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要说唐朝初年的宗教局面，常常被人提起的无非是道、佛、景三教对峙而共存。在当时，佛教作为外来宗教已然深入人心，道教则带着本土自信游走官方与民间之间，景教——就是那支经由中亚辗转东来的东方亚述基督教，几乎只在资料里和寺庙残碑中才能寻到痕迹。景教强行进入权贵圈子，用

要说唐朝初年的宗教局面，常常被人提起的无非是道、佛、景三教对峙而共存。在当时，佛教作为外来宗教已然深入人心，道教则带着本土自信游走官方与民间之间，景教——就是那支经由中亚辗转东来的东方亚述基督教，几乎只在资料里和寺庙残碑中才能寻到痕迹。景教强行进入权贵圈子，用利益拉拢商帮，拼接一派浮华繁荣。短短数十年就招来觊觎和反感，本土宗教早已虎视眈眈，统治集团也只把它当做交换的筹码。唐武宗一纸政令，扫地出门，连名字都带着点仓皇。佛教那时本来也被整肃，可没像景教那样土崩瓦解，过后又顽强复苏。为什么？有群众基础才扎根，哪是钱和人脉换得来的？一个宗教只和统治者的欲望挂钩，历史上不会留下脚印。

皇帝的陵墓，多得仿佛要堆成一座小山。最出风头的是唐太宗昭陵，陪葬墓多达两百余座，哪怕只认得上名号的也有七八十。功臣王侯、老臣贤后，全都簇拥昭陵而建。魏征的墓最近，五公里外的凤凰山，高高在上，风景也好。不远处，韦贵妃的墓，说穿了就是唐太宗晚年宠妃，地位特殊才让她离得最近。活着贴身，死了还要靠近陵寝。这不是随随便便给的待遇。

历史上谈论烧书毁典，魏晋以前的记录真心不少。秦始皇焚书，众人皆知。到了汉武帝，他搞独尊儒术，索性把诸子百家的书给查禁，六艺留着，其余自生自灭。乾隆朝搞文字狱，又说编四库全书，借机会搜民间孤本十几万册，焚毁惨烈。南梁元帝，平生以藏书自豪，国破之际竟一把火把十四万册亲手焚毁，几近癫狂。除了这些，北魏太武帝、唐武宗都喜欢批量焚毁佛经。每次朝代更迭，文化跟人头一样被付之一炬。

佛教多次成为刀俎上的鱼儿，说起来也是无奈。历史上“灭佛”的三武一宗，被教科书提了一遍遍，但每个人的原因都不一样。北魏太武帝拿佛教开刀，想裁剪官僧群体，省点钱，顺便巩固部落联盟。北周武帝出于权力需要，直接废佛。唐武宗纯粹就是嫌寺庙和僧众妨碍国力，三招下去，佛寺灰飞烟灭。五代后周周世宗则属于看时机，图国家财政清爽。或者说他们都有点共同点，都抓住佛教作为封建国家内部难以掌控的力量，一旦需要借机整顿，不惜一切扑灭。再说“兴佛三武”，名字听着风雅。南梁武帝一意皈依，自号“皇帝菩萨”，不开荤不近女色。武则天更直接，借佛教扩权，女皇登基、神权归一的把戏全靠佛经证明。元武宗就不同了，蒙古治下自带包容性质，佛教东移，地位稳固。佛道之争，背后因素千头万绪，想一锤定音根本做不到。

“小鸟依人”，没想到出自李世民嘴巴。说的是褚遂良。唐太宗和长孙无忌喝酒，评价这位大臣：既有本事又懂得倚靠君主，如同飞鸟依附人手，有点无害的宠溺。三人绕来绕去，原来历史成语不过一句随口的比喻，后来却成了佳话。真正的缘由多少有点反讽意味。

闻鸡起舞这个故事，西晋末年乱世英豪祖逖和刘琨。前者带兵北伐，后者苦守北方，其实当初相交很多，也只是一腔报国热血，夜听鸡鸣，拔剑舞剑，志在恢宏。政权更迭乱世人，英名却在千年后被传唱。只是历史残酷，说他们成就也罢，如果国家安乐，也没这些机会。

提起道教叛乱出现了什么翻天覆地的事情？黄巾起义，全国动荡，帝国摇摇欲坠，已经成了割据的前兆。太平道一声号召，各地齐应，两汉统治土崩瓦解。再后来，东晋时期五斗米道发动孙恩、卢循起义。东晋本来勉力维系，多地掌控，坚持顶了好些年。起义一闹，江南名门王谢也被撕碎，整个东晋政权基础被掏空，从根上坏死。这种事情，发生一次够呛，谁还再敢轻视道门势力？

沙丘这个地名，总让人产生复杂联想。沙丘宫变是赵武灵王之死，活活饿死在自己的行宫里。原因简单，禅让玩得太极端，回头想反悔分裂赵国，亲生儿子组军围困，父皇断气。沙丘之谋发生在秦朝，秦始皇临死，赵高、李斯联手秘不发丧，悄摸着立胡亥为皇，把扶苏、蒙恬全杀光。两个故事，前后相隔几百年，都在沙丘，都有关权力的狠毒。这个地方到底怎么选下来的，没有确切答案。

建国最多的姓氏，答案毫无悬念，不是李就是刘。但刘姓远甚，西汉东汉蜀汉汉赵……光是汉字打头的就一大堆。南北朝、五代十国、南汉、伪齐都数得过去。大面积开枝散叶，每次变乱总能凑出个刘姓皇帝。有人说，刘姓自王莽篡汉之后，反弹效应太强，谁改朝换代也想学刘邦。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因为汉代太光耀，反正后人起名字不差姓刘。

