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时间是1945年10月25日上午十点左右，接收方是中国战区台湾省受降主官陈仪，交出方是当时的日本台湾总督、也是第十方面军司令官安藤利吉。签字那会儿，记者在场记了细节：安藤握着笔手抖，受领证上留下了字迹，旁边的日方官员脸色都很白，低着头。仪式一结束，陈仪当着众人
台北中山堂里那一笔签名，直接把台澎从日本的统治下交回了中国。
时间是1945年10月25日上午十点左右，接收方是中国战区台湾省受降主官陈仪，交出方是当时的日本台湾总督、也是第十方面军司令官安藤利吉。签字那会儿，记者在场记了细节：安藤握着笔手抖，受领证上留下了字迹，旁边的日方官员脸色都很白，低着头。仪式一结束，陈仪当着众人把话说得很干脆：从今天起，台湾及澎湖列岛回到中国的版图，土地、人民和政务都归中国主权管辖。广播里几句话，简单直接，没有绕弯。
那一刻的现场静得出奇，好像所有人的呼吸都被按住了；可出了中山堂，台北街头立刻炸开了锅。人们涌上街头，不分老少，像是过了一个被压抑太久的大年。有队人打起宋江阵，有人扛着关公大刀走在行列里，也有人吹起了那股浓浓中国味的传统乐器。原先被压抑、不能公开亮相的东西，这天都搬出来晒晒太阳——从香案上的祖先牌位到路边小贩手里的烟盒，很多物件上都能见到“祖国”两字。街上搭起牌楼，锣鼓一响，气氛既激动又有点释然。一个当时的报人看着那景象写道：那些年被强行灌输的“同化”，半天就像尘土一样吹散了。
把时间往前拉几步看，这种反差并非凭空出现。日据时期推行的皇民化政策，不只是改几个名字那么简单。学校里强制用日语教学，会讲汉语的机会被压缩；家里给孩子取名，被要求改成日本名；街道地名被改成那一套“町名番次”；孔庙很多被拆掉或改作神社，祖先牌位被收走、集中销毁，很多家庭的祭祀传统被迫中断。官方想做的是把台湾人的习俗和记忆一点点抹掉，时间久了，连一些年轻人都分不清过去是什么样子。
但人的根是藏不住的。有的人表面上改了姓氏，私底下还知道血脉的来路。像文中提到的，有姓陈的改了个看起来像日姓的名字，私底下家里还知道原来姓啥。更多家庭选择把祖先牌位藏好，放进地下室或箱子里，等哪天风向变了再拿出来祭拜。日本在1945年8月15日宣布无条件投降后，很多人就把藏着的牌位搬出来供起香来，朝着大陆的方向点起了香火。被迫供奉的“天照大神”有的被放到一边，找到机会再做本地的祭拜。
光复后的日子里，宗教和民间活动恢复得很快。1946年农历三月廿三，彰化鹿港的天后宫组织了大规模的进香团，专门渡海去湄洲祖庙祭拜，做割火等仪式。那一年还有团体自发组成“台湾光复致敬团”，要去陕西祭祀黄帝陵，途中遇到大雨没能亲自上陵，只好在耀县遥祭。这样的活动看起来像是走仪式，但背后是把多年被割裂的文化和血缘关系接回来的努力，带着一点急切，也带着一种找回失去的感觉。
接下来的一两年里，城市面貌也变得直观：1947年，台北的街道改名按中国版图来起，一夜之间出现南京东路、杭州南路、重庆北路、汉口街这些名字。走在这街区里，像把大陆各地的地名搬到了小巷里，让人马上联想到大江南北的熟悉感。对很多人来说，这些名字不是简单的牌子，更是一种文化认同的重建。
再说抗争那部分，不应该被轻描淡写。自1895年日本占领台湾开始，到1945年光复，这五十年里确有不少人以各种形式反抗，许多家庭付出很大代价。史料显示，抗日斗争中有牺牲，1937年至1945年的全面抗战期间，超过五万名台湾人上大陆、加入抗战行列，这个数字本身就说明了这段历史不是偶然。对一些家庭来说，那是沉重的记忆——有人失去亲人，有人离乡背井加入战斗，这些故事留在亲人的口述里，代代传下去。
在岛内，对这段历史的态度并非全盘一致。有人把光复和抗战看成必须纪念的重要节点，举办纪念活动和学术讨论；也有人对某些细节持不同看法，或者不愿意把一切都放在同一个历史框架里去解读。近些年，到了八十周年这样的时点，几批团体会组织纪念活动，同时也会把当年的经历拿来和现在的议题联系起来，提出各种批评或呼吁。不同的声音存在，有时候会引发争论，但这些争论本身也是记忆在社会里继续流动的表现。
走在今天的台北街头，老牌匾和新牌子并存，庙会和舞龙队伍年年还能看见。有的人站在老街名下，指着那几个熟悉的字给小孩讲祖辈的故事；有的人对这些名字没太多感觉，只当成生活中的背景。街角那家小铺，柜台上还摆着老式的纸烟盒复制品，盒子上印着“祖国”两个字，路人看了会心一笑。庙门口，香客络绎不绝，鼓声和锣声掺在一起，像是在提醒：有些东西被压了又回来了，又被搬走又被留着。
故事里有热闹的那一天，也有长时间的隐忍与修复。台北的墙上、庙里的木雕、路口的牌楼，都带着时间的痕迹。行走其间，能听到老人低声讲起那年的事，也能看到年轻人在手机前拍下舞龙的瞬间。街角的一次庙会过后，几个老人围着茶桌把当年的细节又说了一遍，讲着讲着眼里有光，手里翻着一张旧报纸，上面有当年签字的报道，纸张发黄但字迹清晰。
来源：淡泊的高山W6O18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