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很少有画家像现代艺术巨匠毕加索一样，一生创作了那么多种画风的作品。他是西方现代绘画的先驱，是20世纪最伟大的画家之一。2025年4月8日，正值毕加索逝世52周年。日前，译林出版社全新推出2021年法国费米娜奖获奖作品、意大利《艺术月刊》年度图书《名为毕加索的异

很少有画家像现代艺术巨匠毕加索一样，一生创作了那么多种画风的作品。他是西方现代绘画的先驱，是20世纪最伟大的画家之一。2025年4月8日，正值毕加索逝世52周年。日前，译林出版社全新推出2021年法国费米娜奖获奖作品、意大利《艺术月刊》年度图书《名为毕加索的异乡人》。该书由法国作家安妮·科恩-索拉尔所著，由苏州大学外国语学院副院长陆洵教授翻译，荣获2024年法国驻华大使馆傅雷出版项目资助。这本厚达774页的巨著，不是对一位艺术大师的单一赞颂，而是一部从警方档案和历史缝隙中还原“异乡人毕加索”真实面貌的档案型传记。

从1900年踏入巴黎，到1973年在法国穆然小镇辞世，毕加索在法国生活了超过七十年，画下了数不清的名作，却从未成为法国公民。直到今天，法国警局编号为“74.664”的“S”级档案仍在静静述说他以“异乡人”身份经历的一切。安妮·科恩-索拉尔正是从这份尘封已久的档案出发，为世界绘出了一位不一样的毕加索。

●一位从未离开我们的“异乡人”

在《名为毕加索的异乡人》的尾声，科恩-索拉尔带我们走出巴黎的档案室与画廊，走进法国南部阳光下的“地中海王国”——那是毕加索晚年真正选择的归属。在那里，毕加索不再是警局的对象，不是“现代主义大师”，而是一个与陶工并肩工作的老人，一个用泥土与火焰讲述神话的人。

他放弃了首都，放弃了北方，放弃艺术殿堂的光环，选择了地方、手工和生活。这一转身不是逃避，而是回应。他选择成为介于“公民”和“外国人”之间的存在——一个超越国籍、语言、等级、边界的外来者，一个“伟大的雅典侨民”。他用陶盘代替画布，用工匠语言重建艺术信念，用融合多重文化记忆的方式，回应他终身未被法国接纳的“异乡人”身份。

这是他对“异乡人”身份的最终诠释：不再向国家寻求认同，而是在地方文化中创造新的归属。他以自己的方式拒绝被同化，也拒绝被定义。在那个神话、宗教、语言交织的地中海世界中，他将“异乡”变成了一座开放的精神家园。

毕加索并没有离我们远去，他以“异乡人”的姿态，继续生活在我们时代的问题中，也活在我们对自由、创造与尊严的每一次追问里。他也因此成为一名真正的大师，“一直在漫长岁月里，在五彩天地间不断地穿梭与流转”。

众所周知，毕加索为其诗人朋友格特鲁德·斯泰因画了一幅肖像，但脸庞被一张面具所代替。那么，这幅肖像画是如何诞生的呢？对此，书中有这样的记载：“‘格特鲁德摆好姿势，毕加索坐在椅子边上，鼻子贴着画布，手里拿着一个很小的调色板，便开始作画。调色板里面全是灰褐色颜料，而且他还在不断地往里面添加。这是80次或90次摆姿作画中的第一次。’在短短三个月的时间里，就完成了90次摆姿创作，这怎能不让人会心一笑呢？事实上，在此期间，对于那时还是拉维尼昂街穷房客的毕加索，格特鲁德一度击败了他身边的其他追求者，获得了与之交往的特权，一种真正亲密的肉体接触，让她接触到了纯粹的创造力。让我们来听听她在《爱丽丝·托克拉斯自传》中的说辞：‘第一次来访毕加索工作室）之后不久，毕加索就开始为格特鲁德·斯泰因画肖像，这幅肖像画如今已声名远播……但这幅画是如何创作出来的，没人记得清了……他们已经忘记了，这是一个黑洞；他们已经不知道了。从16岁以来，从未有人给毕加索当过摆姿模特，直到那时为止，当时他24岁。而格特鲁德从未想过要请人给自己画肖像……她为这幅画像不断摆姿，足足摆了90次，其间还发生了很多事情。’这份自我虚构的文本中蕴含了错误、含糊、故意的错误、艺术模糊、公然夸大：如何才能将斯泰因家族的文学元素恢复到其应有的历史地位，而不是在汹涌澎湃的激流中歪曲了本来的面目？”

