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被捕的人不是普通特务目标，而是台湾省工委书记蔡孝乾，曾经的长征老兵、红军政委。
上世纪50年代初，台北泉州街26号，一场突袭抓捕悄然展开。
被捕的人不是普通特务目标，而是台湾省工委书记蔡孝乾，曾经的长征老兵、红军政委。
几个月后，他供出了所有同志的名单，导致四百多人被捕，千余人牺牲。
三十多年后，他在回忆录中只写下四个字：“理性选择”。
一个走完长征的革命者，最终成了靠叛变升官的少将。
蔡孝乾1908年出生在福建永定，早年随父亲迁往台湾彰化。
那时台湾仍在日本统治之下，殖民压迫让他早早感受到民族的屈辱。
他1919年考入彰化公学校，三年后因成绩优异留校任教。
16岁的他1924年带着父亲筹来的路费到上海求学，考入中国共产党创办的上海大学社会科学系，师从瞿秋白、任弼时。
那时的他热血而单纯，在校园里学习马克思主义，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
两年后他回到台湾从事革命宣传，1928年参与组建台湾共产党，成为中央委员。
为了逃避日警追捕，他辗转厦门、漳州。
他在1931年红军攻占漳州时立下功劳，被安排到江西瑞金列宁师范学校任教。
1934年他随红军踏上长征路，雪山、草地、饥饿、追兵，他都挺了下来。
他是唯一走完二万五千里长征的台湾共产党人，1935年到达陕北后，他被任命为反帝联盟主席。
抗战爆发后他进入八路军总部，担任野战政治部敌工部部长，负责对日宣传工作，还在《群众》《八路军军政杂志》上发表文章。
那时的他是坚定的革命者，甚至被周恩来点名派往延安学习。
抗战胜利后，1946年7月，中共中央决定在台湾建立党组织。
蔡孝乾被任命为中共台湾省工委书记，秘密返回台湾，开始组织地下网络。
几年间他发动农民运动、工人罢工，党员发展到1300人，外围群众近5万人。
但随着国民党退守台湾，白色恐怖席卷全岛，蔡孝乾的生活开始变化。
他常出入台北的波丽露西餐厅、山水亭，还因侵吞经费、诱奸14岁妻妹马雯娟而被内部警告。
一个曾经走过雪山草地的革命者，变成了沉溺于酒与肉的享乐者。
《光明报》事件于1949年7月爆发，地下党在台湾大学散发刊物被查获，特务顺藤摸瓜，抓获多名党员。
台共高层陈泽民在酷刑下吐露了一个名字——“老郑”，这是蔡孝乾的代号。
在1950年1月29日，特务于台北泉州街26号将他抓获。
蔡孝乾被捕后迎来的是保密局特务谷正文，不同于传统的酷刑逼供，谷正文采用的是心理瓦解。
每天给蔡孝乾送饺子、泡咖啡，谈长征、聊理想，假装尊重他的“资历”，蔡孝乾的防线逐渐崩塌。
谷正文早就摸清了他虚荣和怕苦的弱点，他并不打他，而是给他温情，告诉他：“合作就能保命。”
几天后蔡孝乾主动要求“带路”，带特务去抓地下党员，那天他亲眼看着五名同志被捕。
他趁特务不备逃往嘉义农村，但乡下清苦让他受不了。
两个月后他穿上西装想进城吃西餐，就在嘉义的一家餐厅，他点了菲力牛排和红酒。
刚举起刀叉他就被盯梢的特务堵住，第二次被捕后他彻底崩溃。
在狱中他开出条件：“帮我还赌债，让马雯娟来照顾我，我全交代。”
谷正文答应了，一周内他供出了所有党员名单、住址、暗号。
短短一个月，四百多人被捕，近两千人受牵连，其中包括“密使一号”吴石将军和女交通员朱枫。
朱枫原本是蔡孝乾的联络人，1949年她以“母亲”身份赴台，与蔡孝乾见面。
离开时她留下电话号码，蔡孝乾竟直接写在新台币纸币上，毫无保密意识。
这一失误成为情报破案的重点，朱枫被捕后吞金自尽未果，后被枪决。
她的线索也暴露了吴石，吴石被捕后遭到残酷刑讯。
老虎凳、竹签、灌辣椒水等酷刑最终导致他失明、残疾，但始终没吐露一句情报。
吴石、朱枫、聂曦、陈宝仓四人1950年6月10日清晨被处决于台北马场町刑场。
他们的沉默，是信仰的坚持；而蔡孝乾的“合作”，成了信仰崩塌的象征。
叛变之后蔡孝乾获得了保命的奖赏，国民党为他安排洋房、警卫，还授予少将军衔，让他在“国防部保密局”挂职。
他1955年被任命为情报局匪情研究室副主任，表面风光，其实处于半囚禁状态，门口常年有人看守。
蔡孝乾被要求撰写反共回忆录，录制广播讲话用来劝降地下党员，他也清楚自己只是政治工具，被利用的“叛徒样板”。
邻居只知道他是“蔡顾问”，没人知道他的过往。他得了糖尿病，双脚溃烂，整天裹着纱布。
那个曾经拿笔记记录战斗计划的人，如今用拐杖撑着残躯走路。
为了避嫌，他逼迫三个孩子改随母姓“周”，甚至让他们移居海外。
那年六月，吴石倒在刑场，朱枫的血洒在草地上，蔡孝乾却在洋房里写下“理性选择”四个字。
几十年后他在台北病逝，终年74岁，墓碑上只刻着“蔡公讳孝乾之墓”，连真实身份都不敢留下。
历史留下两种命运，一种是马场町的沉默，一种是洋房里的自辩。
吴石和朱枫的名字，刻在北京西山无名英雄纪念广场，蔡孝乾的坟却早已被杂草淹没。
他所谓的“理性”，是出卖信仰的代价；他们的沉默，才真正是“沉默的荣耀”。
来源：医者康子