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公元前359年，秦国都城南门竖起一根三丈高的木头。官府告示：能将此木徙至北门者赏十金。围观者众，却无人敢试。当赏金增至五十金，一名大胆青年扛起木头，果得重赏。

一根木头，一段传奇，一个国家的命运从此改变。

公元前359年，秦国都城南门竖起一根三丈高的木头。官府告示：能将此木徙至北门者赏十金。围观者众，却无人敢试。当赏金增至五十金，一名大胆青年扛起木头，果得重赏。

这场看似简单的街头实验，实则是商鞅为秦国崛起埋下的伏笔。徙木立信，不仅立住了百姓对官府的信任，更立起了秦国未来一百多年的强国基石。

公元前338年，秦孝公驾崩，太子嬴驷即位，是为秦惠文王。旧贵族势力趁机反扑，诬告商鞅谋反。这位秦国改革的缔造者最终遭车裂之刑，家族灭门。

耐人寻味的是，商鞅虽死，其法未废。秦惠文王展现了成熟政治家的理性，深刻认识到商鞅打造的这套国家机器对秦国霸业的价值。他处决了商鞅，却坚决贯彻商鞅变法一百年不动摇。

这种看似矛盾的行为背后，是战国政治的游戏规则——利益至上。

商鞅变法前的秦国，在诸侯中处于相对落后境地。国内旧贵族势力盘根错节，外部中原各国视秦国为蛮夷，魏国更占了秦国的河西之地。内忧外患之下，秦孝公颁布“求贤令”，商鞅携李悝《法经》自魏入秦。

商鞅的变法是一套环环相扣的“组合拳”。第一次变法（公元前356年）推行什伍连坐制，奖励军功，严禁私斗，重农抑商。第二次变法（公元前350年）废除井田制，推行郡县制，统一度量衡。

变法十年，秦国已然脱胎换骨。《史记》记载：“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乡邑大治”。公元前340年，商鞅亲率秦军击败魏国，收复河西失地。

秦惠文王的理智在于，他能够将个人情感与政治利益分开。他恨商鞅，是因变法曾触及其自身利益——太子时期，商鞅曾以“太子犯法，师代受刑”为由，对秦惠文王的老师公子虔施以劓刑（割鼻）。

但他更需要商鞅的法，因为这套制度让秦国从被人轻视的边陲小国，跃升为诸侯畏惧的强国。

战国政治理性主义的兴起，与一个新兴群体——“士”的活跃密切相关。

西周末年礼崩乐坏，士作为低级贵族从政治结构中被游离出来。在生存压力之下，士面临着再就业的选择。他们根据现实需要，提出不同的思想观念和解决方案，形成了百家争鸣的局面。

士的再就业带来三个深远影响：

社会阶层流动：原本“农之子常为农，士之子常为士”的固定模式被打破，阶层之间开始流动。

私学兴起：士将官学系统中习得的知识（六艺）通过私学传播，孔子“自行束修以上，吾未尝无诲焉”的开明态度，打破学在官府的传统。

多元思想涌现：关注现实问题、关心人的基本生存状态，成为诸子百家关注的焦点。

在这个背景下，纵横家作为新兴力量登上历史舞台。《汉书·艺文志》记载：“纵横家者流，盖出于行人之官”。他们负责接待各国使者和宾客，维护诸侯国之间的关系。

随着周王室权威衰落，这些外交专业人员转型为多国争霸下的职业外交官，其中最著名的便是苏秦和张仪。

苏秦，东周洛阳人，早年外出游历多年却穷困潦倒，回家后遭家人讥笑。他闭门苦读，得到《周书阴符》，花一年时间钻研，终找到游说君王的诀窍。

苏秦的职业生涯始于挫折。

他先求见周显王，不被信任；

西入秦国，欲说秦惠文王，却因“秦方诛商鞅，疾辩士弗用”；

转而向东至赵国，又遭丞相奉阳君排斥。

最终，苏秦在遥远的燕国找到了突破口。等待一年多后，他见到燕文侯，从地缘战略形势入手，分析燕赵之间的唇齿相依关系，指出燕国重视遥远的秦国而忽视近邻赵国的危险，提出合纵赵国的战略。

燕文侯被说服，资助苏秦前往赵国。

此时，厌恶苏秦的奉阳君已死，苏秦向赵肃侯提出了合纵六国抗秦的主张。他建议赵国联合六国组建抗秦联盟，借此建立霸业。

苏秦的合纵战略本质上是地缘政治的精妙设计。从地理上看，山东六国基本上是从北到南的一条纵向，联合起来对抗西方的秦国，故称“合纵”。

赵肃侯认同苏秦的计划，封他为武安君，给予重金资助他游说其余各国。

苏秦依次前往韩、魏、齐、楚，成功说服这些国家加入合纵联盟。他担任六国盟长，并配六国相印-4。合纵联盟形成的十五年间，秦国不敢窥伺函谷关以东。

然而，合纵战略存在致命缺陷。它不符合列国的眼前利益，尤其对不与秦接壤的国家来说，秦的威胁并不迫切。且六国地理分散，协调困难，当秦国联合齐、魏攻赵，合纵联盟便瓦解了。