●认识另一个毕加索

“1901年6月18日，也就是第一次巴黎画展前两周，他为何被警方登记在册？”“为何1914年他的近700幅作品遭到扣押，长达十年？”“直到1947年，为何毕加索的作品缺席了法国几乎所有的公共收藏？”“在法国居住70年，为何他都没能成为法国人？”

在《名为毕加索的异乡人》中，这些不为人知的问题一个个浮出水面，背后则是一个当时的法国社会对一个外国人的不信任、控制与排斥。这本书并没有神化毕加索，而是将他置于移民史、政治史、艺术史交汇的现场，让读者看到他如何在敌意丛生的环境中，凭借艺术与政治智慧挣脱束缚。

在奥赛博物馆、法国国家档案馆、移民历史博物馆与毕加索博物馆等32家机构中，科恩-索拉尔花费多年时间调阅原始文献，解读信件、居留证、审讯记录、房租凭证、入籍申请、警局档案等第一手材料，描绘出一个身处文化冲突与政治缝隙中的艺术巨匠。他并非“被法国接纳的伟大艺术家”，而是一个始终被调查、被排挤、被误解的“他者”。

本书也极大丰富了我们对毕加索的认知：从青年时代的“秘密档案”到晚年对入籍邀请的无视，从《格尔尼卡》的政治宣言到在南法开启陶艺人生的“归隐”，这些线索串起的不再是一个艺术大师的荣耀人生，而是一场70年不断拉扯的文化身份斗争。

●一部艺术传记

安妮·科恩-索拉尔并不是一位传统意义上的艺术传记作者。她曾任法国驻美文化参赞，长期在纽约大学、柏林自由大学、法国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等机构从事跨文化研究，专注于以知识分子的独特嗅觉探寻艺术、文学和社会之间的互动。《名为毕加索的异乡人》是她继《萨特传》《罗斯科传》《利奥与他的圈子》之后的第四部传记，也是她最具突破性的一部作品。

这不仅是一部关于艺术家的传记，更是一部深刻勾勒20世纪与21世纪精神轨迹的当代精神史。索拉尔借助民族志和历史档案研究方法，将叙事重心从“作品”转向“社会”，她不再仅讲述毕加索的艺术语言，而是深入探索他作为移民、外国人、边缘者，甚至监视对象，是如何穿行于20世纪的法国官僚体制与文化权力网络之间的。在毕加索身上，我们不仅能看到艺术的变革，更能看到一个动荡世纪的精神迁徙和文化震荡。

抵达巴黎之后，毕加索的事业发展与我们当代社会所面临的诸多紧迫问题产生了强烈共鸣——移民危机、气候危机、文化身份、国家边界等。毕加索也由此不再是一个遥远的历史人物，而成为一个与我们携手同行的当代人。

正如在中文版序言中，安妮·科恩-索拉尔写道：“作为21世纪种种典范的开拓者，毕加索酣畅淋漓地打破了民族国家的传统边界，借用人类学家阿尔君·阿帕杜莱的话来说，毕加索宣告了‘当代世界的世界主义文化形式。’”

●青年翻译家倾力翻译呈现

本书译者陆洵教授是苏州大学东吴特聘教授，也是法语文学研究与翻译资深学者。他不仅花费整整两年精心翻译，还反复核对所有原始注释、人名、档案出处。翻译过程中，译者与作者保持着密切的联系，讨论细节，修订翻译，力求如实呈现原书面貌，给中国读者带来一个全新的毕加索。

陆洵认为，《名为毕加索的异乡人》不仅是一部艺术传记，更是一份“移民政治”“文化研究”与“个体历史”交织的深度文本。他称本书为“非同寻常的名人传记”，不仅因为其内容扎实、考证翔实，更因为它“开辟了书写名人传记的崭新路径”。

“毕加索的艺术创作是20世纪全球化的鲜活范例，”陆洵指出，“亦是法国实现现代化过程中的生动注脚。”

陆洵在译后记中回顾了自己与这本书的缘分。二十年前，他只身一人前往法国留学，抵达后参观的第一座博物馆，正是位于昂蒂布的毕加索博物馆；二十年后，他以译者的身份重新进入那个熟悉而又遥远的世界，与毕加索的故事完成了一次历史与记忆的共鸣。

徜徉在毕加索这位异乡人的世界里，也给了陆洵一个契机，来回顾自己二十年前在法国“独在异乡为异客”的青春记忆。这份情感，也让中文译本不仅仅是两种语言之间的转换，更充满一种文化交流的回响。（读者报全媒体记者 何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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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第一读者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