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谈及王阳明与“心学”，所谓“不流行”并非绝对论断——明中后期的心学曾风靡江南，弟子遍布天下，甚至远传日韩；但纵观中国历史主线，它始终未能取代程朱理学的官方地位，也未像儒家正统那样深入民间肌理，核心症结藏在官方导向、时代需求与思想特质的三重交织中。

王阳明

谈及王阳明与“心学”，所谓“不流行”并非绝对论断——明中后期的心学曾风靡江南，弟子遍布天下，甚至远传日韩；但纵观中国历史主线，它始终未能取代程朱理学的官方地位，也未像儒家正统那样深入民间肌理，核心症结藏在官方导向、时代需求与思想特质的三重交织中。

王阳明去世（1529年）后，心学虽一度“门徒遍天下”，却从起点就遭遇了“合法性困境”。明代科举以朱熹注解的《四书章句集注》为唯一标准，读书人要考功名、入仕途，必须埋首程朱理学的“格物致知”，而非心学的“心即理”“致良知”。官方将程朱理学绑定“治国理政”的正统性——它强调“存天理，灭人欲”，将伦理规范与等级秩序固化为可遵循的“天理”，恰好适配皇权对社会的稳定控制；而心学主张“人人皆可为尧舜”，把道德判断的权力交给个体内心，弱化了外在规范的约束，这让依赖“统一思想”维系统治的朝廷天然警惕。终明一代，心学始终是“民间显学”，却从未进入科举体系与官方意识形态核心，失去了最广泛的传播土壤。

明末清初的“经世致用”思潮，更给了心学沉重一击。明朝亡于内忧外患，顾炎武、黄宗羲等思想家反思亡国根源时，将矛头指向心学——他们批判心学弟子“空谈心性，不务实事”，认为士人沉迷“静坐省察”“顿悟良知”，却无视民生疾苦、军政要务，是“以明心见性之空言，代修己治人之实学”。在战乱频仍、亟需务实解决方案的时代，心学的“内求于心”被视作脱离现实的“虚谈”，而强调“通经致用、关注实务”的学风崛起，心学由此从“显学”沦为被批判的对象，传播势头戛然而止。

清代的思想控制，则让心学彻底陷入沉寂。清朝以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对“思想自主性”尤为敏感——心学的“心即理”本质是对个体意志的肯定，而清廷需要的是“绝对服从”的臣民。康熙、乾隆明确推崇程朱理学，将朱熹尊为“万世师表”，甚至把心学归为“异端”；加上文字狱盛行，士人稍有“离经叛道”便可能获罪，谁还敢公开研习强调“自我”的阳明心学？整个清代，心学要么被藏于故纸堆，要么被改造得面目全非，几乎从公共视野中消失。

近现代的“救亡图存”浪潮，进一步让心学失去了“被关注”的空间。鸦片战争后，中国面临“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从洋务运动到新文化运动，国人的目光始终聚焦“如何学西方、救中国”——先学坚船利炮，再学制度，后学思想，儒家文化整体被视作“落后根源”。新文化运动喊出“打倒孔家店”，程朱理学与阳明心学同属“被批判的传统”，没人有精力去辨析二者差异；此后数十年，战乱、建设与思想变革中，传统文化长期处于边缘，心学自然也难有复兴之机。

除此之外，心学自身的“体悟门槛”也限制了它的普及。程朱理学讲“格物致知”，即通过观察外物、研读经典来穷究“天理”，路径清晰、可操作性强，哪怕是普通百姓，也能通过“读四书、守礼法”理解其核心；而心学强调“致良知”需“向内求索”——要在日常行事中“省察克治”，甚至通过“龙场悟道”式的顿悟来体认“本心”，这种依赖个体觉悟的思想，对缺乏教育基础、忙于生计的普通人而言，远不如“守规矩、明礼教”来得直白易懂。

综上，王阳明思想并非“不流行”，而是在漫长历史中，始终没能契合“官方统治需求”“时代紧迫任务”与“大众认知水平”的合力——它要么因挑战皇权被压制，要么因脱离实务被批判，要么因时代洪流被搁置。直到当代，当社会从“救亡”转向“个体精神需求”，心学中“强调自我觉醒、知行合一”的内核才重新被关注，但回溯历史，它未能成为主流，本质是被不同时代的“生存与稳定”需求所选择的结果。

来源：超级面包大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