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医院里那股子消毒水的味道，混着走廊尽头飘来的饭菜香，死死地缠在鼻尖，怎么都挥不掉。

我娘走的时候，天很阴。

医院里那股子消毒水的味道，混着走廊尽头飘来的饭菜香，死死地缠在鼻尖，怎么都挥不掉。

她已经说不出囫囵话了，就那么睁着眼，浑浊的瞳仁里像蒙着一层秋天的晨雾。

她看着我，看了很久。

然后，那只枯得像老树皮的手，从被子底下，颤颤巍巍地摸出来，递给我一样东西。

是一把木梳。

颜色深得发了黑，梳齿断了两根，剩下的也磨得圆润光滑，像是被人攥在手里盘了半辈子。

我接过来，那梳子还带着我娘手心的余温。

“望北……”

她叫我的名字，声音轻得像羽毛，要不是我把耳朵凑到她嘴边，根本听不见。

“你爹……没死。”

我脑子里“嗡”的一声，像被人迎面打了一记闷棍。

我爹？

那个在我出生前就牺牲在南下战场上的战斗英雄？那个挂在墙上，连照片都泛了黄的陌生男人？

我张了张嘴，一个字也说不出来，只觉得喉咙里像是堵了一团浸了水的棉花。

“去……东北……”

“找……找他……”

她每说一个字，都要喘上半天的气，眼角那颗浑浊的泪，终于顺着深刻的皱纹，滑进了鬓角花白的头发里。

说完这几个字，她眼睛里的那点光，就彻底散了。

我握着那把冰凉的木梳，站在病床前，像一尊木雕。

周围是我儿子陈伟和我女儿陈兰压抑的哭声，医生护士进进出出的脚步声，还有仪器停止工作后那一声刺耳的长鸣。

可我什么都听不见。

我只听见我娘那句“你爹没死”。

这六个字，像一把生了锈的巨斧，把我活了七十年的世界，从中间劈开了。

葬礼办得很安静。

来的人不多，都是些老邻居、老同事。

我穿着黑色的衣服，胸前别着白花，迎来送往，表情麻木。

我儿子陈伟扶着我，一个劲儿地劝：“爸，您节哀，人老了，都有这么一天。”

我女儿陈兰红着眼圈，给我递水：“爸，喝口水吧，您一天没吃东西了。”

我点点头，又摇摇头。

脑子里乱成一团麻，全是那把木梳，和那句匪夷所思的遗言。

送走最后一个客人，家里终于安静下来。

陈伟和陈兰把我按在沙发上，俩人一脸担忧地看着我。

“爸，您别太难过了。”陈伟先开了口，他总是家里最理性的那个，“奶奶活到九十多了，是喜丧。”

我没说话，只是从口袋里，又把那把木梳掏了出来。

在手心里摩挲着，那光滑的触感，熟悉又陌生。

“这是什么？”陈兰好奇地问。

“你奶奶留下的。”我声音沙哑。

陈伟叹了口气：“奶奶也真是，都这时候了，还惦记着这些老物件。”

我抬起头，看着我这个当了大学副教授的儿子，镜片后面的眼睛里闪着理性的光。

我突然觉得有点可笑。

“她说，你爷爷没死。”

我说得很慢，很清晰。

空气瞬间凝固了。

陈伟和陈兰面面相觑，脸上的表情，从悲伤，到错愕，最后变成了一种哭笑不得的荒唐。

“爸，您说什么呢？”陈兰小心翼翼地问，“您是不是太累了？出现幻觉了？”

“我没累。”我看着他们，“这是你奶奶临终前，亲口对我说的。”

“她说，让我去东北，找他。”

陈伟推了推眼镜，眉头紧锁，语气里带上了一点批评的意味：“爸！这都什么时候了，您别跟着胡思乱想。奶奶那是……那是临终谵妄，胡话，当不得真的！”

“胡话？”我像是被针扎了一下，声音陡然高了起来，“她一辈子没说过一句胡话！”

“可这事也太离谱了！”陈伟也站了起来，提高了音量，“爷爷是烈士！民政局的证明，街道的备案，年年都有抚恤金，这还能有假？您让我们怎么信？”

