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952年4月22日凌晨3点，台北马场町刑场的探照灯突然熄灭。宪兵王兆凯在值班本上匆匆记下："犯人问今日几号，答4月22号，无言。"三声枪响后，担架上那个虚弱的身影永远停止了呼吸。没人敢相信，这个被抬着行刑的肺结核病人，竟是抗战时期组建台湾义勇队、获授中将军衔

1952年4月22日凌晨3点，台北马场町刑场的探照灯突然熄灭。宪兵王兆凯在值班本上匆匆记下："犯人问今日几号，答4月22号，无言。"三声枪响后，担架上那个虚弱的身影永远停止了呼吸。没人敢相信，这个被抬着行刑的肺结核病人，竟是抗战时期组建台湾义勇队、获授中将军衔的黄埔二期名将李友邦。他的判决书只有600字，核心罪名"参加匪帮，掩护匪谍"的墨迹旁，还留着他咳血的斑痕。

时间倒回1924年台北，18岁的李友邦带着同学袭击日本警察派出所，子弹擦着耳朵飞过。这个台湾望族第五代子孙，在家族祠堂偷偷供奉着郑成功画像。殖民当局的通缉令贴满街头时，他躲在运煤船底逃往大陆，在黄埔军校二期的宿舍墙上刻下"复疆"二字——这两个字后来被马英九题写在金华台湾义勇队纪念馆的门楣上。

1939年浙江金华酒坊巷，23岁的杭州姑娘严秀峰第一次见到李友邦。这个穿着粗布军装的台籍军官，正带着30多个台胞组装X光机。她后来在回忆录里写："他衬衫领口磨出毛边，却把唯一的白大褂垫在机器下面。"此时的严秀峰刚结束东洲保卫战的传令任务，毒药丸还藏在旗袍盘扣里——这个17岁就以"花木兰"自许的富家小姐，在日军炮火中泅水送情报，战后拒绝表彰，只要求加入台湾义勇队。

台湾医院的煤油灯总亮到深夜。浙江省档案馆J167-001-0123卷宗记载，1942年细菌战期间，李友邦带着队员把奎宁片碾碎掺进米汤，每天义诊200多人。有老农跪谢时，严秀峰发现他鞋底磨穿，当即扯下军装下摆给他包脚。这双沾着药粉和血渍的布鞋，现在躺在龙岩队部旧址的玻璃柜里。少年团团员王正南记得，严秀峰总把糖果藏在听诊器包里，孩子们叫她"台湾妈妈"。

1945年10月25日台北公会堂，李友邦的领章在受降仪式上格外耀眼。《台湾新生报》头版照片里，他胸前"复疆"臂章与中将肩星交相辉映。很少有人知道，三个月前他还在龙岩山洞里编写《台湾先锋》月刊，油印机被炮弹震坏，就用口红在岩壁上写社论。那天他在日记里画了个笑脸："台湾人终于能堂堂正正说自己是中国人了。"

转折发生在1950年2月18日。保密局档案显示，严秀峰被捕时，宪兵在她首饰盒底层发现一枚铜质义勇队徽章。朱谌之案的牵连像一张大网，把这位曾获抗战勋章的女性网罗其中。李友邦在军法处咳得撕心裂肺，却始终不肯在自白书上按手印："我按下去，台湾人就真成了匪。"蒋介石在省党部改组会上拍了桌子："太太是奸匪，丈夫也是！"这句后来被称为"蒋介石定律"的话，成了死刑判决的唯一理由。

1995年清明，78岁的严秀峰跪在马场町黄土岗上，从怀中取出用红布包了43年的假牙。这副李友邦行刑前托狱友转交的遗物，金属支架上还留着胸膜炎患者的牙印。她颤巍巍把假牙按进丈夫衣冠冢，突然起身对着天空高喊："我们是抗日的义勇军！"惊飞的麻雀，掠过马英九题写的"台湾义勇队纪念馆"牌匾，阳光在"复疆"二字上折射出彩虹。

2005年国民党党部挂出李友邦遗像那天，其子李力群在父亲平反档案里发现一张泛黄字条。1952年4月21日，这个黄埔将军留给世界最后一句话："如果我们为国为民，则其身虽死，而精神仍永存世间。"现在这句话刻在金华纪念馆的照壁上，常有台胞摸着"复疆"题字流泪，就像当年严秀峰在东洲保卫战中，把情报塞进竹筒时那样坚定。

当历史的尘埃落定，我们该如何铭记这位用生命诠释"欲救台湾必先救祖国"的英雄？那个在刑场上问"今天几号"的黄埔将军，是否早已预见52年后的平反？

来源：独钓寒江雪一点号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