在合纵战略面临危机时，苏秦需要一个人在秦国配合他的行动，这个人就是他的同门师弟张仪。

张仪，魏国人，与苏秦一同拜在鬼谷子门下学习纵横之术。学成后，张仪游说诸侯，曾陪楚相喝酒，席间楚相丢失玉璧，门客怀疑张仪，他被抓起来鞭笞。

面对妻子的哀叹，张仪却问：“你看看我的舌头还在不在？”得知舌头仍在，他笑言：“这就够了。”

苏秦派人暗中引导张仪前来赵国，却故意冷落羞辱他，激怒张仪西入秦国。与此同时，苏秦暗中派门客资助张仪，助他见到秦惠文王，被任命为客卿。

当张仪得知真相后，感叹：“我还是不如苏先生高明啊！”并承诺苏秦在世时决不攻打赵国。

苏张二人的配合，本质上是共同创造了一个市场需求。苏秦的合纵需要秦国的威胁存在，张仪的连横则需要合纵作为对立面。

没有合纵，就连横失去了市场；没有连横，合纵就失去了价值。

这对师兄弟联手在空白市场上创造了一个纵横捭阖的舞台。

苏秦死后，张仪成为战国舞台的主角，他的连横策略将战国政治理性主义推向了新高度。

张仪生涯的巅峰之作是诈骗楚怀王。他出使楚国，对楚怀王承诺：若楚与齐断交，秦将把商於之地六百里赠与楚国，并献上秦国美女，永结兄弟之邦。

楚怀王喜出望外，不顾大臣陈轸劝谏，毅然与齐国断绝关系。然而当楚国派将军随张仪赴秦接收土地时，张仪佯装坠车受伤，三月不朝。

待楚齐关系彻底破裂，齐秦建交后，张仪才上朝面对楚使，轻描淡写地说：“我有秦王赐给的六里封地，愿把它献给楚王。”

被激怒的楚怀王仓促兴兵，先后在丹阳和蓝田被秦军大败，最终割让两城向秦求和。

张仪的诈骗术能够成功，正是基于对各国利益的精准把握。他深知楚怀王的贪婪与短视，也清楚齐宣王的易怒与轻率。在张仪看来，国际关系中没有永恒的敌友，只有永恒的利益。

而当楚怀王以黔中之地换张仪时，张仪竟主动请缨使楚。他深知秦国的实力已足以保障他的安全——“秦国强大，楚国弱小”，他料定楚王不敢杀他。

果不其然，张仪通过楚大夫靳尚走通郑袖的门路，最终安全返回。

张仪诈骗楚怀王的行为，代表了战国政治的一种趋势——随着竞争加剧，各国间的道德约束日益松弛，利益计算成为主导国际关系的核心逻辑。

这种政治理性主义的兴起，有其深刻的社会背景。

春秋至战国，政治伦理发生了根本转变。在宗法制下，孝既是道德概念，更是政治概念，君臣与父子同体，家与国同构。而至春秋时期，孝不再处理君臣上下关系的准则，而成为专门处理血亲宗族关系的准则。

公元前651年，齐桓公主持葵丘之会，誓约第一条就是“诛不孝”。然而在春秋时期的36件“弑君”事变中，却没有一例是从“不孝”的角度来评判的。

更典型的是鲁昭公失国事件。昭公被三桓击败，逃亡齐国，而鲁国百姓却悦服，诸侯乐往。晋国大夫史墨评论道：“鲁君世从其失，季氏世修其勤，民忘君矣。虽死于外，其谁矜之？社稷无常奉，君臣无常位，自古以然。”

这种政治理性的崛起，催生了百家争鸣的思想盛况。诸子百家各自提出对政治、社会、伦理的不同理解，形成四大主要学派：儒家、墨家、道家和法家。

儒家倡导“克己复礼”，希望恢复周代的礼乐制度。孔子提出“仁爱”思想，强调“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伦理黄金律。

墨家则提出“兼爱”理念，主张无差别的爱，认为“视人之国若视其国，视人之家若视其家，视人之身若视其身”。

道家则倡导“无为而治”，认为“治大国如烹小鲜”，反对过度干预，主张顺应自然。

法家则彻底拥抱政治理性，主张以法和制度治国，否定道德教化的作用，强调权力和利益的支配地位。

法家思想最终帮助秦国统一六国，正是因为其高度理性化的制度设计，符合了战国时期激烈竞争的需要。

政治理性主义帮助秦国崛起，但也埋下了秦朝速亡的种子。绝对的理性计算忽略了对人性的尊重，导致严刑峻法，社会矛盾激化。

秦朝统一后，延续了战国时期的法家路线，以严酷的刑法治理国家。秦始皇“奋六世之余烈”，最终统一六国，但秦朝仅存十五年便告灭亡。

秦的兴衰告诉我们，政治需要理性，但不能只有理性。成功的政治需要在理性计算与道德价值间找到平衡。

今天，我们回望战国时代的那场变革，依然能从中汲取智慧。政治的本质是什么？领导力的边界在哪里？制度与人性应该如何平衡？这些问题，依然值得每一个思考公共事务的人深入反思。

正如秦惠文王所示范的——恨你但要使用你，这是政治家的理性；而如何不被这种理性吞噬人性，则是政治永恒的课题。

来源：跟老赵学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