是啊，怎么信？

连我自己都不信。

我爹陈向远，南下干部，牺牲于1949年解放南方的途中。

这是我从小听到大的故事。

家里的墙上，挂着他唯一一张照片，黑白的，穿着军装，很年轻，眉眼英挺，嘴角带着一丝笑意。

我娘说，这是他去部队前，特意去照相馆照的，说要给我娘留个念想。

我从小就对着这张照片长大，听着我娘讲他的故事。

说他怎么投身革命，怎么英勇无畏，怎么在临走前，抚着她还未隆起的小腹，说：“等我回来，咱们的娃，要是儿子，就叫望北，让他别忘了咱们的根在北方。要是女儿，就叫念南，让她记着我牺牲的地方。”

我叫陈望北。

我这辈子，都活在“英雄的儿子”这个名头下。

我为此骄傲，也为此自律。我不敢给我爹丢人。

可现在，我娘告诉我，这一切，可能是个谎言。

一个持续了七十年的，巨大的谎言。

“爸，您冷静点。”陈兰拉了拉我的胳膊，声音软了下来，“奶奶肯定是太想爷爷了，才这么说的。您别往心里去。”

我看着他们，一个理智得近乎冷酷，一个体贴得小心翼翼。

他们都不信。

也对，换了谁，都不会信。

我突然觉得一阵彻骨的孤独。

这种孤独，不是没人陪伴，而是在这个世界上，再也没有人能和我一起，去面对这个惊天的秘密了。

“你们出去吧。”我摆了摆手，觉得浑身无力，“我想一个人待会儿。”

兄妹俩对视一眼，没再说什么，轻轻带上门出去了。

客厅里只剩下我一个人。

我把那把木梳举到眼前，对着灯光，仔細看。

就是一把最普通的黄杨木梳子，因为年头太久，已经看不出原来的木纹，包浆厚重。

我用指甲轻轻刮了一下梳子背。

突然，我感觉到指甲尖传来一丝异样的松动感。

我的心猛地一跳。

我找来一把小刀，对着那条几乎看不见的缝隙，小心翼翼地撬了一下。

“咔哒”一声轻响。

梳子背上，一小块薄薄的木片，应声弹开。

里面是空的。

一个被挖空了的小小凹槽。

凹槽里，藏着一张折叠得只有指甲盖大小的泛黄纸条。

我的手开始发抖，抖得几乎捏不住那张薄如蝉翼的纸。

我用了好大的力气，才把它一点点展开。

纸上是两行已经晕开了的钢笔字，字迹娟秀，是我娘年轻时的笔迹。

“兴安岭，白桦林场。”

“顾长山。”

就这八个字。

没有前因，没有后果。

兴安岭，白得晃眼的桦树林，一个叫顾长山的人。

这和我爹陈向远，有什么关系？

难道……

一个荒唐又大胆的念头，像一颗种子，在我心里疯狂地生根发芽。

难道，我爹没死，他改了名字，叫顾长山，在东北的兴安岭，一个叫白桦林场的地方，活了下来？

我被这个想法吓了一跳，随即又觉得无比荒谬。

可我娘临终前的眼神，那么清醒，那么决绝。

还有这把藏了秘密的梳子。

我坐在沙发上，一夜没睡。

天亮的时候，我做了个决定。

我要去东北。

不管结果如何，不管这是不是我娘的一个梦，我都要去。

为了她，也为了我自己。

我要去看看，那个叫顾长山的人，到底是谁。我要去问问，这七十年，到底发生了什么。

当我把这个决定告诉陈伟和陈兰时，毫不意外地遭到了强烈的反对。

“爸！您疯了！”陈伟的眼镜都快从鼻梁上滑下来了，“您都七十岁的人了！一个人去东北？兴安岭那么大，您上哪儿找一个叫白ot;白桦林场”的地方？说不定几十年前就没了！”

“就是啊，爸。”陈兰也急了，“网上查了，根本没有叫这个名字的林场。就算是小地名，也早就变了。您这是大海捞针啊！”

“我意已决。”我看着他们，语气不容置喙。

这辈子，我很少用这种语气跟孩子们说话。我一直是个温和的父亲。

但这一次，不一样。

陈伟大概是被我的固执气到了，口不择言起来：“爸，我理解您失去奶奶心情不好，但您不能这么折腾自己，也折腾我们啊！您要是真有个三长两短，我们怎么办？您对得起我妈吗？”

他提到了我那早逝的妻子。

我的心像被戳了一下。

我看着他，忽然觉得他很陌生。

“你不用管我。”我站起身，开始收拾东西，“我自己的事，我自己解决。”

“爸！”

