫言的心态与台湾文学界的创作现状结合，认为这种“坚守原则、不被风吹倒”的精神，对台湾作家也有重要启示——在多元文化与市场利益的冲击下，台湾作家更应坚守“文学理想”，避免因外界因素而“迷失方向”。

六、结论

综合来看，台湾主流媒体对莫言的评价，呈现出“以正面肯定为基调、以多元反思为补充”的鲜明特征，这种评价既充分认可了莫言的文学成就与国际影响力，也不回避两岸文化互动中的问题与争议，展现了台湾文化界对华文文学发展的深度关注，以及对两岸文化交流的理性思考。

1.文学价值的高度认可

台湾《联合报》《旺报》等主流媒体，始终将“肯定莫言的文学成就”作为评价的核心。它们普遍认为，莫言的作品实现了“国际视野与本土根基的完美结合”——本土根基体现在其对中国农村生活、民间文化的深刻描写，国际视野则体现在其通过个人化的叙事，让全球读者得以理解中国社会与中国人的生存状态。龙应台提出的“最泥土的人就最国际”，成为台湾媒体解读莫言创作理念的核心观点——媒体多次引用这一说法，强调莫言的“泥土气”（乡土叙事、民间视角）并非“狭隘的本土主义”，而是“通往国际的桥梁”，因为“最本土的经验，往往蕴含着最普遍的人类情感”。此外，台湾媒体还高度认可莫言的叙事创新与说故事能力，认为其创造的“新中国叙事体”，既扎根于中国文学传统，又吸收了西方现代文学技巧，为华文文学的发展提供了新的方向。

2.对诺奖政治性的谨慎态度

尽管台湾主流媒体以肯定莫言的文学成就为主，但仍有部分声音（如李敖的质疑）对诺贝尔文学奖的评选标准提出审慎质疑，认为其存在“政治倾向性”。这些观点认为，诺奖评委可能更倾向于将奖项颁给那些“批判本国体制、揭露社会黑暗”的作家，莫言的获奖也可能受到这一因素的影响。然而，这种质疑并未成为台湾主流媒体的普遍观点——多数媒体在报道中明确表示，“无论诺奖是否存在政治因素，莫言的文学成就都值得肯定”，并强调“评价作家的核心应是作品本身，而非奖项背后的因素”。

《联合报》在社论中曾明确指出：“我们关注莫言，不是因为他获得了诺奖，而是因为他的作品能让我们感受到文学的力量。即使没有诺奖，莫言依然是华文文学界的重要作家。”这种态度，既体现了对诺奖政治性的警惕，也避免了因过度纠结于奖项因素，而忽视莫言作品的文学价值。

3.对“哈台”言论的反思

台湾媒体对大陆文化名人（包括莫言）“哈台”言论的反思，是其评价中最具“现实意义”的部分。媒体普遍认为，大陆文化名人的“哈台”言论虽饱含善意，但其“过度美化”的倾向可能掩盖台湾社会的结构性问题（如对大陆人的制度性歧视、青年就业难等），不仅容易误导外界对台湾的认知，也可能让台湾社会陷入“自我满足”，忽视需要改进的问题。因此，台湾媒体呼吁两岸文化名人在交流中“秉持客观理性的态度”——既看到对方的优势，也正视对方的问题，避免“片面赞美”或“片面批判”。这种反思，并非对两岸文化交流的否定，而是对“更深度、更真实交流”的期待，希望两岸通过文化互动，实现“相互理解、共同进步”。

4.对莫言创作心态的赞赏

台湾媒体对莫言“不被大风吹倒”的创作心态，给予了普遍赞赏。媒体认为，这种“宠辱不惊、坚守原则”的心态，是莫言能在文学道路上持续深耕的关键——面对争议时不妥协，获得荣誉时不骄傲，始终保持对文学的“敬畏之心”与“热爱之情”。同时，台湾媒体还将莫言的心态与“华文作家的创作素养”联系起来，认为这种心态是“优秀作家必备的品质”——在多元文化与复杂社会环境中，作家只有坚守自我、不被外界干扰，才能创作出具有深度与温度的作品。《旺报》在评论中表示：“莫言的心态，不仅是他个人的人生智慧，更是对华文作家的启示——文学创作需要‘定力’，这种定力，源于对文学价值的坚定信念，也源于对生活的深刻理解。”

总体而言，台湾主流媒体对莫言的评价，既展现了对“文学价值”的尊重——以正面肯定莫言的文学成就与国际影响力为核心；也体现了对“两岸文化互动”的理性思考——通过对诺奖政治性、“哈台”言论的反思，探索两岸文化交流的更优路径。这种评价，不仅是对莫言个人的认可，更是对华文文学发展的关注，为两岸文化交流提供了“相互理解、相互启发”的空间。

来源：玉宇清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