武将战功，“封狼居胥”就是霍去病战败匈奴的历史场面。那一年，他十九岁，在漠北立下完胜，封祭于狼居胥山。东汉窦宪打败北匈奴，勒铭燕然山，也算是汉朝最后一次风光。沙漠孤烟和崇山石碑，留下的其实都是边塞将军的鲜血，一遭而已，成了千古荣耀。其实两山现在都能看到遗迹，考古队在燕然山找出班固撰铭，就是历史也需要石头做证人，不然空口白话谁信？

“十三壮士归玉门”这故事近来常被热议。公元74年，耿恭凭一腔血勇死守西域疏勒，寡不敌众，外救险些放弃。后来范羌坚决北上救援，历天山大雪，冲过封锁。待战事结束时，只剩十三位幸存者拖着残躯返回玉门关，那种惨烈，不是传奇，是一个民族的执拗。到玉门关，不过十三个人还活着。功业也好，悲鸣也罢，都归于边塞冷月。

说到中国历史上被游牧民族灭亡的王朝，这个故事循环往复。西周因犬戎而亡，北宋被女真人铁蹄踩破，西夏、金、南宋终被蒙古吞并。辽亡于金、后晋亡于契丹，前赵败于后赵。外来政权进入中原，从没断绝过。王朝崩坏，有时是一夜，有时是山呼海啸。这种被征服的历史，总会有一代人觉得难以接受。

三大昏招——“海上之盟”、“联蒙灭金”、“联虏平寇”。宋、明两朝的悲剧剧本。北宋和女真人联手灭辽，结果仇人变主子；南宋求蒙古灭金，换来的只是一场更大的劫难；南明联合清兵剿农民军，谁知道最后灭自己。历史笔记上记得名字，背后多少是权谋陷阱，谁也没真正占到便宜。

为明朝续命的名臣其实也没那么多争议。于谦，北京保卫战才保住了王朝。张璁缓和流民，拖延了半个世纪的崩盘。张居正整饬财政，一时兴盛，后患无穷。孙承宗固防关宁，勉力支撑了辽东几十年。这些人各有得失，合起来撑住明朝脊梁。说他们救国，倒不如说是拖延烂摊子。但就是这点拖延，历史才能换气。

西周的“井田、宗法、分封”三制，不止是教科书念词，每一个都卡住一个朝代命门。井田制管理土地收税，宗法制锁定血脉家族，分封制让诸侯分疆。结构错综，利益牵纏。没有哪一桩能单独存在。古代皇陵的形制，垒土为陵、以山为陵、后来宝城宝顶。秦始皇、汉武帝是垒土山陵，唐朝昭陵、乾陵就选山头，看着大气。到了明清，一圈一圈宝城盘绕，多少仿佛要把历史封死。这些形制，反映的都是权力与亡后的焦虑。

以文辖武，这句话听着稳妥，但有时就是软弱代名词。宋以后，武将造反少了，皇权稳固了，同时冗官、腐败、军事失能也随之而来。中央集权和文化建设有了，战争力却死水一潭。谁说这种治理一定对国家长期有益？可没这政策，又说不定天下大乱，每一个制度都有无法自圆其说的地方。

僚人入蜀与湖广填四川，一个是东晋破碎时无奈的迁徙，一个是清初尸横遍野后的填补。真正的社会大迁徙，没有留下多少歌颂诗文，只有被迁百姓的口述。原来文明灿烂的巴蜀，就此沉寂数百年。后来四川再次兴起，换了血脉，也丢了古文化。这是历史的常态，灭绝、新生，一片片来。

东晋三次收复四川，哪一次称得上彻底？桓温第一次拔除成汉，谢安击败前秦才算稳定，刘裕荡平谯纵算再无争端。其实都是历史的反复，巴蜀凭地理得天独厚，总有人想问鼎。

“三足鼎立”这个模式在历史上并不新鲜。一是三国魏蜀吴，后二是南梁、东魏、西魏；三是南陈、北齐、北周，一座辽、北宋、西夏，最后金、南宋、西夏。三股势力掰手腕，又不乐意妥协，总没人赢到最后。难道多中心对抗真能持久？历史证明，大多数情况下无非过渡阶段罢了。

南北朝时破百万人口的城市，建康、洛阳、邺城。不查还真不知道，人口城市的规模和国家荣枯紧密捆绑，一旦鼎盛时，便百万人口汇聚于一地。可人口意味着什么，是繁荣还是灾难？有时不得而知。

唐朝四分，初唐、盛唐、中唐、晚唐。人人都只羡盛唐，却忽略每个阶段裂变的节点：武后临朝、安史之乱、甘露之变。其实历史分期，就是把流动的河流生生截成几段，到底交界在哪界线失准，甚至前后都能反过来讲。

皇族内讧，南朝刘宋和五代闽国。当时一次次血腥政变，父杀子、兄斗弟，皇室自相残杀。说上一句“亲情廉价”，未免刺耳，但历史就是这么冷漠。

党争致亡，东汉、唐、宋、明。东汉党锢、唐牛李、宋新旧、明东林阉党。最厉害的原因是派系不像外患直冲皇权，而是像体内毒瘤，温水煮青蛙。一个王朝垮掉，有人说是外部原因，更多时候却死于庙堂党争。

**纵观古今历史，并不是每个节点都能找到清晰的因果推理，有时只是阴差阳错；也许制度变革、宗教纷争、人物荣辱本无固定答案。大国兴衰，最后留下的，仍然是那些人，那些事，那些说不清的细节和遗憾。如果再看这些历史问题，到底谁对谁错，其实也未必那么重要。**

来源：老槐树秘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