我没再理他们，径直回了房间。

我能感觉到背后两道复杂的目光，有担忧，有不解，还有一丝被忤逆的恼怒。

我知道他们是为我好。

但我更知道，这件事，如果我不去做，我会后悔一辈子。

我这辈子，活得太顺当，太按部就班了。当工人，评先进，娶妻，生子，退休，带孙子。就像一颗拧得结结实实的螺丝钉，牢牢地钉在自己的位置上，一动不动。

可现在，这颗螺丝钉，松了。

因为我娘的一句话，我过去七十年的人生，都可能建立在一个虚假的基石上。

我必须去找到真相。

哪怕真相是残酷的，也好过一辈子活在谎言里。

去东北的火车是绿皮的，慢悠悠的，晃晃悠悠，像个走不动路的老头。

我没让孩子们送。

一个人，一个简单的帆布包，里面装着几件换洗的衣服，还有那把木梳。

我把它用手帕包了一层又一层，贴身放在口袋里。

火车开动的时候，我看着窗外飞速后退的站台，心里反而平静了下来。

我知道，这是一趟没有回头路的旅程。

车厢里人很多，气味混杂。泡面的香味，汗味，还有小孩的哭闹声。

很吵，但很有人间烟火气。

我对面坐着一个年轻的女孩，大概二十出头的样子，戴着耳机，手里捧着一本书。

她见我一直看着窗外，笑了笑，摘下一只耳机：“大爷，您去东北旅游啊？”

我摇摇头：“去……找人。”

“找亲戚啊？”

我犹豫了一下，点了点头。

“东北现在可冷了，您可得多穿点。”女孩很健谈，自来熟，“我叫林悦，在哈尔滨上大学，放假回家。您要去哪儿啊？”

“兴安岭。”

“哇，那么远！”林悦瞪大了眼睛，“那可是林区，大得很。您有具体地址吗？”

我把那张纸条上的地名告诉了她。

“白桦林场……”林悦拿出手机，捣鼓了半天，然后抱歉地摇了摇头，“大爷，地图上查不到这个地方。可能是以前的老名字，现在改了。”

这个结果，在我意料之中。

我笑了笑：“没事，我到了再慢慢打听。”

林悦看着我，眼神里带着一丝同情和担忧：“大爷，您一个人，行吗？”

“行。”我挺了挺腰杆，“我身体还硬朗。”

接下来的两天两夜，火车穿过平原，穿过山丘。

窗外的景色，从南方的郁郁葱葱，慢慢变成了北方的萧瑟荒凉。

天，也越来越蓝，蓝得像一块没有瑕疵的宝石。

我和林悦聊了很多。

我跟她讲我年轻时候在工厂当钳工的故事，讲那些叮叮当当的岁月。

她跟我讲她的大学生活，讲那些我听不懂的专业名词和网络流行语。

偶尔，我会走神。

我会想起我娘。

想起她年轻的时候，坐在院子里，一边纳鞋底，一边给我讲我爹的故事。

她的眼神，总是望着南方，带着一种我当时读不懂的悠远和哀伤。

我一直以为，那是思念。

现在想来，那里面，或许还藏着更复杂的东西。

比如，愧疚。

比如，一个女人独自背负秘密的沉重。

她为什么不告诉我？

为什么要把这个秘密，带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是因为那个年代的禁忌？还是因为她对我爹，有怨？

又或者，她只是想让我，能在一个“英雄后代”的光环下，安安稳稳地长大？

我不知道。

我越想，心里的谜团就越大。

火车终于到了一个叫加格达奇的小站。

这是进入大兴安岭地区的一个中转站。

林悦要在这里转车去她家，而我的目的地，还更加遥远。

下车的时候，北国的风像一把淬了冰的刀子，猛地灌进我的脖领，我结结实实地打了个寒颤。

真冷啊。

跟我们南方那种湿冷的魔法攻击不一样，这里的冷，是物理攻击，直接、粗暴，不讲道理。

林悦帮我把行李拿下车，又塞给我一个暖宝宝：“大爷，这个贴身上，能暖和点。您到了地方，一定要先找个招待所住下，千万别在外面瞎转悠。”

她又在一张纸上写下她的手机号：“您要是有什么事，就给我打电话。虽然我帮不上什么大忙，但至少能帮您用手机查查东西。”

我看着这个萍水相逢的姑娘，心里一阵温暖。

“谢谢你，小林姑娘。”

“客气啥呀，大爷。”她挥挥手，背着大大的双肩包，消失在人流里。

我站在陌生的站台上，看着“加格达奇”四个大字，深吸了一口冰冷的空气。

肺里像被塞进了一块冰。

好了，陈望北，你的寻父之旅，从现在，正式开始了。

我在车站附近找了个小旅馆住下。

老板是个爽朗的东北大汉，听我说要找“白桦林场”，他挠了挠头，想了半天。

“白桦林场？没听说过啊，大爷。”他给我倒了杯热水道，“咱们这儿林场多了去了，叫红星的，叫前进的，叫光明的，就是没听过叫白桦的。”

我心里一沉。

“那……有没有可能，是以前的名字，现在改了？”

“那可就不好说了。”老板说，“这都几十年了，变化大着呢。您要找的人叫啥？多大年纪了？”

“顾长山。”我报出那个名字，“年纪……应该跟我差不多，七十多，快八十了。”

老板摇摇头：“这名字也没啥特点，重名的估计都不少。您这可是真不好找。”

接下来的几天，我像个无头苍蝇一样，在这个小城里乱转。

我去了地方志办公室，去了林业局的档案科。

工作人员都很客气，但一听我要找几十年前的一个小林场和一个普通人，都爱莫能助。

资料的缺失，地名的变更，时间的流逝，都像一道道无法逾越的鸿沟。

我每天早出晚归，把所有可能的地方都跑遍了。

脚上磨出了水泡，嘴上也起了皮。

晚上回到小旅馆，陈伟和陈兰的电话就轮番打过来。

“爸，您找到了吗？天冷，您别冻着了。”

“爸，要不您就回来吧，别找了，万一……万一奶奶就是记错了呢？”

我听着他们小心翼翼的劝慰，心里五味杂陈。

我知道，他们已经把我这次的行为，定性为一次老年人的偏执和胡闹。

“我没事。”我每次都这么回答，“我再找找。”

挂了电话，巨大的无力感像潮水一样涌上来。

我坐在冰冷的床边，又一次拿出那把木梳。

在昏黄的灯光下，梳子上的包浆，泛着幽幽的光。

我娘，你到底为什么要我来？

你是不是在跟我开一个天大的玩笑？

就在我几乎要绝望的时候，事情出现了转机。

那天，我在一家小饭馆吃饭，跟老板闲聊。

老板是个五十多岁的大姐，很热情。

听了我的来意，她突然一拍大腿：“哎呀！我想起来了！我小时候听我爸说过，咱们这往北走，翻过两座山，以前确实有个小林场，那里种的，全是白桦树！”

我的心，一下子提到了嗓子眼。

“那……那它现在叫什么？”

“早没了！”大姐说，“那时候搞生产，树砍得差不多了，林场就撤销了，跟别的林场合并了。那都得是四五十年前的事了！”

四五十年前……

时间对得上。

“大姐，那您知道合并到哪个林场了吗？”我激动地问。

“这我可就不知道了。”大姐摇摇头，“不过，以前那老林场，还有几户人家没搬走，守着老林子。您要是想去，可以去碰碰运气。不过那地方不通车，得找人骑摩托车送您进去，路不好走。”

这对我来说，已经是天大的好消息了。

我立刻跟大姐打听了摩托车师傅的联系方式，并且多付了饭钱表示感谢。

第二天一大早，我就坐上了一辆破旧的“嘉陵”摩托车，朝着大山深处进发。

路，果然像老板娘说的那样，难走得要命。

与其说是路，不如说是被人和车轮硬生生碾出来的两条辙。

摩托车在坑坑洼洼的土路上颠簸得像要散架，我的五脏六腑都快被颠出来了。

冷风夹着雪粒子，像鞭子一样抽在脸上，生疼。

我把脸深深地埋进领子里，只露出一双眼睛，看着周围飞速后退的枯黄树木。

开了大概两个多小时，摩托车师傅在一个山口停了下来。

“大爷，前面车进不去了，得您自个儿走进去。”他指着一条被积雪覆盖的小路说，“顺着这条路一直走，大概三四里地，就能看见房子了。”

我付了车钱，背着我的帆布包，深一脚浅一脚地踏进了雪地里。

周围安静极了，只能听到我踩在雪上“咯吱咯吱”的声音，和自己的喘息声。

两旁是光秃秃的树干，伸向灰白色的天空，像一双双瘦骨嶙嶙的手。

这就是兴安岭的冬天。

苍茫，寂静，带着一种原始的、令人敬畏的力量。

走了不知道多久，当我感觉自己快要冻僵的时候，终于在山坳里，看到了几缕炊烟。

我精神一振，加快了脚步。

出现在我眼前的，是三四间孤零零的木刻楞房子，屋顶上堆着厚厚的雪，像戴了顶白色的棉帽子。

一个穿着臃肿棉袄的老大爷，正拿着斧子，在院子里劈柴。

我走上前，喘着粗气问：“大爷，跟您打听个事儿。”

老大爷停下手里的活，抬起头，一张被风霜刻满皱纹的脸，黝黑黝黑的。

“啥事啊？”他的口音很重。

“请问，这里以前是不是叫……白桦林场？”

老大爷浑浊的眼睛里闪过一丝光亮：“是啊！你咋知道的？那都是老黄历了。”

我心里一阵狂喜，压抑着激动，继续问：“那您……认不认识一个叫顾长山的人？”

听到“顾长山”三个字，老大爷的表情，明显变了。

他放下斧子，仔仔细细地上下打量着我，眼神里充满了警惕和审视。

“你找他干啥？”

“我是……他的一个老乡，从南方来的，受人之托，来看看他。”我编了个理由。

老大爷沉默了。

他盯着我看了足足有半分钟，久到我心里开始发毛。

然后，他叹了口气，朝屋里喊了一嗓子：“老婆子，来客了，烧点热水。”

他把我让进屋里。

屋里烧着火墙，一股暖意扑面而来，瞬间驱散了身上的寒气。

一个同样穿着棉袄的老大（读“dai”），给我端来一碗热气腾腾的姜糖水。

“喝点，暖暖身子。”

“谢谢大娘。”

老大爷坐在炕沿上，抽着旱烟，烟雾缭绕中，他的脸忽明忽暗。

“你说的顾长山，是我们林场以前的场长。”他终于开口了，声音低沉，“不过，他不叫顾长山。”

我的心又是一紧。

“那他叫什么？”

“他叫陈向远。”

“轰”的一声。

我感觉我的天灵盖，像是被一道惊雷给劈开了。

陈向死远！

我爹的名字！

我手里的搪瓷碗“咣当”一声掉在地上，滚烫的姜糖水洒了一地。

可我一点也感觉不到烫。

我只是死死地盯着老大爷，嘴唇哆嗦着，一个字也说不出来。

老大爷看着我的反应，似乎明白了什么。

他掐灭了烟，又深深地叹了口气：“你……是他的什么人？”

我从喉咙里，挤出几个字：“我……我是他儿子。”

屋子里陷入了死一般的寂静。

老大娘捂住了嘴，眼睛里满是震惊。

老大爷脸上的皱纹，似乎一下子深刻了许多。

“像……真是像……”他喃喃自语，“尤其是这眉眼，跟他年轻的时候，一个模子刻出来的。”

“他……他还活着吗？”我问出了这个我最想知道，也最害怕知道的问题。

老大爷沉默了很久，久到我以为他不会回答了。

他才缓缓地点了点头：“活着。”

我的眼泪，在那一刻，再也控制不住，像决了堤的洪水一样，汹涌而出。

七十年。

我哭了整整七十年，为一个“牺牲”的父亲。

而他，竟然一直活着。

在这个冰天雪地的北国，活成了另一个人的模样。

我不知道自己是怎么哭的，是嚎啕大哭，还是默默流泪。

我只觉得，我这七十年所积攒的委屈、思念、骄傲，甚至是怨恨，在这一刻，全部找到了宣泄的出口。

等我情绪稍微平复下来，老大爷才开始给我讲述那个被尘封了七十年的故事。

老大爷叫孙大海，是白桦林场的老职工。

他说，1950年的春天，林场里来了一个南方干部，就是我爹，陈向远。

那时候，我爹不叫顾长山。

他是响应国家号召，支援边疆建设的林业技术员。

我爹懂技术，有文化，人又随和，很快就跟林场的工人们打成了一片。

他带着大家改良采伐技术，培育新的树苗，把一个落后的小林场，管理得有声有色。

因为工作出色，没过几年，他就被提拔为副场长。

孙大海说，那时候的陈场长，是林场所有姑娘心中的白马王子。

人长得俊，又有本事，说话温声细语，跟林场里那些五大三粗的汉子完全不一样。

可我爹，从来没跟哪个姑娘走得近过。

他经常一个人，在没人的时候，拿出一把小小的木梳，对着月亮，看很久很久。

工友们跟他开玩笑，问他是不是想对象了。

他总是笑笑，说：“我媳妇在南方等我呢，我娃都快出世了。”

他说，等这边的工作上了正轨，他就打报告，把我娘和我接过来。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

就在他准备打报告的时候，一场突如其来的政治风暴，席卷了全国。

孙大海没有细说那场风暴具体是什么，只是含糊地提了一句“特殊时期”。

他说，因为我爹的“南下干部”身份，和他一些所谓的“海外关系”（其实就是我爷爷辈有亲戚在南洋做生意），他成了被审查的重点对象。

一夜之间，他从一个人人尊敬的林场领导，变成了“有问题的人”。

他被隔离审查，天天写检查，挨批斗。

所有寄出去的信，都被扣下了。所有寄给他的信，也到不了他手上。

他和我们，彻底断了联系。

孙大海说，那段日子，我爹肉眼可见地消沉了下去。

但他始终咬着牙，不肯承认那些莫须有的罪名。

他说：“我没有对不起国家，没有对不起人民。”

后来，审查虽然结束了，但他的档案上，却被记下了重重的一笔。

“回不去了。”孙大海说，“他跟我说，他这样的人，回去了，只会连累你们娘俩。”

在那个年代，一个有“政治污点”的人，他的家人，在单位，在邻里之间，会受到什么样的眼光和待遇，不言而喻。

“他说，长痛不如短痛。”

“他说，就当他死了吧。”

于是，这个世界上，少了一个叫陈向远的战斗英雄，多了一个叫顾长山的林场工人。

他主动放弃了干部的身份，成了一个最普通的采伐工。

他把所有的精力，都投入到了工作中，没日没夜地干。

林场里的人，都说他变了，变得沉默寡言，像一块不会说话的石头。

他为什么要改名叫顾长山？

孙大海说，“顾”是“辜”的谐音，他觉得他辜负了我娘。“长山”，就是这连绵不绝的大兴安岭，他要把自己，一辈子埋在这片大山里。

听到这里，我再也忍不住，捂着脸，泣不成声。

原来，不是抛弃。

是牺牲。

一种比死在战场上，更残忍、更漫长的牺牲。

他用自己的后半生，为我们娘俩，筑起了一道防火墙。

而我娘呢？她又是怎么知道的？

孙大海说，大概是在风暴过去几年后，我爹托一个回乡探亲的老乡，辗转捎了一封信回去。

信里，他没有说自己的遭遇，只说自己一切都好，让她们不要等了。

信里，还附了一张字条，就是我娘留给我的那八个字。

“兴安岭，白桦林场，顾长山。”

那是他给我娘留下的，唯一的线索。

可我娘，却把这个线索，藏了半个多世纪。

我好像突然明白了。

她是不想让我背负一个有“问题”的父亲。

她宁愿我活在一个“英雄后代”的美好幻梦里，也不愿我去触碰那个残酷的现实。

她一个人，咽下了所有的苦，所有的思念，所有的秘密。

“那……他后来……成家了吗？”我哽咽着问。

这个问题，像一把刀，插在我心上。

孙大海沉默了。

旁边的孙大娘抹了抹眼泪，替他回答了：“成家了。是个好女人，也是林场的职工，叫秀娥，是个寡妇，带着个儿子。是组织上撮合的。”

“老顾那个人，心善。看秀娥娘俩过得苦，就……就搭伙过日子了。”

“不过，他们没再要孩子。老顾说，他对不起南方的孩子，不能再有别的孩子了。”

我的心，又是一阵绞痛。

可以想象，在那样的年代，一个单身男人，一个寡妇，搭伙过日子，要承受多少流言蜚语。

他是在用自己的方式，继续赎罪，继续自我放逐。

“他……他人现在在哪儿？”我擦干眼泪，站起身。

我现在，只想立刻见到他。

孙大海看着我，眼神复杂：“老顾他……前几年，得了病，脑子不大清楚了，有时候连我都不认识了。”

“秀娥前年也走了。他那个继子，把他送到了镇上的养老院。”

养老院。

我的父亲，那个我仰望了一辈子的英雄，他的晚年，竟然是在养老院里度过的。

我只觉得一股血气，直冲脑门。

“带我去！”我抓着孙大海的胳g膊，几乎是在恳求，“大爷，求您，带我去见他！”

孙大海看着我通红的眼睛，点了点头。

去镇上的路，我们走了很久。

孙大海借了村里唯一的一台拖拉机，突突突地，在雪地里开了大半天。

一路上，我一句话也没说。

我的脑子里，反复播放着孙大海讲述的故事。

我爹年轻时的样子，他拿着木梳思念我娘的样子，他被批斗时倔强的样子，他沉默地在林场里干活的样子……

这些画面，和我从小想象的那个光辉的英雄形象，重叠在一起，又撕裂开来。

我不知道，等会儿见到他，我该说什么。

是该叫他一声“爸”，还是该叫他一声“顾师傅”？

是该质问他为什么这么残忍，还是该感谢他用一生来成全？

我心里乱极了。

养老院不大，很安静。

院子里有几个老人在晒太阳，看到我们进来，都投来好奇的目光。

孙大海跟院长说明了来意。

院长是个和善的中年女人，她带着我们，穿过走廊，来到一间朝南的房间门口。

“顾大爷就在里面。”院长轻声说，“他今天状态还不错，挺安静的。”

我的心，跳得像要从嗓子眼里蹦出来。

我扒着门上的小窗，朝里面望去。

房间里，靠窗的位置，坐着一个老人。

他穿着蓝色的棉袄，背对着门，很瘦，背影佝偻，满头白发。

他就那么静静地坐着，看着窗外光秃秃的树枝。

那就是我的父亲吗？

那个在我生命里，缺席了七十年的父亲？

我的腿，像灌了铅一样，一步也迈不动。

孙大海拍了拍我的肩膀：“进去吧，孩子。他等了你一辈子了。”

我深吸一口气，推开了门。

听到开门声，那个老人，缓缓地，缓缓地转过头来。

那是一张什么样的脸啊。

岁月，像最无情的刻刀，在他的脸上，刻下了一道又一道深深的沟壑。

他的眼神，有些浑浊，有些茫然，像个迷路的孩子。

但那眉眼，那轮廓……

和我家墙上那张黑白照片里的年轻人，依稀还能看出几分相似。

我的眼泪，再一次，模糊了视线。

“向远，看谁来了。”孙大海走上前，大声说。

老人茫然地看着我们，似乎不明白发生了什么。

“这是你老乡，从南方来的。”孙大海指着我。

老人的目光，落在我身上。

他看了我很久，眼神里没有任何波澜。

然后，他又缓缓地，把头转了回去，继续看窗外。

他不认识我。

我的心，像被一只无形的手，狠狠地揪了一下，疼得我喘不过气来。

院长在一旁小声说：“他现在就是这样，大部分时间，都活在自己的世界里。谁也不认识。”

我慢慢地，走到他面前，蹲了下来，平视着他的眼睛。

“爸……”

我轻轻地叫了一声。

这两个字，我在心里，默念了七十年。

可他，没有任何反应。

他的世界，已经关上了大门，谁也进不去。

我的心里，充满了巨大的失落和悲伤。

我千里迢TP地赶来，不是为了看一个不认识我的陌生人。

我从口袋里，颤抖着，掏出那把用手帕包着的老木梳。

我把它递到老人眼前。

“您……还认得这个吗？”

当那把深色的木梳，出现在他视野里的时候，奇迹发生了。

他原本空洞茫然的眼神，突然，像是被点亮了一样，闪过一丝光彩。

他的手，颤抖着，伸了过来，一把抓住了那把梳子。

他把它拿到眼前，仔細地看，用粗糙的手指，一遍又一遍地摩挲着。

就像我娘生前一样。

然后，他浑浊的眼睛里，突然，涌出了泪水。

大颗大颗的泪珠，顺着他深刻的皱纹，滚落下来。

“阿……阿秀……”

他从喉咙里，发出了两个含混不清的音节。

阿秀。

是我娘的小名。

我爹，一辈子都这么叫她。

那一刻，我知道，他记起来了。

他可能不认识我这个白发苍苍的儿子，但他认得这把梳子，他记得那个在南方，等了他一辈子的女人。

这就够了。

我再也控制不住，抱着他的腿，像个孩子一样，嚎啕大哭。

“爸！我是望北啊！我是您的儿子望北啊！”

他没有回应我，只是紧紧地攥着那把梳子，嘴里不停地，喃喃地叫着“阿秀，阿秀……”

他的眼泪，滴在我的头发上。

是热的。

我在镇上的养老院，陪了我爹三天。

他大部分时间，还是那样，沉默地坐着，看着窗外。

不认识我，也不认识任何人。

但是，只要我把那把木梳放到他手里，他的眼神，就会变得清明起来。

他会攥着那把梳子，一坐就是一下午，嘴里偶尔，会念叨几句谁也听不懂的话。

我知道，他在跟他的阿秀说话。

三天后，我决定要走了。

我不能把他带走。他在这里，有熟悉的医生和护工，有稳定的生活。

而我，也有我自己的家。

临走前，我把他那个继子，叫了出来。

是个五十多岁的男人，看上去很老实，也很憔셔。

他对我很客气，一口一个“叔”。

我没跟他提身世的事，只说我是他父亲的一个远房亲戚。

我把我身上带的所有的现金，都留给了他。

“大哥，以后，我爹就拜托你了。”我说，“这钱你拿着，给他买点好吃的，添件新衣服。不够了，我再给你寄。”

男人推辞了半天，最后还是收下了。

他说：“叔，您放心，我爹虽然不是我亲爹，但他把我养大，我不能不管他。我会好好照顾他的。”

我相信他。

最后，我去看了一眼我爹。

他睡着了，手里，还攥着那把木梳。

我俯下身，在他布满皱纹的额头上，轻轻地亲了一下。

就像小时候，我无数次在梦里，想象他会对我做的那样。

“爸，我走了。”

“您和我娘，下辈子，别再走散了。”

我转身，走出了养老院。

没有回头。

我怕我一回头，就再也走不了了。

回程的火车上，我依然坐在靠窗的位置。

窗外的白桦林，一排一排地向后退去。

我的心里，很平静。

我终于找到了我爹。

虽然，他已经不认识我了。

但，这不重要。

重要的是，我知道了真相。

我知道了，我的父亲，不是抛弃者，而是一个牺牲者。

我知道了，我的母亲，用她一生的沉默，守护了一个多么伟大的爱情。

他们，都是英雄。

只是，他们的战场，一个在枪林弹雨中，一个在岁月的洪流里。

回到家，陈伟和陈兰看到我，都吓了一跳。

“爸，您怎么……瘦了这么多？”

“头发也白了好多。”

是啊，这趟旅程，不过十几天，我却好像老了十岁。

我没跟他们说太多，只是把那张珍藏了几十年的，我爹的黑白照片，从墙上取了下来。

然后，我把我这次在养老院里，偷偷给他拍的一张照片，和他年轻时的照片，并排放在一起。

我指着照片，对我的儿子和女儿说：

“这是你们的爷爷。”

“一个叫陈向远，一个叫顾长山。”

“他们，是同一个人。”

“他是一个英雄。”

“一个活着的，比死了更伟大的英雄。”

我把我所知道的一切，都告诉了他们。

客厅里很安静，只有我沙哑的讲述声。

陈伟和陈兰，从一开始的震惊，到后来的沉默，再到最后的泪流满面。

那天晚上，我们一家三口，聊了很久很久。

我把我爹的故事，我娘的坚守，原原本本地，传递给了下一代。

从那以后，我们家有了一个新的传统。

每年，我都会去一趟东北。

去那个小镇的养老院，看看那个叫顾长山的老人。

他依然不认识我。

但我每次去，都会带一些南方的特产，带一些我小时候我娘常做的点心。

我会坐在他身边，陪他看看窗外，跟他说说家里的事。

说陈伟评上了教授，说陈兰生了个大胖小子，说家里一切都好。

他听不懂。

但他手里的那把木梳，却被他摩挲得越来越亮，越来越光滑。

我知道，他在听。

以他自己的方式。

第五年，我去的时候，养老院的院长告诉我，我爹在一个月前，很安详地走了。

走的时候，手里，还紧紧地攥着那把木梳。

我把他，和我娘，合葬在了一起。

墓碑上，并排刻着两个名字。

陈向远。

张秀。

七十年的分离，七十年的等待。

他们终于，又在一起了。

我站在他们的墓前，心里没有悲伤，只有一种前所未有的宁静和圆满。

我终于完成了我娘的嘱托。

也终于，找到了我自己的根。

现在，我也老了，老得走不动路了。

那把木梳，传到了我儿子陈伟的手里。

他把它，和我爷爷奶奶的两张照片，一起，放在一个精致的玻璃框里，摆在客厅最显眼的位置。

我的小孙子，经常会指着那个框子问：“爷爷，这是谁呀？”

我会把他抱在怀里，指着那把老木梳，慢慢地，给他讲一个很长很长的故事。

故事的开头是：

“很久很久以前，有一个叫陈向远的年轻人，他要去一个很远很远的地方……”

来源：小七闲谈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